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新文化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之一，由于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白话文是新生事物，当时社会上对此的反对异常激烈，反对白话文运动的有大学者吴宓、黄侃、林纾、梅光迪、章士钊等人，尤以黄侃为最。
黄侃乃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大弟子，恃才傲物，其狂妄与尖刻是出了名的。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个哈哈，胡适则气得脸都白了。
又一次，黄侃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文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仅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这一次，胡适回击了，而且巧妙得令人拍案叫绝。也是在课堂上，胡适大讲白话文的好处时，有位同学不服气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一点缺点都没有吗？胡适微笑道：没有。这位学生想起黄侃关于文言文电报省钱的论调来，反驳道：怎会没有呢，白话文语言不简洁，打电报用字就多，花钱多。胡适说：不一定吧。要不我们做个试验。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同学们果然纷纷拟稿，最后胡适从电稿中挑出一份字数最少的且表达完整的，其内容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念毕，不无幽默地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我用白话文只需5个字：干不了，谢谢。”随后胡适解释道：“干不了”，已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而“谢谢”既有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有婉拒之意。可见，语言的简练，并不在于是用白话文，还是用文言文，只要用字恰当，白话文能做到比文言文更简练。
胡适一番精辟的阐述，是对黄侃“文言文电报省钱”之论调的回马一枪。同学们听后不由得纷纷点头赞同。在胡适等的不懈努力下，白话文最终取代了文言文。
" 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私塾教育制被取消，学生不用再读[四书五经]了。此后学校中学的大部分是白话文，只有很少两篇是古文。去年高考一篇：赤兔马之死，以文言文仿[三国志]博得满分。而社会与论赞赏有之，贬斥有之。贬斥者言：都什么年代了，还提倡文言文，“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白搞了么？又在走回头路了。
是不是进入现在文言文就不应该存在了？文言文只可供学者研究之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解答的白话文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我认为白话文的作用只是在普及文字上起到了一定作用。简化字和繁体字的区别不大，就是笔划简单了，如果是个读书人，简与繁的效果都差不多，不会因为繁就记不住它。白话文则是口语化了，文字与语言具有一致性。文言文则是传承而来的书面语，其特点是简明达意，不象我们说的话那样费口舌。
那么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差距是怎么来的呢？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似乎如白话文，并不十分难解，但语言精要。若观宋朝的[朱子语类]则与白话文差不多，好象宋时的语言习俗与现代的语言相差不大。至元曲、明清小说，则是基本白话，没有人捧了本[红楼梦]、[水浒傅]、[西游记]说看不懂的。可见，合附日常口语的白话文早就存在了，并非“五四”之功。而文言文，只是在记史时，为精简文字；若是科举应试、填词作赋用之。
既然文言文作为一种书面语言形式存在，在历史传承中并没有消失，自然有他的原因。由人类发展史来说；语言起源在汉字起源之先。名物先以语言，后以图形象物。西方以文字合语言，每一字母代表一个音节，以拼音为文，使得语言与文字有一致性。而中国则不同，语言了语言，文字则象物为文。拼音字节是在梵文传入中国之后才开始有的，以前则是以字拼字，单音节字拼双音节字。正是由于语言与文字的差距，使中国文字会长期保留两种特色，文言文与白话文。秦以前，各国均有自己的汉字，一个象形文字有很多种写法，然而语音却是各国相同，现在也没有看到有史料记载，各国出使，或朝见天子要带翻译官的。秦以后，则统一文字，以秦地文字为标准文字。以后文字是统一了，而字与口语中的含义并末统一，有口语中常用的音节，却没有对称的文字。也有一个字代表一个词组的，这种习俗一直到“五四”前期。至“五四”全盘西化，仿西人之语音与字对应，作汉语拼音，文字全部口语化。常用的汉字只有三千来字，原来一字表一物的，现在变成以音似表物，所以用字的数量大幅度减少，使大部分汉字成了生辟字。后来又有人主张，汉字简的不能再简了，为了普及和扫盲，以拼音文代替则可。这是继“五四”之后全盘西化的又大胆之举，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要废除中国文字，而在今天人人大胆，个个可成仓颉，再过些日子中国的文字将会消失了。
