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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年～1952年）
在这个时期，国家致力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明确指出:要实现全国规模的工农业恢复和发展，首先要创造一些基本条件,恢复交通。在当时国家财力、物力很紧张的情况下,拨出大量投资用于恢复和发展交通运输业。三年共用于交通运输业投资l8亿元,占全国投资总额的22.4%。
这个时期主要任务是恢复战争期间被破坏的铁路网。至1952年底，全国铁路干线基本恢复通车；先后建成了天兰、成渝、来宾至友谊关等铁路新线。水路运输，疏浚了长江、珠江、松花江等主要航道，开通了北洋和华南运输线；恢复了沿海和长江重要港口, 扩建了黄埔和天津新港,修复和打捞被破坏的船舶。公路运输,恢复公路23398公里,新建公路3846公里，特别是在西南、西北地区新建了一些公路。航空运输，恢复了原有航线；增开了北京通往西北、西南地 区的航线；开辟了以北京为中心,东经沈阳，哈尔滨至原苏联赤塔，北经张家口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至原苏联伊尔库茨克,西经西安、兰州、乌鲁木齐至原苏联阿拉木图三条国际线。
总之，经过三年恢复时期,新中国交通运输业恢复到建国前的最高水平并有一定发展。至1952年底，铁路营业里程达2.29万公里；内河航道达9.50万公里，船舶总吨位比1950年怎加一倍以上；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2.67万公里，比1949年增加57%。各种运输方式的客、货运量为1949年的三倍多，满足了国民经济恢复的需要，并为开发西部地区准备了条件。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年～1957年）
“一五”计划时期是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时期，根据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交通运输业在此期间以铁路建设为主,改造利用既有线路，修建一些必要的新线,相应发展内河和沿海运输以及公路、航空运输。建设项目主要布局在长江以北,包头、兰州以东原有铁路沿线。
五年共改造和新建铁路1万多公里。到1957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2.67万公里,比1952年增加16.6%；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5.46万公里,比1952年增加l倍,重点修建了通达少数民族地区的康藏、青藏、新藏、青新、川黔、滇黔等干线；内河通航里程达14.41万公里,比1952年增加51.7%；民用航空航线增加到23条，航线里程共计2.64万公里,比1952年增加1倍。
这个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之间关系比较协调。1957年,各种运输方式全社会客运量共完成6.38亿人,五年年均增长32.1%,完成货运量8.04亿吨,五年年均增长31.0%。运输量的增长速度高于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速,也高于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的增速。交通运输业基本适应了工农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年～1965年）
从1958年开始,国民经济发展经历了三年“大跃进”，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急于搞生产关系的升级，造成工业与农业、积累与消费等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衡，经济畸形发展。针对“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境，1961年转入以调整为中心，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经济进行全面整顿。在此期间.中国交通运输业既有较大发展,技术装备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同时(特别是前三年)也出现了交通运输全面紧张，“装不上、卸不下、通不过”的严重局面；导致后两年出现运输设备严重失修、运输效率低下、运输秩序混乱等问题。1963年至1965年,交通运输业调整的重点是整修运输设备和整顿运输秩序,恢复提高运输能力。到1965年底，交通运输的主要设备基本恢复到正常的完好状态。
这个时期的发展成就是：到1965年底,铁路营业里程达到3.64万公里,比1957年增加36.3%；新建和改建了70多条公路干线，总里程约3万公里,各地还兴建了大量标准较低的公路，使公路通车里程达到51.45万公里，比1957年增加l倍多；内河通航里程达到15.77万公里,比1957年增加9.4%；扩建了上海、秦皇岛、大连等港口；民用航空航线里程达3.94万公里，比l957年增加49.2%；管道运输开始起步，建成了第一条输送原油管道。
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表现在:铁路双线比重由1957年的8.2%提高到1965年的15.3%,北京、沈阳、郑州等铁路枢纽开始建设机械化、半机械化驼峰、编组场，研制成功电力、内燃机车,建成宝鸡至凤州电气化铁路。水路运输增加了大量新型装卸设备,造船工业迅速发展。有路面公路比重由1957年的47.6%提高到1965年的59.5%,民用汽车拥量达到29.95万辆,比1957年增加1.37倍。民用飞机达287架,比1957年增加1.7倍。
第三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年～1975年）
1966年至1975年十年间,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在今后二、三十年内把我国建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及一系列方针政策,没有得到正确贯彻执行。受“文化大革命”冲击和破坏,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但全国人民排除种种干扰,各个领域仍取得很大成绩,交通运输业也有很大发展。
