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小说与诗歌是台湾新文学的创作重镇，散文则多以它们的副产品面貌出现，还缺乏独立的创作力量。但随着新文学高潮的到来，散文创作现状也逐步地得以改变，开始显示出自己的风采。
从散文的发展踪迹来看，初创期的台湾白话散文，当以赖和的《无题》(台湾民报第67号，1925年8月26日)作为“台湾新文学运动以来头一篇可纪念的散文”。作品写一个失恋青年在面对昔日女友盛大的出嫁行列时，心中爱恨交加、怅然失落的复杂情感，以及对现实世态的诅咒。流畅的抒情笔调，情景交融的画面描写，把读者带进台湾现代散文的大门。文中写道，当青年走入旧日幽会的园子，心中却是另一番情感：一样往年的园子，一样漾绿的夏天，才经过一番的风雨，遂这么暗没啊!依旧这亭子，依旧这池塘，荷叶依旧的青，荷花依旧的白，可是嗅不到往年的芳香!找不出往年的心境！唉!我的心落到什么地方去啊!同时期的散文创作数量尤少，除了赖和的《无题》，张我军的系列散文《随感录》吸收了鲁迅杂文的风格，在台湾散文开创期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南游印象记》具有代表性外，便是发表于1925年12月的《人人》杂志上的两篇作品，即杨云萍的散文《广东游记片片》和赖莫庵(赖贵富)的随笔《莫庵偶言》。
1925年至1930年，散文创作开始出现转机，从作家构成到作品的数量，都有了新的起色。
赖和仍为本时期主要散文作者。《忘不了的过年》、《无聊的回忆》、《前进》、《希望我们的喇叭手吹奏激励民众的进行曲》，代表他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林献堂的《环球游记》，从《台湾民报》第171期开始连载，长达152回。作者叙述自己1926年8月至1931年10月周游欧美十国的见闻，虽用文言写成，但文字浅白，描写生动。又因林献堂在台湾社会政治运动中的地位，其文章深受当时知识分子重视。蒋渭水也是此一时期最有成就的散文家，他的长篇散文《入狱日记》在《台湾民报》3卷61期连载。后来他发表的《北署游记》、《旧友重逢》和《两个可怜的少女》，也颇有影响。特别是《北署游记》，记叙自己因为治警事件被捕入狱的经历，充分流露出一个政治运动领袖的胸襟和心怀。其他的创作，例如一吼(周定山)的《一吼居谭屑》，从《台湾民报》第359号起断续刊载，所写的多是身边杂事、生活感想、读书心得等。芥舟生(郭秋生)的“社会写真”专栏，从《台湾民报》374号断读刊载，有《富翁的末路》、《诱惑》、《深夜的怪剧》等8篇散文，均以轻松而隽永的笔致，描摹台北大稻埕街头巷尾的所见所闻，世俗人生。此一时期台湾的散文充满战斗精神，张深切的《铁窗感想录》、赖庆的《斗争意识》、江锡金的《狱中通信》等，都是代表性的作品。
1931年至1937年，散文的创作多以当时蓬勃发展的文学刊物为阵地，作品的题材范围有所扩大。但终因作家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小说和诗歌，散文创作不过是兼而为之，故优秀的作品乏善可陈。可以列举的创作如：1935年1月6日的《第一线》上，刊登了青萍、文澜、林克夫、湘苹、德音、乡夫等作家的6篇随笔，另有徐琼二用日文写作的《岛都的近代风景》。1935年12月以后，廖汉臣以“同好者的面影”为题，在《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2、4、5、8、9号上连载，介绍朱点人、赖明弘、刘捷、王诗琅、吴逸生、林克夫、徐琼二、黄得时等活跃于文坛的台湾作家，对增加台湾文坛的亲和力，推动文艺风气，发挥了作用。这种观照视野还扩到祖国大陆的文坛。尚未央(庄松林)发表于该刊2卷2号的《会郁达夫记》，生动地介绍了郁达夫应《台湾新民报》之邀于1936年12月22日访台的情形，郁达夫访台期间，黄得时连续撰写介绍郁达夫的长篇散文《达夫片片》在《台湾新民报》上连载20天，甚有影响。而王诗琅的《悼鲁迅》、黄得时的《大文豪鲁迅去世》，则表达了台湾文坛对鲁迅先生的敬仰与哀悼之情。
总之，作为台湾新文学领域里的弱项，散文创作还有待于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