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4-12-26
如果我们说威尔逊及其规划世界新秩序的蓝图在巴黎和会上失败了，那么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结果又当如何评价呢？总体而言，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大都认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甚至在巴黎和会正式闭幕之前，就已经有人这样认为了。梁启超从巴黎来信宣称，中国完全失败，他对日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就处心积虑地推行侵占山东的密谋大为愤慨。梁启超认为，日本在山东问题上"不露破绽，力求万全"(left no stone unturned, took no chances)。梁启超虽然批评中国代表团缺乏外交手腕，但是他主要指责北京政府与日本在1918年签署的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这一愚蠢行为的发生正值德国即将战败之际。 布鲁斯·埃尔曼（Bruce Elleman）的一本近著似乎同意梁氏的观点。但是埃尔曼认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之所以没有收回山东，这是由于他所说的中国人太害怕"丢脸" 的缘故。埃尔曼认为，中国力争山东由德国直接归还而不是由日本间接归还，其主要原因就是害怕"丢脸"。他写道，"面子问题对中国的传统外交而言非常重要"，由于中国代表团太讲面子，从而导致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失去灵活性"。 为了证明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没有出卖中国，埃尔曼宣称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拥有无可置疑的合法地位"--日本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前就与协约国和中国签署了六项秘密条约--这是日本获得山东的条约根据。他宣称，中国人对于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应该自责，而不是去责备威尔逊、日本人或其它任何人。
梁启超和埃尔曼都认为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主要目标就是收回山东主权。中国没有收回山东，这令梁启超大失所望，当他愤怒地写下上述文章时，他没有想到收回山东主权仅仅是中国实现国际化宏伟目标的一部分。埃尔曼固执地认为威尔逊不应该为中国丧失山东主权而负责，然而他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尤其是美国人之所以抗议威尔逊的出卖行为，主要是指他出卖了他亲手绘制的世界新秩序的蓝图，而不是指他最终拒绝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请求。[271]埃尔曼认为，中国人所以批评威尔逊"没有坚持他的十四点宣言"，这是因为他们想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交涉的失败"挽回面子"。 由于教条主义和外交史视角的限制，埃尔曼没有想到中国还有更宏大的外交目标：实现中国的国际化，加入国际体系以及收回所有国家主权。他也没有注意到一个新中国--她的主要动力来自对中国加入国际体系以及世界新秩序前景的渴望，而不是所谓的"面子"--已经出现在巴黎和会。埃尔曼也许不知道，或者是有意回避中国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为参战所做的艰苦努力。他反而宣称，由于"日本军队参战并且作出牺牲"，这使日本有理由在巴黎和会上获得山东的权利。埃尔曼完全视而不见的事实是日本并未派遣一兵一卒到欧洲，而且她所有的战争伤亡都是发生在进攻青岛的战斗上。
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特别是从中国实现国际化的愿望这一角度来评价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得失，我们则认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所取得的外交成就非同凡响。 即使只是出席巴黎和会本身，中国已经部分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新形象，并且参与了世界新秩序的创建。此外，仅就山东问题而言，中国通过拒绝对日本让步和不签署凡尔赛和约（The Versailles Treaty）,从而迫使全世界关注中国的状况，并为山东问题在1921－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顺利解决奠定基础。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顾维钧后来写道，中国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对于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外交进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尽管中国没有签署对德和约，但是中国通过签署对奥和约得以成为国际联盟的创始会员国。 [272] 中国即使在收回山东主权失败以后，仍然一心想加入国联，这进一步表明中国要实现国际化的强烈愿望和坚强决心。继朱尔典之后担任英国驻华公使的艾斯敦在1920年写给寇松伯爵（Earl Curzon）的年度报告里曾这样客观地说道，"尽管中国很弱小，但是当中国不顾列强的压力毅然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尊重也与日俱增。尽管日本在那时一度赢得政治上的胜利，但是中国却在道义上站了上风，而且中国最后还成为国联行政院（the Council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的非常任会员"。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以后成功地与一个西方大国签署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大约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后的两年，也就是在1921年5月20日，中国与德国签署一项新的平等条约，该约规定中德关系"遵照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务必彻底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德国"同意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并放弃德国政府在中国过去所拥有的一切特殊权利"。 由于在巴黎和会上为签署中德新约奠定了基础，这也有力地说明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是成功的。
