针对我国有效需求不足原因的有多种解释，鱼龙混杂，混淆了认识，也妨害了对症下药，因此，需要对不太正确的解释进行一些必要的辨析：
1、有学者把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归咎于经济结构不合理，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供给过多。该观点所说的有效供给不是经济学中与有效需求相对应的有效供给一词，既不是指总供给，也不是指有供给能力的供给，而是指：产品品质上适应市场需求，价格上与购买者的购买力和现实购买欲望相适应的商品。即好而不贵、物美价廉的商品。但是，商品的好坏贵贱是相对的，就普遍而言，好的商品总是要价格高的，成本和利润卡着呢，越是高科技产品，价格越高。如果现在大屏幕背投卖成21吋彩电的价格，21吋彩电卖成收音机的价格，当然会成为有效供给且供不应求，问题是可能吗？在购买力水平与商品价格水平不相适应时，是让微观的企业去慢慢地、艰难而痛苦地降价以增加有效供给正确呢？还是政府在宏观上总体相应增加货币以增加人们的购买力正确呢？中国已进入微利阶段，不能指望通过迅速大幅度降价的结构调整来扭转需求不足局面，降低物价水平本来就是艰难而痛苦的，通货紧缩是许多人不能接受的。的确，有一些落后伪劣商品价格很低大家也不想要，但这不是主要问题，如果需求不足的主要是落后伪劣商品，而其他商品需求基本充足，那是好事儿而不是坏事儿，就不用为有效需求不足发愁了，（是否是落后商品，不能完全和发达国家比，那样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落后的，发展的各阶段不是可以任意不经而过的）。我国现在远未达到物质极大丰富的程度，生活水平还很低， 任何一种合格商品都未多到再便宜或者白送也没人要的程度，正是由于购买力不足，使得质次价低的商品也有不小的市场。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供给过多的观点是一个时髦但不切实际的观点，把普遍性供大于求主要归咎于重复建设、供给刚性等结构问题是欠科学性的，限产、压缩无助于解决总需求不足造成的下岗、失业问题。
有结构派学者以家电过剩为例来说明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的，他们把家电过剩的原因主要归咎于农村基础设施的提供严重不足。这种观点实际是站不住脚的，难道现阶段农民就不想拥有（高档）家电？如果这些基础设施基本完备的话，农村就能大量购买家电并扭转家电供大于求的局面？而且，建设这些基础设施也是需要钱的，有没有多余的这一大笔资金？谁来投资？谁肯投资？农村居民的购买能力是否能较普遍接受投资者提供的有偿服务，使投资者正常运营赢利、收回投资并足以诱使投资者投资？这一切不都是钱的问题？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许多所谓的结构问题更深层的其实是货币问题。农村家电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农村的购买力不足，农村的购买力不足并不是建立在城市购买力相应过剩的基础上的，不能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解决问题。
或许有人会说家电供大于求是因为大多家电的档次太低。我们以彩电为例来说明这种观点的不妥之处，彩电年生产能力4000万台，生产3000万台，销售2000万台，那么年3000万台都生产大屏幕背投、液晶、等离子体就行了？真那样的话，恐怕连1000万台都卖不出去，而再次被批评为重复建设。结构说中也有人认为，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升级、产业升级和生产力发展扩大内需，扭转需求不足局面。其实，在货币不能相应增长的情况下，技术创新、产品升级、产业升级和生产力提高恰恰是需求不足的原因。假如保持现在的购买力水平，而让技术、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倒退五十年、一百年，有效需求还会不足吗？
结构说中还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短缺与过剩共存，需求不足主要是结构性的，不是总量性的。这种认识似是而非，因为，结构问题任何时候都存在，总需求再不足，也会有短缺、紧俏的商品，总需求再过量，也会有过剩的商品，所以，不能因两者都存在，便认定需求不足（或过量）一定就主要是结构性的。在货币（及其增长）充足、总需求（增长）充足的情况下，如果因结构问题导致供求错位，使经济出现结构性需求不足，则产生相应的货币购买力挤出，把挤出的货币购买力挤入到经济的其他部分，相应地应出现结构性需求过量，且需求不足和需求过量应是基本对称的。所以，区分供求失衡主要是总量问题还是结构性问题，要看短缺与过剩是否基本对称均衡，那个是主要矛盾。我国现在的供大于求是普遍性的，大部分商品都供大于求，供不应求的商品很少。