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西李氏与李家龙宫
历史系2003级甲班 周明明
【摘 要】：天下李氏，陇西第一。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和积淀，“陇西”已成为大多数学者和李氏族人所共同认知的李氏族源发祥地和郡望所在地，在今以陇西县为中心的这一广大区域内就有大量李氏族人活动的遗址和遗迹，其中陇西北关李家龙宫遗址就是其代表。
【关键词】：陇西李氏 李氏文化 李家龙宫
【Abstract】：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have the surname of Li is the largest in Longxi. Through the long years of evolution and accumulation, Longxi has been commonly regarded as the cradle of the original Li Clan and the site of prefecture by most scholars. Therefore, in the extensive area whose center is Longxi Town today there leave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al sites and remains where Li Clan live. Among then the “Legendary palace of Li Clan” in the North area of Longxi Town is the representative.
【Key words】：Li Clan in Longxi Town Culture of Li Clan Legendary palace of Li Clan
姓氏文化对中华民族的繁衍起了巨大的保护作用。固定绵延的中国姓氏，是保证五千年文明古国和优秀的中华文化久盛不衰的重要支柱之一。在中国众多的姓氏之中，李姓人数之多，宗族之众，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影响之大，是其他家族所无法企及的。所以研究及宏扬李氏文化，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都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陇西李氏溯源
李姓为中国五大姓氏之一，关于李姓的渊源学术界一直以来有很多种说法。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六种：（1）源出嬴姓说；（2）以官为氏说；（3）指李为姓说；（4）李树图腾说；（5）源于老姓说；（6）源出姬姓说。其中影响最广，且为大多数姓氏学家所接受的是源出嬴姓说和以官为氏说。他们认为李氏源出嬴姓，血缘先祖为皋陶，先为理氏，后为李氏，得姓始祖为李利贞，李耳为十一世。“李氏之先，出自颛顼高阳氏，当唐尧之时，高阳氏有才子曰庭坚，为尧大理，以官命族，为李氏”。[1]又因理、李同音，所以自利贞起改理氏为李氏，故利贞为得姓始祖。李姓自形成时起，长达几百年默默无闻，直到春秋时期李耳（字伯阳，谥聃，号为老子），著《道德经》八十一章五千言，流芳百世，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李耳九世孙李昙生四子：崇、辩、昭、玑。李崇被后世尊为陇西房始祖。崇生二子，长曰平燕，次曰瑶，官南郡守，狄道侯。瑶生信，字有成，大将军，陇西侯。其孙仲翔，为汉河东太守，征西将军，讨叛羌于素昌，战殁，葬陇西狄道东川，此为陇西李氏狄道房始祖。仲翔字伯考，先后为汉河东、陇西二郡太守。伯考生二子，为成纪令。以上世系，基本是依据《新唐书•宗室世系表》的说法。所以“唐家有天下，必欲世系详明，然自成纪令之后，信以传信；自成纪令之前，疑以传疑;盖谱牒之家，疑信相半，尚为成纪令，因居之。其后遂为陇西成纪人，故言李者称陇西。”[2]