巴黎和会对中国造成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西方的形象和魅力严重受损。历史学家C·P·菲茨杰拉德（C. P. Fitzgerald）指出，在巴黎和会以后，有些中国人最终"彻底认清了西方上帝的虚伪性。他们开始仓促地寻求其它出路"。 中国到处充斥着寻求新出路和自力更生的呼声。诚如梁启超所言，"在国际关系上，'强权就是公理'。这一原则到如今仍然占支配地位。我们虽听到所谓的正义与人道的原则，然而它们只不过是强国的诱人口号。如果弱小国家凭着这些虚伪的口号，就希望得到强国的庇护，那么他们的梦想很快就会破灭"。梁启超告诉国人，对中国而言，"她唯一可依靠的就是自我以及战无不胜的精神和勇气……让我们超越自身的局限，振作起来，进行自我拯救。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希望所在"。 这种依靠自我的主张也得到很多人的响应。有一篇文章说道"凡尔赛和约绝不是一个公正的和约……中国现在必须自救。" [273] "凡尔赛的背叛"促使中国许多精英人士开始质疑西方的价值观，甚至怀疑中国认同西方的可能性。在中国寻求国家认同和国际化的过程中，西方的价值观念在精神层面和现实层面的吸引力对众多著名的精英分子而言已经大不如前。著名学者、许多西方作品的翻译者严复就宣称，西方国家在1919年的行为表明"西方三百年的文明发展最后只归结四句话：自私、杀戮、无耻和堕落"。 有人认为巴黎和约证明"威尔逊主义之中挫，帝国主义之制胜可也"，这个依靠压制德国和中国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究竟能支持多久，大成问题。 其它人则警告说，国际联盟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中国必须依靠自己。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蒙受的屈辱阻碍了中国寻求西方模式的国家认同。巴黎和会在很大程度上疏远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其中大部分人转而相信奥斯瓦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所谓的西方的没落。经过在欧洲数月的观察，梁启超认识到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有自身的问题。他认为将这两种文明中的优秀部分融合起来从而创造一个新文明才是最好的选择，他鼓励中国人用自己高级的精神文明去拯救西方发达的物资文明。
顾维钧也有这样的失望情绪，他后来评论说：
回顾中国在凡尔赛和会上所采取的立场及其以后的经过情形，似乎（这些事件）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无论是从内政还是外交的角度而言……人们或许要问中国将是何种情形，假如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成功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了山东问题，或者说如果中国无条件地签署对德和约。这些都是现在令人无法彻底回答的问题。
顾维钧的这段话是为了试图说明中国在巴黎和会的经历标志着中国竭力加入西方自由体系过程的结束，这一过程开始于中国要求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中国在巴黎和会的遭遇直接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274] 五四运动明确地将中国的国内政治与国际事务联系在一起，并深刻地影响中国所追求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参与。 五四运动本身是中国被双重背叛的产物--首先是中国人背叛自身的传统文化；其次是西方背叛了中国人对正义的期待--并明确暴露出中国严重的认同危机。由于过早地否定自身的传统文化，许多中国人发现他们的理想一直在遭到西方列强的遏制，这使中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在根基又乏外部援助的国家。诚如张永进所言，五四运动成功地把中国人的"失望情绪转化成全民族的抵制列强所强加给中国的国际秩序"。 这种双重背叛的挫折感逼迫中国人面临许多挑战性的问题：现在如何做中国人？中国的前途何在？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价值观？简而言之，中国要寻求什么样的国家认同？因此，五四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再造新文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被出卖之前，中国由于对中华民族的复兴以及加入世界新秩序的前景充满厚望，因此举国上下曾为此兴奋不已。现在这种希望的破灭，直接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由此促使中国人寻求第三条道路，这是一条介于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道路。[275] 张东荪（1886-1973）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第二种文明（西方文明）已经到了末日"。 因此，他提倡"第三种文明"，也就是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李大钊也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俄国在地理上和文化上都处于欧亚大陆的交界处，因此只有俄国才能"创建世界新文明，并且能继承东西方文明的优点以及欧亚两大洲人民的智慧"。 对李大钊而言，十月革命开创了一个新世界，在那里弱小国家都将获得独立。 当时，作为知识青年的毛泽东也认为俄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文明国家"。
这种背景说明为何中国人在对西方的幻想破灭后就立即对俄国的主动外交手段表现出如此热烈的响应。经过巴黎和会的创伤之后，许多中国人认为俄国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是中国进行国家建构的唯一成功楷模，而且对中国渴望寻求新的国家认同给予同情的大国也只有苏俄（Bolshevik Russia）。中国人亲近苏俄，不仅是因为苏俄已向中国与世界宣布放弃她在中国的不平等权利，更重要的是因为俄国人不同于西方的强权政治，她发扬了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俄国人对帝国主义和秘密条约的谴责更是深深打动了中国人的心弦。对中国许多精英人士而言，俄国的外交宣言并不是西方列强的空头承诺。不久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俄国的指导下在1921年成立，而孙中山的国民党也在1920年代初期实行联俄政策。 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解释说，"荒谬的是，人们确实可以认为马列主义对少年中国的一个主要吸引力就是它能激起举国的愤怒。[276]列宁主义的国家主义理论为中国没能获得应有的国际地位提供了一个似乎合理的解释"。
很有趣的是，即使在寻求新的道路从而确定中国的国际地位的过程中，中国人仍然紧跟世界潮流，向西方学习。毕竟，社会主义是一种西方理论。此外，社会主义的兴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是一种风靡全球的现象。美国人民在1919年"也热衷于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试验"。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明确地指出中国与世界上其它国家一样有着这种共同的经历。他写道，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社会主义似乎"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股新潮流，它作为一种革命的社会运动席卷全世界，而俄国革命则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例。" 德里克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出现是"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互动下的产物。在1918－1919年，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政治潮流，其原因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欧洲和北美的劳工与社会革命运动以及在社会主义思想刺激下所发生的广大殖民社会的民族解放运动"。 换言之，尽管中国现在不再认真地跟随西方并且决心寻求一条实现国家认同的新道路，但是中国仍然受到强烈的国际化意识以及更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的渴望的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