经贸委2001年7月15日发布的调查显示，从总的情况看，603种主要商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有103种，供过于求的达500种，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有结构派学者认为，这 603种主要商品没有包括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我国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瓶颈制约已经基本缓解，但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比，仍然不能满足要求，如1997年我国的发电机装机容量人均只有0.2千瓦，还达不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的公路密度，即使在交通发达的沿海地区，每平方公里也只有0.3公里，赶不上印度0．5平方公里的水平，因此认为需求不足是结构性的。要知道，平均水平低不等于需求大于供给，与发达国家或某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那种商品的平均水平都很低）。1997——2002年间，即使是过去长期短缺的一些能源、原材料等瓶颈行业也开始过剩了。用报纸上的话说：“中国绝大部分想得到的新产品、新行业，都投资过度了，可以有高利润的新行业越来越难找了，这以后企业还朝哪儿发展？”，如此，怎么增加有效供给？有人以一些产品需要进口为由来说明需求不足是结构性的，这更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商品生产也存在着国际分工，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有不少商品需要进口，何况我国现在还是顺差。总之，当前需求不足主要不是结构问题，而是总量问题。
从通过宏观调控解决问题的实践上说，中央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众多企业的生产经营，否则就是对市场经济原则的违背；政府过去用强制手段进行“关停并转”、“限产压缩” 来进行结构调整，但有效需求不足局面并未因此而有所好转，却往往发生“拉郎配”和遭到明里暗里的抵制。至于有人主张，在政府政策的指导下进行结构调整，试想，行政强制手段都会因遭到抵制而难以有效落实，“说教式的指导”又能有多大作为、产生多大效果？大多数商品供大于求、供不应求的商品很少的局面，使企业对如何进行结构调整感到茫然，难道政府就不茫然？现实中人们对如何进行结构调整，只有面上的提法、没有具体的办法。总之，把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归咎于经济结构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需要指出的是，大萧条时也有学者和政府官员把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归咎于结构问题，而许多年后的研究表明，货币是主要原因。
2、有人把需求不足主要归咎于我国的经济体制不合理、市场机制不完善。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在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经济运行不可避免地在萧条和繁荣之间的波动，绝不是说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完善到某种程度就可以避免有效需求不足现象的出现，正确的宏观调控也只能减小经济波动的幅度，而不能消除经济波动，不恰当的宏观调控则会加剧经济的波动。经济萧条是完备的且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市场经济的痼疾（吴军，2001），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才出现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不完备的早期（1825年以前）不存在经济萧条的现象。我们也知道，我国过去的体制、机制更不合理，如果这种观点正确，过去就应一直是需求不足的，但过去却是供不应求，近的如1992-1993年，远的如1988年以前。或许有人会说，过去是短缺经济，现在是过剩经济。要知道，供求是一个相对应的关系，是否平衡和商品供给能力的绝对水平没有必然的正负因果关系，总供给过剩和总需求不足是一回事儿。象西方国家，生产力水平比我们高许多，但有效需求并不见得就一定不足。过去之所以短缺，是因为货币供给远大于需求，只是由于凭票供应和物价管制的计划经济，才未引起过度需求、物价高涨，有人称之为隐性的通货膨胀，如果当时也是货币不足或者干脆没有货币，而又不免费供应，同样会过剩的。1987、1988年，物价放开、票证取消，货币过量压力释放，1988、1989年物价猛涨，1989年开始的治理整顿、政策紧缩，很快矫正了货币过量，并矫枉过正，造成货币不足，迅速由短缺变为过剩，1990年出现市场疲软。