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大规模、有组织征招妇女充当日军随军妓女的制度。
日本当局推行“慰安妇”制度由来已久，早在日俄战争时，日军官兵性病流行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开始实施这一制度。当日本在侵略东南亚各国（包括中国）时，又故伎重演。
1931年11月，日本海军将日本侨民在上海虹口经营的4家风俗场所指定为日本海军特别“慰安所”。 其中“大一沙龙”（上海东宝兴路125弄）为是世界第一个日军慰安所，亦是存在时间最长的慰安所。其它三所是“小松亭”（虬江路大富里5号）、“永乐馆”（狄思威路）、“三好馆”（吴淞路松柏里） 1932年1月中国的上海事变以后，日本军队性侵犯中国妇女的事不断发生。日本开始在上海组建“慰安妇团”。
随军慰安妇所以成为制度，其原因要推至1932年1月中国的上海事变以后。上海事变中，日本军队强奸中国妇女的事不断的发生，1937年12月，日军进占南京之后随之而起的是屠杀、强奸的事不断，不仅造成中国人更强烈的反日意识，为此国际舆论也对日本施以强烈谴责。换言之，在军队的性需求是不可避免的前提下，为避免士兵在侵略战争中强奸被侵略地区妇女，引发更激烈的反抗，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必须提供一种“性的慰安设备”使士兵得以发泄性欲。
慰安妇制度的提出，是为了减少因强奸而带来的性病问题。在战争后期，由于人手紧缺，很多慰安妇也承担起护士等支援工作。
2007年3月5日，韩国釜山外国语大学教授金文吉公开日本驻中国上海领事馆警官田岛周萍于1937年12月21日发给长崎水上警察署的公文《有关为皇军官兵征调慰安妇委托文件》，记录当时日本为广泛动员慰安妇，领事馆、宪兵队、陆军武官室等单位分工缜密：日本领事馆签发营业执照给慰安所，对慰安妇被运抵各港口时提供方便；日本宪兵队负责将慰安妇运送至慰安所，及保护慰安妇营业者和慰安所的安全；日本陆军武官室负责辟建慰安所、检诊慰安妇等工作。该文件指称：“经各个有关部门深入研究及与（上海）总领事馆、陆军武官室、宪兵队协商结果，为提升皇军士气，决定在各战线设置慰安所。……根据此决定，正在日本和朝鲜征召慰安妇。凡持有相关证件的人员，务必保障其顺利搭乘船只前往目的地。”
自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侵略者在这长达14年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就是侮辱奸淫了无数的中国妇女，其手段之惨无人道，堪称“史无前例”。战后，一部分“慰安妇”成为幸存者，但是她们依然背着“军妓”的黑锅隐姓埋名，有的在寂寞孤独中死去，慰安妇这听起来温柔可亲的称谓，掩盖着数不清的中国、朝鲜、菲律宾、新加坡及日本等亚洲妇女的斑斑血泪。
鼓舞士气
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皇军”如此疯狂地强奸和蹂躏妇女，对于其犯罪动机和理由，即变态性心理，日军情报部的大雄一男在给日本陆军本部的文件中作了这样的解释：
“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这种心理作用，惟有中国慰安妇能给我们的士兵产生。她们能鼓舞士兵的精神，能够在中国尽快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当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治疗士兵必胜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能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我们必须更多秘密地征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安慰我们的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
日本政府和军部很清楚怎样利用日本人的这一自我“补偿”、自我疗伤的心理来麻醉士兵，鼓励日本士兵去“牺牲”，同时转移并发泄士兵为天皇、为国家上缴血捐充当炮灰的不满。对于被激起兽性的日本士兵来说，暴力发泄是最大的满足，强奸和玩弄从军慰安妇对于他们不仅是冲锋陷阵的奖赏和补偿，还是证明自己依然存在的手段。性生活是一个制造生命的开始，无法满足生命欲望的士兵，通过性生活感觉自己还活着，以消除对死亡的恐惧，消除牺牲的痛苦，得到补偿的感觉。
正直的日本学者千田夏光在他的《从军慰安妇》一书中对于日本政府和战地军官纵容士兵实施强奸的心理作了精辟的分析：
强奸事件理所当然是应该提交到军事法庭审理的案件，为什么军队对于这样违反军法的事件不闻不问？思考之后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理由：从昭和12年（1937年——引者注）以来一直延续的中日战争中这样的事件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一般，在战场上是勇猛的将兵就要壮烈地侵犯占领地的女性，这样反而使壮烈地侵犯妇女，成为其将兵如何勇猛的证据，这在日本军队中已经形成风潮了。
人们常说日本文化是集团社会的模式，的确日本兵在性侵犯方面，在一系列的强奸、轮奸的犯罪过程中，都体现出了一种集体精神。性行为几乎在所有开化社会中一般都是一种隐蔽的行为，而且人类的性行为和动物、兽类行为的最大区别，一般是极力隐蔽，防止被旁观、被窥视，而日本人却偏爱实施这种众目睽睽之下彼此欣赏的集体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