古文的意义还在么？古时[六书]，是为造字、用字之法，属文字学。分为象形，象声，象事，象意，转注，假借等六种。如今以口语来说，只要合音就可以了，而其他的字都可以不要了，中国文字再一演，则可演至如日本的片假名，最后也只拼音节。这个是国际潮流么？我们古人造就的文字，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今后不是专家恐怕都难读解了。古文中的字都是单意字，如“五四”之后，白话文与文言文不并行，单意字演成白话文的词组，原意大多不能再解。如“变化”，原可以辩证法说理。“变”可以说是质变，忽变；“化”可以说是量变，是缓“变”。如“学习”，“学”重于思，“习”重实践，知行合一，则是学习。这些都是很好的辩证对子，而哲学翻译者却不注重这些已有的对子，另造词组，导致词不达意。古人的辩证精神很难再领略了，这此都是“五四”只重语音，不重词意之过，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并末能与西方文化契合起来。
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平民阶层通过努力形成的。
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清末的“新文体”是夹用口语的“通俗文言文”。“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象小脚放大的“语录体”。三十年代的“大众语”提倡彻底的口语化，文体改革趋于成熟。
言文脱节、格式束缚，早在唐宋时代就有人出来反对。唐代韩愈（768-824）提倡散文，反对骈体，史称“文起八代之衰”。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骈体起源于汉魏，成熟于南北朝，讲究对仗和声律，四字六字相间，称“四六文”。韩愈反对这种注重形式、束缚思想的文体，提倡接近口语、表意自由的文言散文，使文体恢复到未受骈体束缚以前的时代，所以称为“古文运动”。“古文”其名，“革新”其实。
唐代寺庙，宣传佛教，用讲故事的方法吸引群众。一边展示图画，一边说唱故事。图画称为“变相”，说唱底本称为“变文”。有散文韵文相间的，有全部散文的。后世发展成为鼓词和弹词。这是早期的白话文学。
宋代的“语录”是又一种早期的白话文学。起初，禅宗佛徒辑录师傅言谈，用口语体。后来，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的门人，也用口语体记录老师的言论。 “语录体”是一种白话文，具有小脚不敢放得太大的“半大脚”风味。
宋元间又有“话本”。这是说书人讲说故事的底本。“话”是故事，“本”是底本，分为小说和讲史两类。前者多为白话短篇，后者是浅近文言的长篇。
明清的章回小说，例如《金瓶梅》、《红楼梦》和《水浒传》等，用当时的白话书写，使白话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但是，文学正宗是文言文。
清末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有意识地提倡白话，兴起称为“新文体”的“通俗文言文”。例如，黄遵宪引俗话入诗，反对崇古，他在1868年（同治7年）写的新诗，是文体解放的开路先锋：“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
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章中提出“崇白话、废文言”。他说：白话有“八益”，其中“省日力（时间）、免枉读（误解）、便幼学、炼心力（思想）、便贫民”等项是先进思想。陈荣衮是提倡报纸改用白话的第一人。王照制订官话字母，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这时候，各地出版了多种白话的小型报刊。白话原来是一种民间文学，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不是正式文体，不是文学正宗，没有法定地位。
五四前后，革新思潮澎湃，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旧文学不是指旧时期的文学，而是指旧性质的文学，它的特点是文体是文言的， 内容是陈腐的，思想是封建的。新文学不是指新时期的文学，而是指新性质的文学，它的特点是文体是白话的，内容是新颖的，思想是革命的。
胡适作为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他深谙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的关系，“我也知道有白话文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限于传统观念的漫长历史及客观条件的复杂，他强调白话文与文言间对立、分裂的一面，不遗余力地倡导“白话文”之工具性。“‘白话文学工具’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在美洲讨一年多的新发明。”⑿较之胡适的激进、偏执、决绝的姿态，周作人略为冷静，他在强调文字改革的同时，更重视思想的改革与转换，否则虽用了白话“思想仍然荒谬，仍然有害”，“古文与白话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难分。”刘半农也认为文言、白话“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之处”。“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白话）。”
