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为什么自称“五柳先生”？
陶渊明是一个不同于流俗的作家，当人们侈谈名理，清高隐逸，以不染世务为崇尚时，他却守拙归隐，去参加田园劳动。而当骈偶之风弥漫于文坛之际，他却以纯然散缓单行冲淡的文句来传达出孤标傲世，旷达情真的怀抱。《五柳先生传》是一篇只有171字的短文，却把陶渊明的个性、气质、秉赋和追求表现得绘声绘色，淋漓尽致：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筋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关于这篇文章，历代评价是相当高的。沈约在《宋书。陶潜传》中说：“少有高志，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而且将此文全篇采入《宋书》。萧统写的《陶渊明传》也说“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可以肯定，这是诗人自述情性，倾吐怀抱之作。
陶渊明为什么自号“五柳先生”呢？这当然不是他的一时兴趣，显然有着深刻寓意。在魏晋时代门阀之风盛行，族属郡望被视为一个人的无形生命之际，陶渊明居然把他的出身、家门、郡望、族属，甚至于连自己的姓字都一概阙如，显然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开了一绝大的玩笑。仿佛自己是星外来人，来去自由，无依无傍，除了与“宅边柳树”等自然景物有些感情和联系之外，其余一概不知，更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了。诗人实则以调侃的意趣，戏谑的笔调向门阀士族，家族谱牒作了无情嘲弄和冷峻的挑战。两晋官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贱族”，人们相见，互通名姓，交换门阀家世籍贯，然后根据不同的身份采取与之适应的交往方式。可是诗人偏巧什么也没有，如果一定要称呼，索性就以最为常见的“五柳”为号了。魏正申先生指出：“他借以‘自况’的五柳先生形象，完全是针对门阀制度的崇尚塑造的。以‘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否定地位的显赫；以’亦不详其姓字，否定门第的高贵；以‘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否定资产的殷实；以‘不慕荣利’否定官爵的矜夸；以‘宅边有五柳树’否定士族门前施表功绩的‘阀阅’，甚至不知自己是何朝何代之人！全面否定门阀制度”（《陶渊明探稿》），可谓知言。
此文一出，“五柳先生”从此知名晋代，享誉了整个文学史，远比那些门第高贵，爵禄尊荣的王谢名流更能流芳百代，彪炳千秋。那些喜欢搬弄祖上荣光、族谱家状的阀阅之家的名上，无非是借死人的余辉来涂抹，以掩盖精神苍白的虚空罢了。人生在世，取各种各样的名姓，说穿了不过是以此区别于群体的符号，与标号1、2、3、4、5并无本质的不同。可在两晋时代能够蔑视阀阅，超越世俗。摆脱浮名羁束者又能有几人呢？当然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篇文章就说陶渊明彻底悟透了人生，摆脱了世俗，这只不过他以貌似恬淡，实则戏谑而且不乏激愤的笔调与世俗开了一个大玩笑。他在《命子》诗和《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不是也矜夸过陶氏门第么？全面地看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里确实蕴含着对门阀的揶揄，也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的矛盾心态。他一方面蔑视士族门阀，这使得他长期郁郁不得志，沉于下僚；另一方面他又以自己是陶侃的曾孙而感到心理上的满足，可又因为与陶侃关系的渺远而遗憾。我们既不能仅凭此文就一味地肯定陶渊明高洁傲世；也不能因为他在追述祖上辉煌时讥其未能免俗。陶渊明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追求的社会化的人，而不是圣者，更不是神！唯其如此，他才显得可爱而伟大。
在陶渊明的名号中，除了人们所熟知的“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宋书。本传》），“字深明名元亮”（《南史。本传》），五柳先生，以及唐人避讳而叫的“泉明”之外，还有一个谥号。
陶渊明为什么被谥为“靖节征士”或“靖节先生”？
陶渊明的生平事迹除了在《晋书》、《宋书》、《南史》有记载之外，萧统还给他写过传记。结尾是这样说的：“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夏肯仕。元嘉四年将夏证命，会卒。时年六十三。世号靖节先生。”可见，陶渊明之所以叫靖节先生是他死后，由其友人根据他的一生行事为人而给他的谥号。这在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中有详细的阐明：
夫实以诔华，名由谥高。苟允德义，贵贱何算焉。若其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谥典，无愆前志。故徇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征士”。这是关于陶渊明为什么是“靖节征士”的最早资料和最直接的阐释。是征询过陶的友好故旧，并且结合他生前的品行操守之后确定下来的。
谥号原本是封建时代帝王贵族大臣或者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人死了之后，按照死者生前主要行迹和为人而给予的号。而古代的礼仪家对谥号的字义都有严格的审定和推敲，即所谓的“谥法”。根据“谥法”，“宽乐令终”为靖，这里是说陶渊明宽于待人接物，为人乐观大度，结局是美好佳善的意思；而“好廉克己”为节，当然指他为人廉洁，严于待己。把二者结合起来去审视陶渊明的一生，应当说是符合实际的。从陶渊明的诗文和友人关于他事迹的记载来看，无论他待人接物，还是交结朋友都很友善和蔼，宽于对待的，就是对待所谓的仆役下人也很厚道。萧统说他“以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陶渊明传》）封建时代，统治阶级把力役当说话的工具使用是天经地义之事，而陶渊明却能认识到”此亦人子也“，其精神是可贵的，是”宽“的最好注脚。而乐观大度，几乎贯彻到他的一生，不管是为官行役还是归田躬耕，虽不免奔波疲惫，甚至冻馁交加，他基本上保持着乐观豁达的人主观，不怨天尤人，做到”不戚戚于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晚年微疾而终，享年63岁。在那个军阀混战，政权更替频繁，政治黑暗，社会腐朽的年代，文人罕有善终者，如张华、陆机、陆云、潘岳、郭璞等人都惨遭统治阶级杀害，这就是前人归纳的”“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恐怖现实。陶渊明能平静安详地终于故宅，当然是值得庆幸了。他临死之前还能恬然自安地撰写《自祭文》和《挽歌》，足以证明其时的平静而乐观豁达的心境了。至于“好廉克己”更与陶的为人为官归田的人生经历完全契合。封建时代如能做个县令之类的地方官，刮地皮是常有之事。“三年清知府，千万雪花银”是其生动写照，虽然没有更多的资料表明他作彭泽令以及此前为宦的廉洁，但是，归田之后极为简朴的生活，家境的清贫，甚至到了衣食不周的穷困境地，不就是他“好廉克己”的说明吗？所谓“德润身，富润屋”，一个人的贫穷富贵总会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象陶渊明那样“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的居住条件：“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日常生活不正是“好廉克已”的必然吗？这也就是颜延之所说的陶渊明“厚志薄身”的价值观的体现和“爵同下士，禄等上农”的写照了。
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寻阳三隐’”。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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