1992年货币相对快速增长，经济又迅速从过剩进入短缺。而后政策紧缩，很快又进入过剩。谁也不能说这期间经济体制、机制时好时坏或越改革越坏，所以，体制、机制问题不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同样的道理，归咎于消费观念落后的观点也不正确，因过去的观念更落后。也没有理据证明过去的经济结构比现在更合理，在所谓的短缺年代，商品更加单一，经济结构更不合理；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还是有很大改善的，谁也不能说我国的经济结构越改革越坏了。总之，我们不能把过去需求充足时就已经存在且更严重的那些问题作为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也因此，诸如主要归咎于供给刚性、农村城市化不够的观点也都是不正确的。不过，随着体制的改革、结构的调整，市场化、货币化范围不断扩大，的确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如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和医疗保障、社会保障的改革等。而金融体制的改革、银行自我约束机制强化则制约了货币盲目地内生性增长，但这些只能说成是合理化的结果，而不能说成是不合理的结果。
联系到我国在1988-1989年的抢购风、1990-1992年间的市场疲软、1992-1994年间的经济高涨以及随后的有效需求不足，更能充分说明体制说、结构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结构和体制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变得很好和变得很坏。如果说短缺是体制或结构造成的，过剩也是体制或结构造成的，那么，体制和结构到底是要造成短缺呢？还是过剩呢？最后还得落到货币上。结构、体制问题任何时候都存在，在货币充足又不过量的情况下，经济结构或体制再不合理，也不可能出现大部分商品都供大于求或都供不应求的局面，不是结构、体制问题导致了普遍性需求问题，而是普遍性需求问题加剧、凸现了结构、体制问题，并使人们混淆了对根本因果关系的认识。体制、结构不合理对总需求肯定有一定影响，但绝对不是内需总量不足（或过量）的根本原因，而且必要时完全可以通过控制货币供给来矫正或适应结构和体制等因素对总需求的影响。
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了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货币不足，而不是结构、体制问题。中央政府从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出扩大内需，同时结构调整、体制改革也在进一步深化，但由于货币增长率在相对的低位徘徊，对600多种主要商品供求关系的调查显示，1998——2002年间，供大于求的商品种类年年增加，供求基本平衡的年年减少，到2002年已有86.3%的商品供大于求，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有效需求不足局面不仅没有什么好转，而是在加重。2003年开始，随着货币增长率的明显提高，供大于求的矛盾终于开始缓解，供大于求的百分比止升转降，事实雄辩地说明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应是出在货币供给方面。
货币不足、总需求不足、就业形势严峻，也严重制约着结构的调整、体制的改革。如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破产效益差的企业，面对的拦路虎是：需求不足所造成的严峻的就业形势；再如投资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前面是需求不足导致的前景渺茫、风险没底儿，不敢投资，后面是货币不足导致的资金匮乏、贷款难找，无力投资，货币不足、需求不足严重制约着产业、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而且，由于需求不足，利润高的行业（商品）少，企业的投资选择面很窄，一旦某一商品比较畅销、利润较高，大家会蜂拥而上，也很容易造成重复建设，破坏了原有的供求结构，如《经济日报》连篇批判的39条浮法玻璃生产线的重复建设；至于扩大第三产业，需求不足的压力直接作用于商业等服务业，怎么扩大？能扩大到哪里？农村税费改革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农村基层哪儿都缺钱、哪儿又都需要钱；苏皖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出现反弹，根本难点在于财政缺口无法弥补（葛如江和汤涧，2003），县乡村级财政本来就普遍困难。