陇西李氏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发展，到隋唐时期，达到隆盛阶段。到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命人修《氏族志》，贬抑山东氏族和其他高门大姓，“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是以皇族为首。”[3] 陇西李氏由此被列为诸姓之冠，这是其地望的又一次大提升。终唐之世，各类氏族著作杂出，等第时有调整，但陇西李氏则始终是第一大姓。这一历史现象也被后世大多数史家所接受，直到近代，国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提出了“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4]这一观点之后，关于李唐皇族之渊源问题在史学界又重新出现了较大争论。但陈先生的推测性论断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争论，攻之者多，和之者寡。西北师范大学李清凌先生在其《关注姓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研究》一文中严密论证，对陈先生的观点进行了驳难，最后李先生指出“李唐皇族抛弃自己实际的地望，或冒牌赵郡郡望，或将自己的胡姓祖先化身为汉人，这与儒家的伦理孝道无碍吗？若是当时的史臣慑于皇威而不敢言，那么后世的政治家，史学家，也何以不敢纠谬，而任其流传”[5]所以，“李唐先祖出于陇西李氏，唐皇确认，史载分明，是准确无误和不能轻易推翻的。”[6]
笔者认为关于李唐究竟出自赵郡还是陇西，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它已经成为涉及到从古到今整个李氏家族对其族源和归属所能趋同认知的心理范畴。如果我们单纯地一味追寻李唐源出赵郡或源出陇西，它所能带来的历史意义已经不太重要，更严重的是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给有着一亿之众的李氏家族造成一种其族源无法确定、归属不甚明了的影响,势必对整个李氏家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提高造成影响，所以作为姓氏问题之一的李唐渊源问题，我们在关注其历史真实和历史意义的同时，更应该侧重关注其现实意义。李唐源出“陇西”已被历史上大多数史家所承认，更重要的是被李氏家族中的大多数族人所接受，“陇西”二字已深深的根植于每位华夏李氏族人的心中。“我自陇西来，驻马东征，回首难忘桑梓地；家依江北往，飞鸿南向，一联聊表子孙心，”[7]这幅高悬于湖北阳新李祠的楹联，生动地表达了海内外李氏对陇西故土的深情。所以说“陇西李氏之源”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历史现象演化为涉及文化、历史、心理等多方面的问题，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更要综合考虑，不能单纯的仅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至于现在在甘肃的临洮、秦安、陇西等地展开的关于李氏祖籍地之争，这只是近年来各地政府只注重发展本地经济，在研究和整理文化遗产时只注重狭隘的地域性,而割裂文化现象整体性的不科学做法，其结果只能是给李氏文化的研究造成更多的麻烦和障碍。在研究陇西李氏文化这一问题上“或许研究和弘扬广义上的陇西李氏文化更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8]
以上只是本人对李氏文化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基本看法，至于李唐祖籍究竟源自何处，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今甘肃省陇西县境内现存大量李氏族人活动遗迹,如：李家龙宫、陇西堂、李贺墓、李贺南园、太白井、太白故里碑、李翱读书堂（今城关一小内）、五李亭（今陇师附小内）、翠屏山“托塔李天王”李靖之庙。这些文化遗迹，都是实实在在的研究李氏文化的第一手资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兹就大量遗迹中规模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李氏祖庙——李家龙宫做一述考。
二、陇西北关李家龙宫
李家龙宫遗址位于今甘肃省陇西县城北关一心村庙儿巷，因传说唐太宗李世民曾御笔亲书“李家龙宫”而得名。从此以后“龙宫”成为自唐代以来天下李氏认祖归宗，隆重祭祀先祖的重要场所。在我国古代“祖庙是祭祀建筑中的一种，是专门用来祭祀祖神——祖先阴灵的场所。”[9]那么李唐统治者为什么不将“龙宫”建于别处而建于“陇西”呢？这里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广东梅县李氏大宗祠所藏李氏族谱载：“五十五世祖，虎公。显妣周氏，公名克权，为魏将军，受封陇西公，李氏陇西之名由此。”[10]李虎被追封为陇西公后，李氏便和陇西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乡土亲缘关系，而这一时期（西魏），在以今陇西县为中心的这一区域置渭州，州治襄武（今陇西县），辖三郡——陇西郡、南安阳郡、广宁郡。陇西郡领县二：襄武、首阳。所以今陇西县在西魏时期不仅是渭州的州治，而且还是陇西郡之郡治。李虎之子李眪袭陇西公爵后，就在郡治所在地今日之陇西县署理政务。李渊七岁袭陇西公爵时，也当在郡治所在地，即今日之陇西县,李唐三代在今日之陇西发迹，“陇西兴唐”之说由此而来。综上所述，我们就不难理解初唐时期，高祖李渊为何要在“陇西”修建祖庙了。