铁路网进一步扩大,布局有明显改善,在京广铁路以西,建成了成昆、贵昆、兰青、湘黔、焦枝等重要干线,使该地区的铁路长度从1949年的3900公里增加到1975年的2万多公里,形成了中西部地区的路网骨架。为改变沿海港口压船、压货的情况,加快了沿海主要港口建设,扩大船队规模。公路运输有较大发展,十年间年均新增公路2.69万公里,晴雨通车的公路比重由1965年的50.8%,提高到1975年的76.6%；1975年民用汽车拥有量达到91.71万辆,比1965年增加2.1倍。十年间,特别是“四五”计划期间,国内、国际航线均有较大增加。建设输油、输气管道5000多公里,在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初步形成了连接大庆、大港、胜利等油田与炼油厂、港口等之间的原油输送管道网和四川天然气管道网。
通过十年建设,到1975年底,中国各种运输方式线路总长度达到105.47万公里,比1965年增加40.9%,运输网布局有较大改变。其中铁路营业里程达到4.60万公里；公路通车里程达到78.36万公里；内河通航里程达到13.65万公里；民用航线里程达到8.42万公里；油、气管道长度达到0.53万公里。1975年，交通运输业完成客、货运量为19.3亿人、20.2亿吨,分别比1965年增加1倍和67.2%。
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1976年～1980年）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造成交通运输业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也造成交通运输业内部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在“五五”计划期间，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调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加强农业和能源交通等薄弱环节；调整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缩小了基本建设规模。以此为前提,交通运输业相应得到了调整和展。
国家调整了交通建设规模,“五五”计划时期交通运输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比“四五”期间减少了10.4%。停建、缓建了一批项目,加快了在建工程项目的建设速度,使拖延多年的太焦、阳安、枝柳、沙通、南疆、青藏(西藏——格尔木段)等铁路线完工通车；继续加快从1973年开始的大规模港口建设,特别是煤炭、石油、粮食和矿石等专用码头和集装箱码头的建设,从1973年至1979年在沿海主要港口建成万吨级深水泊位40多个,新增近1亿吨吞吐能力。在交通运输业内部,调整了投资比重,增加了既有铁路干线, 公路干线和沿海主要港口扩建的投资比重。既有铁路线和枢纽改造投资占铁路基建总投资的比重,由“四五”期间10.78%上升到30%以上。
与此同时,注重了技术装备的现代化。对石太、宝天、丰沙大、阳安、襄渝(襄樊——安康段)等铁路进行了电气化改造,“五五”期间新增内燃和电力机车900多台。新增多用途船、集装箱船、滚装船、客船及其他传统船,至1980年底,共有527艘、963万载重吨,承担了一半以上外贸进出口海运量。
1980年底,铁路营业里程达4.99万公里,其中电气化铁路达1664公里,内燃机车牵引的铁路达7400多公里,电力、内燃机车牵引完成的客货运输周转量比重达到20.1%。公路通车里程达到88.33万公里；内河通航里程为10.85万公里；民用航空航线里程达到19.53万公里；输油(气)管道里程达到0.87万公里。
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1981年～1985年）
“六五”计划期间国家明确提出了要集中资金用于能源和交通建设,能源和交通成为国民经济的发展重点。这期间交通运输部门的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比重从“五五"时期的12.9%提高到13.3%。
铁路进一步调整了投资比例,确立了以改造旧线为主、适当修建新线的方针，五年共完成基建投资237.22亿元。双线里程增加1581公里，电气化铁路增加2506公里，新建铁路2389公里。进出西南、西北和进出关等主要通道，特别是晋煤外运通道的运输能力进一步加强，晋煤外运能力从1980年的0.72亿吨增加到1985年的1.2亿吨。北京、郑州、徐州、石家庄等枢纽进行了改、扩建。水路运输的建设重点放在提高煤炭、石油等能源物资的运输能力及集装箱运输能力上，改善了港口集疏运系统，开工建设万吨级以上泊位132个，建成54个，新增吞吐能力1亿吨以上，相当于此前十年的新增能力之和；对长江、珠江、黑龙江、京杭运河等水系的内河航道进行了整治和开发。公路建设采取以工代赈、提高养路费标准、开征车辆购置附加费、集资或贷款等多种渠道扩大资金来源，使总投资达53.41亿元，新增公路里程达5.4万公里，其中一、二级公路8833公里，划定了以首都北京为中心的11万公里国道干线。民航自“六五”开始划归国务院直接领导，加快了机场建设，机场投资占“六五”民航总投资的32%；加快了机群更新，新增飞机102架。
到1985年底，各种运输线路里程共达139.54万公里，比1980年增加11.7%。其中铁路营业里程(包括地方铁路线路里程)达到5.5万公里，公路通车里程达94.24万公里，内河航道里程为10.91万公里，输油(气)管道里程增加到1.17万公里，民用航空航线里程增加到27.72万公里，民航机场82个，沿海主要港口深水泊位178有个。初步形成了以铁路干线、公路干线、长江和南北沿海航线为骨架的包括五种运输方式在内的综合运输体系。
“六五”期间，运输技术装备有很大加强。铁路双线比重由15.3%提高到19.3%，电气化里程比重由3.4%提高到8%，机车拥有量增长14.5%。客车增长29.2%，货车增长13%。四级以上的等级公路通车里程比重由38.7%提高到66.4%。交通部门拥有运输船舶10.73万艘，净载重2367万吨，载客量59.64万客位。大型港口基本实现了装卸作业机械化。
1985年底，各种运输方式完成客运量62.02亿人，旅客周转量4436.39亿人公里，分别比1980年增长81.5%和94.5%；完成货运量74.58亿吨，货物周转量18365.3亿吨公里，分别比1980年增长36.5%和52.7%；沿海主要港口吞吐量达3.12亿吨，比1980年增长43%。交通运输业完成的客货运输量虽有较大幅度增加，但仍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铁路旅客列车严重超员，货运能力只能满足需要的70%左右，限制区段只能满足30%—40%左右。沿海主要港口泊位严重不足，1985年外贸船舶平均在港停时长达11.1天。沿海地区约有43%的公路路段交通量超过设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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