前面已说过，在货币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局面未根本扭转之前， 政府在某些具体领域进行的努力，很可能是拆东墙补西墙，力不少出、活儿没多干，事倍功半。税费改革是应该的，但不能指望它能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需求不足或过量是短期问题，体制、结构不合理是长期问题，不能通过解决长期问题来解决短期问题。当前，货币、需求的短期问题和结构、体制等长期问题交错扣连，应以货币为主切入口，先解决货币问题，扭转（至少是大幅度缓解）需求不足局面，使经济运转畅通，进入有效循环，为结构调整、体制改革提供一个良好的前提背景，在畅通的运转中（而不是迟滞中）优化结构、体制，解决结构、体制问题才能事半功倍，而不能是先解决体制、结构等长期问题，通过解决长期问题来解决总需求（货币）不足等短期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当前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就不重要）。没有正确的宏观政策措施或有利的外来冲击，短期问题会长期不能解决的，如英国在20世纪20、30年代长期萧条，美国在1929-1941年间也长期萧条。
3、有人把有效需求不足主要归咎于金融危机。我们知道，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就已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所以，这种解释对不上时间。金融危机减少了我国随后一段时间内的出口增长，加剧了内需不足的程度。后来出口增长基本恢复之后，有效需求不足局面并未好转，也说明亚洲金融危机不是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需要指出的是，1994年阿根廷开始衰退，1995年出现4%的负增长，经济萧条初期，部分人士也将其归咎于1994年底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4、有人把有效需求不足归咎于所谓的通货紧缩，认为人们买涨不买落，扭转价格形势已成为扭转宏观经济的关键。这种观点颠倒了因果关系，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物价下降，而不是物价下降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物价是从1997年10月份以后才开始下降的，而我国在1995、1996年就已出现了明显的有效需求不足。如果物价持续下降前总需求充足，物价怎么会普遍持续下降呢？对这种观点的另一个否定是，我们硬性地把所有物价都持续提高几倍，有效需求就增加了？可以肯定，那样人们更买不起东西了，需求会更不足了。反过来，如果真能让全部物价降低一大半或更多，内需不足的局面肯定会全面扭转，又一次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供应商之所以降价正是为了增加销售量，如果真是越降价越没人买，供应商们再愚蠢也不会去降价的。正是由于货币不足时，物价不能相应下降以矫正货币不足，需求才持续不足的，如果物价能绝对灵活，就不会出现有效需求过量或不足。需要指出的是，2000-2001年物价指数由负变正，而有效需求不足局面并未扭转，也说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通货紧缩是经济问题（总需求不足）的结果表现，而不是该问题本身及原因。把通货紧缩（膨胀）需求不足和过量的根本原因是不科学的，本末倒置。物价的涨落对货币流通速度（消费、投资倾向）有一定影响，物价上涨对货币流通速度有一定提升作用，但若货币不能相应膨胀，实际购买力会降低，能买的起的商品和能买的起商品的人（和企业）会越来越少，这样，通货膨胀对总需求的正效应小于其负效应，如滞胀。反过来，物价持续下降中，的确会有一些人持观望态度，能买的起的商品和能买的起商品的人（和企业）会越来越多，对总需求的正效应大于负效应，如2002年汽车大幅度降价造成需求爆发性增长（张伯顺，2002）。通过物价上涨预期来刺激总需求即使短期内是有效的，长期上也属于饮鸩止渴。有人把物价指数由负变正当成经济出现转机的一个表现，那是错误的，在货币（总需求）不足局面未扭转的情况下，物价上涨是坏事儿而不是好事儿。
