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王学）与日本的近代史
如前所述，王阳明的思想东传日本之后，作为理论之花，已经形成了日本的阳明学。然而，由于王阳明哲学思想内在逻辑要求，它必然要从理论走向实践，在实践中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一点如果王阳明还不太自觉的话，那么，作为王阳明后继者的日本幕府末期的阳明学者，则是自觉地去努力的。
众所周知，日本的近代史始自明治维新，那么我们首先以王学与日本明治维新关系来探讨一下王学对日本近代化的作用。
首先，为明治维新运动准备了一批杰出的人才。
在明治维新前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多年中，日本的朱子学始终处于官学的统治地位，阳明学则作为下级武士和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而处于被压抑、受排挤的地位。特别是1790年（宽政二年）幕府发布异学禁令之后，朱子学被定为唯一正统思想，阳明学则被视为异端的谋反之学。然而，在幕府末年，阳明学（王学）成了维新志士所普遍信奉的一种哲学，并因此为维新运动造就了一披杰出的思想家和领导人。
佐藤一斋的门下人才辈出，如佐久间象山（公元1811-1864年）、横井小楠（公元1809-1869年）都是当时著名的洋学家，同时又是阳明学者。他们以阳明学作为解放思想的武器，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等主张，打破了朱子学固守了儒学的孤陋习气，开了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新风，为开港倒幕做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
佐久间象山的门生中，如攘夷倒幕的活动家吉田松阴（公元1830-1859年）、胜海舟等，都是信奉王学的。明治初期启蒙运动中的骨干如加藤弘之、津田真道、西村藏树等也出自象山门下。
吉田松阴是维新运动时期先驱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松阴回忆说：“吾曾读王阳明《传习录》，颇觉有味。顷得《李氏焚书》亦阳明派，言言当心。向借日孜以《洗心洞札记》，大盐亦阳明派，取观为可。然吾非专修阳明学，但其学真，往往与吾真会耳。”在阳明学的影响和鼓舞下，他积极主张尊王攘夷，致力于倒幕运动。
吉田松阴以其叔父的名义在家乡创建了松下村塾，据说其学生八十，竟有近半数为明治维新做出了杰出贡献。明治维新前后叱坼风云、雄飞庙堂的许多俊杰之辈，如伊藤博文、木户孝允、高杉晋作、山县有朋、井上馨、前原一诚、久阪玄瑞等，皆出自松阴门下。
吉田松阴的高徒，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高杉晋作（公元1839-1867年），在读了王阳明《传习录》后也作诗云：“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义皇以上人。”
萨摩藩的倒幕领袖西乡隆盛（公元1827-1877年）也是一位倾心王学的政治家。他以阳明学的即知即行思想为理论武器，积极参与幕政改革和勤王运动；为奉还大政于天皇，他亲自担任总督府参谋之职，征讨幕府将军；为改革旧制，他首倡废封建改郡县之议；因此，他成为日本勤王运动中的第一功臣。
正是以上这些信奉或倾向阳明学的杰出人物，以阳明学为理论武器，倡导尊王攘夷或开国倒幕，推动了明治维新的实现，瓦解了日本封建体制，由此而开启了日本社会通向近代化的大门，而受阳明学影响的明治开国元勋伊藤博文、西乡隆盛则直接提倡民权、民主、废藩置县，为日本实现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这些论断都是符合日本的历史的。
其次，阳明学与日本吸收近代西方科学文化。
西方文化输入日本，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中野，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传教士和商人来到日本，传播了南欧中世纪的宗教文化（主要是基督教）和某些实用技术（如洋枪和火药的使用方法），与近代科学文明尚极少接触。当时称之为南蛮之学，简称蛮学。但是，17世纪初德川幕府开始禁教，到17世纪30年代，由禁教发展为禁西书，进而实现“锁国”政策。至此，近一个世纪和西方文化的接触交流便被压抑了。
然而，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以后，虽然西学的传播大为受挫。但纯科技的书籍并未列入禁书之列。1720年德川幕府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下令“弛禁”，采取积极态度引进西学书籍，欧洲文化又得以重新传播。这次传入日本的欧洲文化被称为“兰学”，主要是指由荷兰人和荷兰语书籍带来的欧洲文化知识。另外，从中国传来的由西方传教士编著的天文、地理书籍也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文化。不过，直至19世纪初，在日本传播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知识，如医学、动植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几乎不为人知。因此，这个时期所传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还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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