唐贞观年间，今陇西县已成为丝绸之路的名城重镇之一，商贾云集，使者僧侣往来不绝，物阜民殷，经济文化繁荣，公私仓廪无不丰实。唐皇室奠基于陇西，唐太宗修《氏族志》，以李姓为天下姓氏之冠，并诏令天下李氏以陇西为“郡望”，“陇西堂”为堂号，对受封归降的显赫之士广赐国姓——李姓。唐天子在西陲“真龙落脉”的陇西宝地建立祖庙，光显祖宗，威镇远方，并御笔亲书“李家龙宫”匾额，钦准当地官员营造“龙宫”。遗憾的是这一历史胜迹，几因遭受战火而破坏殆尽，但值得庆幸的是李氏族人为了这一历史胜迹永流于世，绘制了“龙宫”修建图和“龙宫”原貌图（现存于陇西李家龙宫内）。此图成为我们今天考察这一唐朝雄伟建筑群，除考古挖掘外的第一手重要资料。所以今天我们只能依据一些民间传说和为数不多的历史遗存来重现当年李家龙宫修建时和建成后的一些盛况。
相传唐高祖李渊命人在陇西修建祖庙之后不久，唐朝统治阶级内部就出现了夺权政变，即“玄武门之变”。政变之后高祖被迫交出实权，并让位于李世民，自己被尊为太上皇。李世民登基后命一高僧云游古陇西郡，查访真龙落脉之地。一日，当西行至襄武县妙娥山村时，暮色苍茫之中突见西方天际金光万道，王气凝聚，巨龙腾跃，从天而降。高僧神情激动遂踏夜幕疾步查访，果见巨龙飞落之处，耸立一参天古柏，昂首曲身，形如真龙。他马上绘图飞报天子，太宗大喜，御笔亲书“李家龙宫”匾额，钦准陇西郡守继续兴建“龙宫”。经数千能工巧匠三年零三个月的苦心营造，一座东西长600米，南北宽440米，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宏伟建筑群落成。“龙宫”竟占了整个古襄武城的三分之一，高耸的红色宫墙，与日月争辉，巍然屹立的南大门，高悬唐太宗御笔亲书的“李家龙宫”四个金色大字，遒劲凝重，神采飞扬。（见示意图1）但遗憾的是这一匾额已毁，今悬于李家龙宫南大门上的匾额我们从书法、落款等几方面综合考证，确系后人伪制。
从“龙宫”原貌图中，可以将唐代建筑的规模宏大，规划严整，风格规范但有不失开朗等特点全部展现出来，形成了震憾人心的“盛唐气象”。其主体建筑色调简洁明快，层顶舒展平远，门窗朴实无华，给人以庄重大方的印象。“龙宫”四周城墙环绕，建筑物以南大门主殿的纵轴为中心线，宫内建筑分前、中、后三组，楼阁林立，店堂巍峨，环境肃穆，颇为壮观。“龙宫”的主殿屋脊上安放九兽（龙、凤、狮子、天马、狻猊、狎鱼、獬豸、斗牛和引什），在封建王朝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只有皇宫和太和殿安放十兽，李家龙宫的地位由此可见。现“龙宫”北殿屋脊系当年残存。整个“龙宫”建筑物上镶嵌大大小小1899条雕龙，象征“十八子李”根深叶茂。主祭堂高悬“陇西堂”巨匾，李姓后人均在此祭祀祖先。“李家龙宫的修建，使昔日‘渭州’陇西城日趋一日的煊赫起来，李氏的达官显贵前来祭祖，文武百官亦频频巡视，陇西一时成为西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11]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唐朝中后期。
至玄宗时“天宝盗起，中国用兵，而河西、陇右不守，陷于吐蕃，至大中、咸通，始复陇右。”[12]安史之乱后，吐蕃兴起，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又陷秦、渭、洮临、广德元年复陷河、兰、岷廓。贞元三年陷安西、北廷，陇右州县尽矣”。[13]之后，陇西郡地陷没于吐蕃九十年之久。到宣宗时收复，并恢复渭州、陇西、襄武建置。此时陇右一带之吐蕃族虽属于唐，但唐王朝却无力统治，只是笼络而已，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末。自哀帝四年（907年）之后，陇右诸地又陷吐蕃达五十余年。从安史之乱到唐末近150年的时间里李家龙宫所在的陇西郡襄武县社会动荡，屡遭兵火，民不聊生，陇西李氏大举渡江南迁，遍布各地。而李家龙宫也数度遭毁 ，变成了一片废墟，至今遗址方圆一百多亩地下一片瓦砾，有的地方竟厚达十米，当地人称之为“瓦渣坡”。直到宋元时期才修复了部分建筑，亦因战火遭毁，元代建筑仅保存一座。