这标志“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初步胜利，但是“白话文”内部也面临着严重问题：美学意蕴的缺乏；思想内容与文字表达的脱离。对此胡适早就有所意识，“若今后之文人不能为五四造一可传世之白话文学……决无以服古文家之心也”。就此而言，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诗集《尝试集》、周作人“美文”系列、“冰心体”小说无不具有开创或奠基的意义。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白话书面语创作在各种体裁一一展开，并在实践中接受了检验。其中争论最大的是白话诗歌（新诗）。胡适的创作打破了传统诗歌的格律，却带来了“非诗化”的倾向；郭沫若《女神》则能较重视诗歌本身的规律（尤其是意象）；新月派创作是前二者的反拨，使诗歌走向“规范化”，并在“新”、“旧”的联系中，确立了白话诗的现代美学原则。
白话文，浅显通俗，在语言上，生动、泼辣、粗犷、生活气息浓厚，富有表现力。综观“五四”白话文运动，它广泛吸收了西方的词汇资源、语法结构，在语言、文字、思想等多层面展开，这场运动不只是“语言内部的自足变革”，它同整个思维观念的革新及国家现代化运动紧密联系。“白话”与“文言”的较量，很大层面上也是两种不同价值体系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撞击。
古代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比如春秋战国是古代，宋朝，明朝对我们来说也是古代。但是春秋战国的先秦时代对于宋朝、明朝来说也是古代。
先秦时代的口语其实就是后来的文言文。《诗经》里的风就是民风，就是当时最通俗的流行音乐，但是正是这个“风”对我们来说并不通俗，甚至对唐宋人来说，也不算通俗。因为先秦的方言和通俗语言在后来的演变中成为了文言文，也就是所谓的古文。
在唐朝中期刘宗元和韩愈推行的古文运动，其实就是提倡恢复先秦的语言系统，将先秦的白话作为行文的语言。
而在唐朝，白话早已经和文言大不相同。到了宋元明清，民间的白话文化更是与现在的白话差不了多少了。你可以看看元朝的套曲（南曲和北曲），这种戏曲的剧本其实都是用民间白话写的，非常口语化，你也可以看看宋朝时候朱熹的文章，虽然宋朝理学是中国哲学中最晦涩的部分之一，但是朱熹的文章却非常地通俗；明清时候的四大名著《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都是白话文小说，其中又以《水浒传》的语言更接近白话，因此《水浒传》和《金瓶梅》成为通过语言了解明清市井生活的很好的资料。
《红楼梦》是白话小说的最高峰，《聊斋志异》则是文言文小说的最高峰。蒲松龄死的那年正好是曹雪芹生的那年，两书几乎在同一个历史时代，这正说明了白话文和文言文是同时存在于中古人的语言系统中的。
直到五四运动、新文学运动之后，胡适提出《文字改良刍议》，并且亲自尝试了第一本白话诗歌集《尝试集》，鼓吹用白话文，这个时候白话文的地位如日中天，加上近代化、现代化的步伐而最终几乎消灭了文言文的存在。但是白话文并不是胡适发明的，在此前的一千年前就早已经出现了。
“白话文”与大众口语有紧密关系，“大众语不是白话之外的一种特别语言文字，‘大众化’，即是能够把白话做到最大多数懂得的本领。”鲁迅认为“提倡大众语，就是要做‘更浅显的白话文’”。一些论者认为白话文运动是大众化运动的前奏；其实这二者的概念内涵是有区别的，不能盲目地把“白话文运动”等同于“大众化”。此外，白话文运动也是30年代左联时期“大众文艺”，40年代解放区“文艺为大众服务”的理论起点，后者是对前者的延伸与凸现，同时随之即来的是概念内涵的窄化。“白话文”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范畴确立之后，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争论与阐释，主要集中在“反思”层面，如钱谷融《反思白话文》等等。
白话文比文言文更容易，可以清楚表达人们说话时的意思，而文言文，很难理解字面意思，一定要用脑筋，经过反复思考才知道所表达的意思，白话文呢，很容易表达自己所认为的东西，方便易懂。
白话文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它简练，通俗易懂。以白话文运动为发端的文学革命，对传播新思想，繁荣文学创作，推广国民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
现代书面白话文语言仍然有着各种不同的层次，一个人要参与哲学界的学术讨论必须掌握现代哲学的一整套基本话语体系，一个人要参与经济学的学术讨论必须掌握一整套现代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参与社会书面对话的人都必须掌握像文言文那样与自己现实日常口头语言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独立的话语体系，因为现代各种不同专业的话语体系都是在现实日常口头语言的基础上逐渐丰富发展起来的，这种种在现实日常口头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语言也能具体运用在现实日常口头语言的交流中。
