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一般分为3种，自号、赠号、别号，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取吧
[编辑本段]自号
一般都有寓意在内。
1、或以居住地环境自号：如陶潜，自号五柳先生。李白自幼生活在四川青莲乡，故自号青莲居士。苏轼，自号东坡居士。陆游，号龟堂。辛弃疾号称稼轩居士。明武宗朱厚燳自号锦堂老人，明世宗朱厚熜自号天池钓叟，明神宗朱翊钧自号禹斋。乾隆晚年自号十全老人、古稀天子。咸丰（奕 ）自号且乐道人。
2、或以旨趣抱负自号：杜甫，自号少陵野老，“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一老翁”——“六一居士”是欧阳修晚年的自号。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金心农自号出家庵粥饭僧，都体现了个人的旨趣。
3、有些人还以生辰年龄、文学意境、形貌特征，甚至惊人之语自号。
辛弃疾自号六十一上人，赵孟頫甲寅年生，自号甲寅人；元郑元佑，自号尚左生，明代祝允明自号祝枝指生，后在民间演变成祝支山。朱 尊，自号夕阳芳草村落，唐寅自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普救寺婚姻案主者。徐树丕，自号活埋庵道人。
[编辑本段]赠号
主要有三种情况：
1、以其轶事特征为号。如李白，人称谪仙人。宋代贺铸因写了“一川烟柳、梅子黄时雨”的好词句，人称贺梅子。张先因写了“云破月来花弄影”，“浮萍断处见山影”，“隔墙送过秋千影”三句带“影”字的好诗，人称“张三影”。类似例子再如：
山抹微云秦学士——秦观“满庭芳”词“山抹微云，天连衰草” 。
露花倒影柳屯田——柳永，《破阵子》词中有“露花倒影”句。
张孤雁——张炎《解连环·孤雁》。
红杏尚书——宋祁（工部尚书）《木兰花》“绿杨烟外晓春寒，红杏枝头春意闹”。
现当代作家的笔名、艺名也可算入号的范畴，有的是自号，有的是赠号。
郭沫若（笔名）原名开贞，巴金、夏衍、冰心全是笔名（自号），而非原名。
艺号（赠号）： 张英杰——盖叫天，牛俊国——牛得草，荀慧生——白牡丹，李慧敏——白玉霜，毛稚黄——毛三瘦。
2、以官职、任所或出生地为号。王安石称王临川；杜工部（杜甫），贾长沙（贾谊）；王右军（王羲之）；汤显祖称汤临川；康有为，广东南海人，称康南海；孔融，曾任北海太守，人称孔北海；顾炎武，江苏昆山亭林镇人，人称顾亭林。清代民谣“宰相合肥天下瘦”说的是李鸿章（合肥人），“司农常熟世间芜”说的是翁同龢为常熟人，时任户部尚书。
3、以封爵、谥号为号
诸葛亮封武乡侯，人称武侯；司马光，封温国公，岳飞，谥号武穆。
宋以后，文人之间大多以号相称，以至造成众号行世，他们的字名反被冷疏的情况。苏轼一生有14类38个名号，
鲁迅先生一生（1881—1936）57岁，共用过140多个名号（主要是笔名）。鲁迅原名周樟树，字豫才，改名树人。1898年，第一次用笔名，戛剑生、树人。1818年，《狂人日记》发表时，始用鲁迅笔名。三十年代后更多，最多的为1933年26个和1934年41个。这两年也是他的创作高峰，作品最多的时期。
由于号可自取和赠送，因此具有自由性和可变性。以至许多文人，有很多别号，多的可达几十个，上百个，“别号太多，反成搅乱”（郑板桥集题画。靳秋四索画），所以近代以后，尤其建国以来，文人用号之风大减，不少人发表作品不用笔名，就用真名。少数文人存有别号，多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就出名的文人。如鲁迅曾自号书斋，绿林书室，且介亭；王力自号龙虫并雕斋；姚雪垠，无止境斋；叶圣陶未厌居，俞平柏古槐书屋，此可谓遗风。
[编辑本段]别号
号，是人名字以外另起的称号，往往有艺术色彩。名人雅士自己起的号，谓“雅号”。号，通常是一人一号，多则称为别号，但也不尽然；号一般用两字，别号则多用三字以上，但因别号与号有时难作区别，所以三字以上的号看起来也不少。
别号，就是名字以外的自称。据吴莱《三坟辨》及《韩诗外传》等古书载，别号起于上古，但清代学者赵翼认为这很可能出于后人臆撰。由信史来看，范蠡即使不是第一个自取别号者，起码也属“第一批”之列。如《史记索隐》谓甘茂居渭南阴乡樗里，故号“樗里子”，又战国著名策士苏秦、张仪，皆师“鬼谷子”，秦汉间有“江上丈人”、“河上公”之类，大抵可以说明源起的时间，约在春秋战国时代。而所以要在姓名之外另取代称的用意，似乎也已经为取号者多隐逸者流的身份给解释了——正是为了把自己的真名实姓隐藏起来。
