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46年秦始皇执掌秦国政权，公元前221年统一秦王朝建立。
准确地说：秦始皇共执政达36年，其中执撑秦国政权25年执撑秦朝政权达11年。
2.秦始皇用10年时间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存在15年
3.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巡游南方回归山东至河北道上病死.丞相赵高与李斯结谋杀害了太子扶苏，另立其弟胡亥继位，即秦二世，二世昏庸暴政，二世元年(前209)七月，终于爆发了以戍卒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各地反秦力量都来参加.后赵高杀丞相李斯，又杀二世，立始皇孙子婴为秦王.公元前206年刘邦入关，至咸阳城外坝上，子婴出城降，秦亡。
4.秦亡后，历史进入了以项羽为首的「楚王」和以刘邦为首的「汉王」的「楚汉战争」阶段。前202年，项羽败死，刘邦即汉朝皇帝位。
春秋战国时代，诸候不断混战，长期的战争，使人民生活疾苦，人民渴望和平与统一。而当时的现实，周室已经无法控制局面。诸候国逐渐强大，通过战争来实现统一。当时的社会矛盾是战争与和平的矛盾。秦国的变法，是统一的选择，通过变法，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战争机器，只有强制性地驱动人力、物力，才能使秦国更加强大。在当时，秦国的“苛政”没有使秦国灭亡，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商鞭变革”获得秦人的支持，《史记》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在战争的压力之下，想通过所谓的“仁政”休养生息，是不可能的。战争是残酷性，为了诸候国的生存，必需调动一切战争资源，必需有兵役、劳役，最终劳民伤财。长期的战争，更需要长期地强制性调动一切战争资源。如果用“仁政”，就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物力，就会在战场上失败，最终威胁诸候国的生存。战争是灾难的开始，又是灾难的结束，人类社会渴望和平，意味着战争必须结束。历史选择了秦国，结束分裂的战乱。商鞭的变法应运而生，是时代的选择。在长期战争的特殊环境下，历史否定所谓的”仁政“，而肯定秦的变法。
但统一后，人心思定，人民渴望和平与幸福，社会的矛盾不再是战争与和平的矛盾，而是反抗与压迫的矛盾。人民渴望能有安定和睦的环境，而对秦朝的”苛政“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向前的。统一是大势所趋，是必然性的。和平是历史的长期结果，战争只是短期的结果。只有在特殊性的环境下。“商鞭变革”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秦国统一后，没有及时改变政策，仍用“商鞭变法”，在“苛政”下，民不聊生，违背了人民的意愿，最终被历史所抛弃。历史对“商鞭变法”否定，而肯定“仁政”。改变秦朝的命运，是陈胜起义。秦朝强制性调动人力修筑工事，因为误期不能到达，按秦法令要严罚，造成陈胜起义。点点星火，点燃全国，带起反秦势力，在浩浩荡荡的反抗之下，秦国灭亡。这就是为什么秦国在统一之后灭亡，里面有量变与质变的问题。量变和质变是辨证统一的，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的准备，一切事物的发展，从量变开始，量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突破度的界限，引起事物的质变。统一前，秦的“量”是指秦地。统一后，秦的“量”是指全国。统一前，秦人经过秦国的长期治理，人心安稳。但统一后，六国之人没有经过秦政洗礼，对秦的“苛政”难以接受，人心未稳，潜伏动乱危机。《史记》记载“商鞭变法”初时：“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在这里可以看到，在变法初期，秦人也抵制变法。六国之民初被秦国统治，同样抵制秦政。人民在战争结束之后，渴望和平稳定的生活，人心思定。而秦国不反思，更换政策，仍用“苛政”。随着秦统治的扩大，反抗秦的量变扩大，而且秦政越来越苛，达破一定的度后，就会质变。被压迫的人民，终于起来反抗秦朝，秦朝在起义反抗之下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