白话的问题要追溯到汉语的发展史，我是学中文的，这个问题可以给你讲一讲 汉语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先秦文学的书面语与其时代的口语是基本一致的，因此论语虽在我们现在看来很难理解，但在那个时候却是口语，因为这本身就是一本语录，不可能用太多书面语，而实际上当时书面语和口语并没有真正分开，人们还没有什么书面语的意识 为什么后来出现了书面语和口语的分野，关键在于后来人对先秦文章的崇拜，秦汉以后的人们由于这种崇拜纷纷模仿先秦语言，在书面上仿照先秦样式，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口语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词汇和语法的变化都很多，可熟面上却被人们刻意的保持下来，一直没有多大变化 当然古人对先秦汉语的模仿并不到家，他们只能摹仿一些固定成语，如未之有也、何如、如之何、何有、……之谓也等等，在一些细微的词汇上却经常露出马脚，而这些就是我们研究各个时代书面汉语不同之处的依据 例如：尚书里的禹贡一篇，表面上说写的是夏禹留下来的文字，但其中的词汇完全是战国时代的语言特点，因此我们断定其为伪作 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社会的栋梁，加之古代中国的教育并不普及，因此文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就更喜欢把文章写的生涩难懂，渐渐与当时的口语分离 这种现象一直到二十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时才得以停止 可是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白话文学并没有因为古文的生涩难懂而停止下来，从南北朝到明清都有表现，以明清的章回小说为例，最开始的三国演义还比较保守，并没有用白话，而是浅显的文言，水浒传开始就已经用白话文写作了，这些白话文作品体现了当时的口语，可谓别具一格 白居易的诗虽然老妪能够看懂，但绝不是平白的白话，否则便不能称作诗，诗歌是需要诗人的艺术加工的，丰富的修辞，生动的意象都是诗歌必不可少的要素，白居易的诗歌语言虽然老妪能解，但也不可能是完全的白话 中国近代的著名诗人黄遵宪讲究我手写我口，讲究形式上的浅显易懂，可以说是白居易第二 关于白话文学请参考胡适的著作《白话文学史》 现在说口语的变迁 其实从上面的论述中您也许已经发现，口语的变化是很难受人为控制的，因此在理论上口语既然是流行于大众之中的语言，就不可能太多的受文人的影响，所以他的变化应该是比较大的，而历朝历代的古文实际上都是由于文人刻意追求和先秦白话相似而产生的，所以韩愈的语言和先秦很相近（虽然我们可以在细微处发现韩愈的漏洞） 口语的变化最大的是语音，我们现在即使能够回到孔子的时代，但孔子和他的弟子讲学时说的话我们肯定一句话也听不懂，因为上古汉语的语音和现在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到唐宋时口语发音和现在的广东话和福建话就很相似了，所以日语发音和广东话总有点契合（当然，日语也在发展） 在词汇上有词义的变化和新词的产生 例如停车坐爱枫林晚中的坐在中古和近古有因为的意思，在上古却没有 在语法上的变化最小，有些古代汉语的语法特征随着成语保留了下来，比如宾语前置，我们现在说的唯某人马首是瞻，唯某人是问都是这样形成的 下面是我们现代汉语课笔记中的相关内容： 2.2.1. 现代汉语的概念和定义 （1） 古汉和现汉分期的不同说法：五四、鸦片战争、清末小说。
（2） 现汉的含义： 广义：包括普通话和各种方言。 狭义：专指普通话。
（3） 普通话是如何形成的——共同语形成的两个途径： a. 自然形成，非强制性： 上海华和广东话对普通话的影响是非强制性的，是自然形成的。 b. 强制形成，人为规范： 在自然形成的基础上推广、规范。
（4） 共同语的表现形式： a. 书面语b. 口语 二者形成的速度、过程不同，普通话有书面语和口语，且有各自不同的形成过程。 2.2.2. 现汉白话文的形成 白话文也是现汉中的书面语。
（1） 远古的白话文： 甲骨卜辞证明3000多年前与现在相似。 秦汉出现跨地域语言——雅言，即当时洛阳一带的语言，就是夏言。
书面语反映口语情况不一。《诗经》中的“风”忠实记录口语，具有民间口语色彩。
《论语》记录孔子口语，反映当时的口语，而实际上先秦的人们也确实就是这么说，记录的一定是口语。 （2） 文白分离过程中的白话文： 汉魏以后，口语发生变化，当时的文人有意模仿先秦表达，形成与口语相去甚远的文言，文言的形成使汉语书面脱离了口语，文言在几千年间也一直占据了书面语的统治地位。
与文言书面语相对的是白话文书面语。南朝《世说新语》，遗留下来很多当时口语的痕迹，有很多口语的词汇、句子。
六朝译佛经，在传播佛教教义的过程中需要向老百姓讲白话。唐五代后出现“变文”，属于一种说唱文学。
古代佛教禅宗著作，在寺庙中讲经用，宣传佛教故事等，写的人文化水平不高，白话文痕迹很重，如《禅宗语录》、《祖堂集》等保留了很多的口语记载。宋朝朱子理学，讲学风盛行，《朱熹语录》极近口语。
宋末元初，白话文成风，南宋末的话本（评书剧本）大部分通篇白话，而杂居散曲中保留很多口语。元末明初的长篇小说也不是文言，而是古白话，虽然颇具地方色彩，但都用北方话写，以北方口语作书面语的趋势产生，共同语书面语日趋完善，白话基本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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