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政治因素起了关键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国为了争夺霸权，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国家富强。这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宽松的学术氛围。
其次，经济的发展为学者提供了物质基础。经济繁荣使得一部分人成为有闲阶层，有了时间从事学术活动。
再者，科学技术的进步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在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领域，当时的科技水平达到了较高水平，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
文化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使得文化学术从贵族垄断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私学勃兴"。
此外，学术自由因素也是百家争鸣的重要推动力。各学术团体独立于政治权势，他们根据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纷纷著书立说，讨论时事，阐述哲理，但并非政治附庸，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
同时，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的相互斗争与学习借鉴，也促进了百家争鸣。
这个时期，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商业繁荣，城镇兴盛，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士人四处游说、讲学，开阔了视野，促进了独立思考与创新。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社会结构的急速变化，社会矛盾的尖锐，兼并战争的不断，促进了文化思想的空前活跃。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出现在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
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士”阶层开始活跃。西周之时，学校由官府控制，但“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得私人办学蓬勃兴起，教育对象不再局限于贵族，而是面向大众。这类“士”阶层成分复杂，可担任官职，经济基础多样化，私人办学的发达为他们提供了条件。
“士”阶层的活跃与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密切相关。春秋时代已有养士之风，战国时期更为盛行。诸侯或大夫为了壮大实力，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纷纷养士，形成社会风气。如齐国田常施惠于士，提供优厚待遇，吸引人才。战国时期，齐威王、宣王设立学宫，招纳天下文人学士，促进了学术交流与文化传播。
此外，各国对学术研究采取宽松政策，尤其是对“士”采取宽容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为学者提供了著书立说、发表个人意见的条件，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
稷下学宫作为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成为这一时期学术交流与文化传播的中心。田齐政权的兴衰与稷下学宫的发展紧密相关。稷下学宫首先是一个智囊团性质的机构，其次具有社科院的性质，为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百家争鸣创造了优越的政治环境。
稷下学士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学术讨论与政治建议上，体现了学宫的政治性。他们的讨论在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中进行，对田齐统治者提出批评与建议，促进学术交流与发展。
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学者在齐国良好的环境下潜心研讨，相互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融合。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不同学派的著作，稷下学宫成为学术交流与文化发展的重要场所。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对“士”的宽容政策促进了人才的流动，使得“士”可以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政治环境。这为百家争鸣提供了人才基础，也使得学术思想得以广泛传播。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稷下先生们敢于冲破旧有束缚，探索创新，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各种观点并存，针锋相对的辩论频繁发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战国（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汉书·艺文志》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