5、还有经济周期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经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等几个阶段，我国经济经过多年的繁荣之后，这段时间恰处于萧条和不景气阶段。这种观点并未说明经济周期的内在原因，似乎这一切都是自然的，与宏观政策无关。然而，经济的运行不同于日月星辰变换，恰恰是由人的经济行为来实现和决定的，任何一个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都会给经济波动造成影响，在政府对经济进行强大干预的今天，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无疑是最有决定作用力和影响力的。而且，经济的波动是不规则的，并不存在固定的周期，不是到某一个时间点就一定是什么样的态势，如我国1988年出现高涨，1990-1991年出现市场疲软，1992年，货币供给相对快速增长，当年经济迅速复苏并进入高涨。而后的有效需求不足从1995年开始到2002年已经8年了。经济波动也不必然是复苏、高涨、衰退、萧条依次出现，如1937年8月，正在走向复苏的美国经济在并未出现高涨的情况下，由于政策错误紧缩导致货币供给量再次绝对下降，又一次陷入急剧衰退和经济危机。所以，没有正确的宏观政策调控或有利的外来冲击，经济是不能自动较快地走出萧条的，这种经济周期的观点无助于对宏观调控进行指导。根据本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市场经济运行出现高涨、衰退、萧条、复苏的波动，是由于货币供大于求和求大于供以及两者之间的过渡、转换造成的，货币供求失衡的原因则是实际冲击与货币冲击共同且相互作用的结果。
综上分析，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主要不是结构、体制等问题。基于文章开头的分析，毫无疑问我国总需求不足的原因也是货币不足。对于其他有一定道理所谓的非货币因素原因解释，重复前面的一句话，可以也应该归纳于对货币供求量的影响上，先成为货币不足的原因，再成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而不能直接成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造成我国货币不足的根本原因是长期的紧缩政策，具体原因过程在“滞胀”一章中已论述。
2·2 人们总是用“货币供给增长率同经济增长率和零售物价上涨率之和相比较”的方法来衡量货币供给是否充足，并得出结论：我国的货币供给是充足的。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一比较方法有许多不妥之处：
1、货币服务于整个经济领域内所有的商品交易和流通，任何商品供给增长和物价上涨，都增加对货币的需求，经济各部分是不均衡和不成固定比例的。经济增长、零售、消费物价的商品统计范围很小，不能准确代表总商品供给（增长）和总物价（上涨）。比如，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31342亿元，增长13.1％，而同期商品供给中仅工业总产值就52692亿元，增长28％；生产资料价格上涨33.7％，而消费物价上涨14.7％；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44918亿元，增长11.6％，而同期仅工业总产值就76909亿元，增长26％。并且，货币需求量不仅要考虑现实的商品供给（增长），还要考虑商品的供给能力（增长），失业增加、商品供给能力闲置（增加）时，经济增长指数对此没有任何反映。这两个指数仅属于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没有反映，而股票和债券的二级市场也需要且占用着大量货币，即购买力分流。从1996年连续降息以来，股市火爆，股票数量猛增，价格猛涨，如上证指数，1996年550点，2000年上升到2000点左右，这需要大量的货币流入进行支持，大幅度增加着对货币的需求，相应减少了实体经济领域的货币供给增长，是造成实体经济货币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货币从实体经济进入虚拟经济后，很难再从虚拟经济撤回实体经济，因为赚了钱的想继续赚钱，赔钱的想捞回来，即使股市回落低迷，大多也不肯把资金撤出去。
另外，我国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逐步改革，市场化、货币化范围迅速扩展，也大幅度增加着货币需求量，如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和医疗保障、社会保障的社会化改革等，都大量增加着对货币量（购买力）的需求。货币化的过程不但应包括物质产品的货币化与市场化，还应包括服务产品的货币化与市场化，既包括流量资产的货币化与市场化，也包括存量资产的货币化与市场化。因此货币化在中国的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孙健 辛然 2002）。经济增长、零售物价指数对此没有什么反映。象大学大幅度扩招和学费猛涨，大量地增加了对货币（购买力）的需求。
2、未考虑货币流通速度V的变化。我国近些年来的货币流通速度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和货币增长不足有很大关系），从1992年的1.049下降到1998年的0.761，相应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当然，GDP在整个货币经济中比重很小，用GDP/M2来计算V是不准确的，但经济萧条时消费倾向、投资倾向低却是不争的事实。