这种因不求闻达才取别号的惯例，由秦汉而迄魏晋，承袭了700多年。汉高祖刘邦敦聘不至的所谓“商山四皓”如“绮里季”、“角里先生”等，都是以号代名，至今莫知其姓氏；晋人陶潜高唱“归去来兮”后，遂号“五柳先生”：南朝梁陶弘景躲在山中操纵政局，自号“华阳隐君”，与人书札往来即以“隐君”自署，惟恐暴露身份。但入唐之后，风气有了变化，许多文人都别署一号以标高致，如贺知章“四明狂客”，张志和号“烟波钓叟”，陆龟蒙号“江湖散人”，等等。不过总体来看，取号者的身份，大致也还是枕石漱泉隐居不仕，或辞官归田终老江湖的范围内。
从宋朝开始，自取别号成了社会时髦，其时佛道并行，别号中有“居士”、“道人”特多的倾向，故亦名道号。取号者非但不止畸人逸士、好奇吊诡辈，也不仅是士夫缙绅皆有一号或几号，甚至贩夫牙侩，亦皆有号。
从自讳姓名而取号，到借号自标而别署，号的用处，最终集中为风雅的标记。
别号是使用者本人拟制的，不像姓名那样要受到家族、行辈的限制，也不像表字亦多由家长所起或受其影响，所以它能比较自由地抒发或寄托取号者本人的一时情感，乃至终生志趣。比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时有泪，报国无门，思想上苦闷，行为上不免乖张，被人讥为不守礼法的放纵者，他就索性自号“放翁”，来表示对权贵和礼法的蔑视。此外，别号又不像姓名表字，一旦登记在户籍(人仕者还得登记在履历中)上后，不能轻易改动，而是随时发明，随时使用，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因此很多人往往不止一个别号，人们也有可能通过某些人一生别号的更改，窥测其思想情趣在各个时间阶段上的变化。
比如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便是一例：参加科举考试时，他的别号叫“履善”，其义不外景仰先贤，学做好人好事。及殿试时，被理宗皇帝夸了一句“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别号乃改成“宋瑞”。惟宋季国家无瑞可言，文天祥本人更不得志，景定五年(1264)知瑞州时，为一件用何等仪制替早已改嫁的祖母服丧之事，被人诽谤，差点儿丢官。一怒之下，便有绝意仕途息影林泉的念头，遂建“野人庐”而自号“野人”。此后又在故乡文山盖成山庄，再改号“文山”，当真过起弃官归隐的日子来了。两年多后，山河板荡，文山隐居的清兴已经不起元朝南侵的风暴袭击，于是又应召出山，为国效力，直到抗元失败被俘。此时，他又有“浮休道人”、“三了道人”等别号，以示视死如归的人生态度，并吟出了传诵千古的《正气歌》。
号的使用，在别人是尊称，如杜甫号“少陵野老”，黄庭坚号“山谷道人”，人呼杜少陵、黄山谷时，便有尊重的意思。鲁迅曾为章炳麟门生，以后做纪念老师的文字，便题为《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而在本人，则为闲署，凡公文、章奏上押字，都不用号，使用最多的地方是为诗文书画等作品签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有位梅姓“名士”曾说：“诗人岂可以没有别号?倘使不弄个别号，那诗名就湮没不彰了。”大抵也道破了许多人押号的本意。
从别号的用词看，也就是在十数种特定名词里翻花样。宋代徐光溥曾编《自号录》，依宋代人士别号的最后一、二字分类，也不过得36类，而处士、居士、先生、老人、翁、叟等倒占去大牛，或倚老卖老，或放浪自标，或自美雅致。而浅表的释义，率多集中为鄙视利禄，超凡脱俗，这也就是别号中居士、道人、渔樵、野夫特多的原因吧。只是千舸争流，都往一条道上跑的话，效果反而不好。以居士为例，原是梵文，意译“家主”，佛教用以称呼在家信徒而受过“三归”、“五戒”者，以它为号，当然很有点方外空灵味道了，故李白称“青莲居士”，白居易称“香山居士”，司空图称“耐厚居士”，苏轼称“东坡居士”，李清照称“易安居士”，等等。
中国古代的帝王除有姓名之外，往往还有谥号、庙号、年号、尊号和陵号。这些称号多见于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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