明万历五年（1577年），李氏后裔，时任陇西知县的山东临邑人李汝相倡导筹资重建李家龙宫，由于大唐盛世已衰落，李姓在当时的声望和地位远非昔日可比，所以只是在原李家龙宫的旧址北面恢复了部分建筑——亦称“北极宫”或“祖师殿”。殿内供奉着李府先祖真人李白，托塔天王李靖，纯阳真人李琼和中坛元帅哪吒太子李罗车等。此时的李家龙宫已完全由一座单纯的皇室祖庙建筑群而降格为兼有臣民祭祀祖先的普通宗祠和道教宫观双重性质的建筑群。由于道教有着非常庞杂的神仙系统，在这一系统内，几乎所有的古代名人将相都被纳入其祭祀谱系中，特别是在历史上名臣将相辈出的李氏家族更是如此。所以，造成此时的李家龙宫内道教供奉的神仙和李氏族人供奉的先祖共处一室的局面。因此“在建筑形态上，经常出现道俗不分的现象。”[14]而李家龙宫整体建筑也呈现这一风格。这一基本形态也成为从万历五年到现在为止李家龙宫建筑群的基本形态。增建后的李家龙宫除主体建筑群外，外围建筑有北天第一门（俗称头天门）、北天第二门（已毁）、北天第三门（已毁）等辅助性建筑。清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癸亥（二十八日），是月，甘肃回族米喇印、丁国栋起兵反清。”[15]四月，回民抗清义军已攻破李家龙宫所在地今陇西县城之北城。顺治六年（1649年）“陕西总督孟乔芳奏，清军在甘肃巩昌夹攻米喇印，李国肃回民抗清义军，冲杀七十余里，余众悉溃。”[16]米喇印败退时，李家龙宫再次被毁，仅留“北天第一门牌坊 ”。
康熙元年（1662年）重建部分建筑，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吕高培任知县时，曾于任内在“北天第一门”上悬“仰弥高”竖匾额。同治五年（1866年），陇西城再陷兵灾，全城建筑毁于一火，李家龙宫再遭劫难。
清末及民国初年在“龙宫”原来遗址的基础上，又陆续增建维修一新，规模虽远不如前，却也山水相依，楼殿参天，别有天地。（见示意图2）宫内前部建有戏台和五座楼及大小殿阁建筑，院中苍松翠柏，肃穆幽静，谓之“前五楼”。中部建有主祭堂建筑群，主殿及两侧殿均飞檐翘角，群龙盘脊。殿中供奉道家始祖李耳，纯阳真人李琼（吕洞宾）等李氏祖先牌位，香火甚旺。“龙宫”北殿屋脊上的九条雕龙，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主脊上有四条“游龙”意为“龙游四海，四海升平”；两坡屋脊上为四条“飞龙”意为“龙行天下，国泰民安”；正中屋脊上为大型盘龙。北殿后部为后花园，有五座人工堆成的假山，分别名曰普贤崖、文殊岭、白衣岩、接引山、太乙峰，山下的佛龛内分别供奉着观音、文殊、普贤、地藏和大势智等菩萨。此时的李家龙宫出现了一种佛、道宗教性偶像和现实中的真实人物共处一室的奇特文化景观。我们把其放入整个古代传统文化的背景之下考虑，这种奇特现象是由古代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所造成的。据唐晓军等《遥望星宿——甘肃考古文化丛书》研究，清代“佛、道、儒的进一步融合，宗教诸神以及民间神鬼逐渐人格化，人逐渐神灵化，人神不分的趋势在加强。”[17]可见，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清末以来的各种形式的道观、祭坛和民间祠堂之中，李家龙宫即属这种情况。虽然此时的李家龙宫兼有着多种功能，但其作为祠堂的主体地位却仍然没有改变。清末民初陇西名人王海帆曾为当时的李家龙宫撰写了一幅气势恢弘的楹联：“家学溯犹龙，早垂道德昭前代；堂谟承射虎，应有勋名启后人”，[18]就是对这一历史胜迹的凭吊。
新中国成立后，李家龙宫被改建为益民麻绳社，1958年改办县第四中学，将全部殿宇简易改修为教室和办公室。1961年四中撤并后，先后改办为城关五小、南安初中。其间，绝大多数殿宇楼阁均遭人为拆除，三座假山夷为平地，李家龙宫已彻底没有了以前的雄姿。李家龙宫现存建筑物有北天第一门、主殿、祖师殿、陇西堂、龙殿、北过殿、九龙殿、李靖殿以及后花园郡公楼、聚贤楼、元朝戍边楼等大小十一座建筑，建筑面积800多平方米，建筑主体屋架、屋顶、屋脊、砖雕、两座假山和北天第一门等残存得到应有的保护和修复。“龙宫”现存脊兽均为北宋时期砖雕，其形态生动、笔法简练、线条流畅、雕工精细、保存完整，为一组精美的艺术珍品，极具文物价值和考古价值。1981年、1985年陇西县人民政府分别宣布北天第一门和李家龙宫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李家龙宫成为今陇西县境内仅存的古代建筑群。2002年陇西县委、县政府对李家龙宫遗址建筑群进行了全面恢复原貌的维修，并重塑李耳、李崇、李琼、李世民四尊先祖圣像，在“龙宫”后花园新修了北大门。2003年9月正式向游人开放。2006年6月李家龙宫被列为定西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三、对李氏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陇西李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遗产。