3、货币需求增长率也不宜由需要交易商品量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简单相加，因△(PT)= △P＋△T＋△P·△T， 当△P和△T都不小于10％时，△P·△T就不能忽略不计。
4、货币供给增长率大于货币需求增长率不等于货币供给增长额一定大于货币需求的增长额，还要看基数大小； 货币供给增长额大于货币需求增长额不等于货币供给量大于货币需求量，也要看基数大小。
如果货币供给增长率大于经济增长率与零售物价上涨率之和，就是货币供给增长率大于货币需求增长率，那么，这好几年累积下来，货币供给应严重过量，就应是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了。所以，货币供给增长率大于经济增长率与零售物价上涨率（或消费物价指数）之和，并不等于货币供给增长率大于货币需求增长率及货币供给增长额大于货币需求增长额，更不等于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 。
五 结论及建议
既然需求不足的原因是货币不足，那么，扭转需求不足局面就要主要通过相应适当增加货币供给来实现。有人总担心增加货币供给会引起通货膨胀，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有非货币手段能有效增加有效需求、扭转需求不足局面，会有相同的通胀风险的，（计划经济中的强制降价除外）。在由需求来拉动经济较快速增长时，完全避免物价上涨也是不可能的 。对物价上涨，既要允许其适度存在，又要防止其肆虐，要把它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从2003年开始，我国的货币供给增长率明显提高，但这主要并不是宏观政策措施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于外汇储备超常增加、外汇占款大量投放及其货币乘数导致的。现在，的确要适当控制货币增长率，防止货币增长率过高，但不宜转入紧缩政策。这种较高的货币增长率应保持、观察一段时间。要注意贷款增长在时间上的连续性，要避免货币增长率、贷款增长率的大起大落；也要注意贷款增长在结构上的均衡性，避免贷款增长集中在某些局部而产生结构型通红膨胀，并引致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同时要高度关注物价的涨落，必要时进行一定的物价管制，本文已分析说明，物价上涨从根本上说是有效需求的大敌。美国肯尼迪年代经济长期繁荣经验告诉我们，较高的货币增长和恰当的物价管制是保持长期强劲需求的有效方法。
六、对宏观经济学的一些反思
1、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知道，有效需求不足或过量的原因是货币不足或过量，商品供求总量均衡和货币供求均衡是一体的、不可分离的。货币供求均衡则商品供求总量上必然均衡，商品供求总量上均衡则必须货币供求均衡。不可能出现商品供求总量不均衡而货币供求均衡的情况，或相反。所以，宏观经济学教程中的IS—LM模型是错误的，因在这个模型中两者是分离的，这个模型实际上重建了两分法。
2、菲利普斯曲线是错误的。基于交易方程式MV=PT，物价P和有效需求量T是反比关系，在MV增长一定时，物价上涨的多了，商品交易量T的增长就少了，甚至会下降；进而，需求对增加就业、商品供给（能力）增长、经济增长的拉动就少了，甚至会产生反向拉动力。所以，物价上涨对就业增加、商品供给增长产生的确实是负效应，物价上涨率越高，负作用越大。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和物价上涨不存在正相关的逻辑关系，而是负相关逻辑关系，菲利普斯曲线当然是错误的。只是在需求过量拉动经济增长时，需求对物价也有向上的拉动力，必然有物价上涨这一副产品，使就业增长和物价上涨成为一对孪生兄弟，虽然他们天生是敌人。在明显的成本推动或惯性的物价上涨中，这对兄弟就不能共存了。这就是为什么货币快速增长且进行物价管制时可以实现低失业率，如二战时的美国和短缺时代的我国，这一事实和滞胀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所表达的那种逻辑关系。
3、对宏观经济管理而言，货币不是唯一重要的，但却是最重要的，因为，在货币、货币流通速度、物价、商品供给（能力）等几个变量中，对政府而言，货币最具有可控性，虽然控制它仍是有难度的，并且，可以通过控制货币量来有效地控制其他变量及整个经济。当然，本文并不说明政府在其他领域就完全应无所作为，比如通过收入政策对工资物价进行必要的干预，来辅助制止通货膨胀；进行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理顺经济关系。但对扭转有效需求不足局面而言，结构调整只能作为辅助药物，不能替代货币的主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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