所以如何深入、系统、客观的研究李氏文化，对探寻李氏家族在“陇西” 地区的源流，丰富甘肃地方文化，加强海内外李氏后裔交流，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李氏文化的研究虽然从古到今都是姓氏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如何将李氏文化研究与现实生活更加紧密、有机的结合起来，仍然是李氏文化研究过程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1．陇西李氏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已经从单纯的姓氏文化演化成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现象。而“陇西”作为李氏宗族所共同认知和世代相袭的郡望，其意义也已远远地超出了地域的名称，“陇西”这一名号，已成为一种文化标识而深深根植于每一位李姓后人的心中。所以今天我们在研究李氏文化，关注其历史意义的同时，应更多的从现实意义的角度出发，从微观上入手，宏观上把握，要在全面把握李氏文化内涵的基础上，重点抓研究成果的推介和开发。选择能够在较大范围产生社会回应和广泛认同的课题去突破，特别是从海内外李姓人士寻根敬祖和光宗耀祖的朴素感情出发确定研究重点和研究计划，进行集中的课题研究，力求把研究和成果推介结合起来，以从有利于推介活动的操作性课题做起，注意社会效益。
2．陇西李氏文化研究初期，在李氏族谱收集、李氏渊源的考证、李氏名人资料的整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作为甘肃四大文化的陇西李氏文化和其它三大文化相比，无论在研究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远远不够，对李氏文化的研究中涉及历史、人物、轶事等方面的资料收集与整理不能形成准确而具有说服力的认识，对陇西李氏文化中具有民俗性的东西缺乏深层次的研究。所以我们在以后研究过程中要进一步重视陇西李氏文化的民间性、群众性和地方性特点。有目的地挖掘与陇西李氏文化相关的轶闻轶事，通过挖掘、征集、整理，使所有与李氏文化相关的景点、遗址、遗物乃至一幅楹联、一尊塑像、一株古树都有一个说法，呈现其真正的文化内涵。另外在对李氏文化进行对外宣传的同时，要重视当地群众性宣传，增强其地域民间文化氛围，给人们以文化的厚重感和鲜活感。
3．要重视文化研究和景点建设相结合。李氏文化在成为一项重要的文化现象的同时，也已经成为一项文化经济资源，吸引着海内外李氏后人及无数游人到陇西寻根、参观和旅游，所以如何把“陇西李氏”这块金字招牌做大，是关系到今陇西县乃至与陇西李氏文化有关市县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以陇西县为例，境内就有大量的有关于陇西李氏的文化遗存（前文中已述），但遗憾的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对这些遗存的研究、保护、开发还远远不够。如前文中介绍的李家龙宫建筑群遗址，虽然也进行了一定的修缮，但其整个配套设施建设还几乎为零，文化遗存的整体性还没有很好的整合。所以，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要坚持文化研究和景点建设相结合，互相映证，相互推动。以李家龙宫古建筑群为中心，全面规划，有计划的搞好景点建设，抓好陇西李氏文化遗存的保护和修缮工作。尤其是加强对一些年久失修或业已毁坏的文物古迹的原貌恢复，力争形成一批以陇西李氏为主题的古建筑群。
在今天，以李家龙宫为代表的李氏族人活动遗址在见证着陇西李氏发展过程的同时，也已成为陇西的文化品牌。所以，对李氏文化及其相关遗址的进一步全面、深入的研究必将为促进陇西乃至整个甘肃旅游经济文化建设发挥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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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章开沅：《清通鉴》，岳麓书社出版社，第167，169页。
[18] 杨天成：《试论李氏族源郡望和祖籍》，《档案》1994年第6期，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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