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的民本思想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君权的根本在民。例如，《左传》哀公元年记，吴师伐陈，因为十二年前吴先王阖庐伐楚时陈未肯站在吴的一面。“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曰：‘阖庐惟能用其民，以败我于柏举。今闻其嗣（指吴王夫差）又甚焉，将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无患吴矣。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
十二年前吴伐楚，入其都城郢，楚几乎亡国。这时吴王夫差的兵力看样子比阖庐时更强，所以楚国的大夫们大夫们一见吴出兵就感到震惊。这并非是全无理由的。可是唯独子西看到了问题的深层实质。他指出，阖庐之强，全凭爱惜民力，从而得到人民的效力；夫差之“强”，则靠滥用民力，从而在实际上是在为其自身的失败准备了条件，当然对楚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威胁了。子西看到了一个国君的权力的盛衰存亡最后取决于人心的向背，说明了君权的真正基础在民。
第二，立君的目的在于保民。例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记：“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在这一段引文里既包含了邾文公的思想，也包含了《左传》作者通过对于邾文公思想的评论而表现出的思想。当占卜说明迁都利于民而不利于君的时候，邾文公认定利于民就是利于君，因为他认为天立君的目的就在于养民，不思利民就不配为君；能利民才说明君的称职，为君而能称职才算有利。所以他不把利民与利君对立起来，而认定利民就是利君。他的左右却有不同的看法，以为迁都危及国君生命，不迁才有利于君。他们考虑的是国君作为个人的生命之利，而非其作为国君的使命之利。所以邾文公为他们解释了命的意义。他说“命在养民”，这个“命”就是国君的使命；而个人的生命短长，那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义。所以他坚决迁绎。《左传》作者对于邾文公只作了两个字的评论：“知命。”这就是说这一位国君知道他为君的使命。可见立君为民原是当时流传的一种思想认识。
这种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可以无民，也不可以无君。立君为民，民为目的，是重要的；但是无君即无以达到为民之目的，所以君也是重要的。这里也有君民之间的张力关系，《左传》作者在这种关系中仍保持其以民为本的思想倾向。
第三，如果君不称职，民可以批评以至反抗。例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
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这一段文字既说明了子产主张让人民批评执政者的思想，又说明了
孔子对于子产思想的赞同。子产以为，执政者只有听见人民的批评，才能及时地改正错误，才能利民；而利民才可以避免人民的反感的积累，从而才能避免大的政治动荡。这可以说是既利民，又利君。而在这君民张力的关系中，子产和借孔子的话来表达自己思想的《左传》作者坚持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倾向。
又例如，《左传》庄公十八年冬记巴人伐楚，次年春又记：“楚子（指文王）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踖陵。还，及湫，有疾；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诸夕室；亦自杀也，而葬于絰皇。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弗从；临之以兵，惧而从之。鬻拳曰：‘吾惧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为大阍，谓之大伯。使其后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谓爱君矣；谏以自纳于刑，刑犹不忘纳君于善。’”
鬻拳对于自己的国君，一方面敢于实行兵谏，以至在国君战败时拒其回国；另一方面，在做了这些事以后，又十分惶恐，以至自刑、自杀。这显然是一种很矛盾的现象，其原因何在？当他兵谏和拒君的时候，他是认为国君没有尽到国君的职责，因而必须用一切手段来督促或迫使国君尽其职责；当他对国君实行暴力以后，他又认为自己犯了辱君之罪，因而不敢自爱而自刑、自杀。正是因为他自觉地认识到后一点，所以他在做前一点的时候也并非自肆害君，而是出于爱国爱君之忱。《左传》作者假“君子”之口说鬻拳爱君，道理就在这里。不仅《左传》作者认识到了这一点，楚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不然，他们就不会让鬻拳的后代继承他的官职以表对他的报答了。从这一件事又可看到君民之间的张力关系，而《左传》作者在这种关系中仍然是以民为本的。
又例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鲁昭公流亡在外多年后死于乾侯，
晋国大夫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罪，何也？”史墨回答了一大套话，其中最重要的是，“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
赵简子（鞅）看到鲁君被季氏流放而死于外，以为是不正常的，而鲁国的人民却无异议。他于是问史墨原因何在？史墨的回答很明白：首先，从逻辑上说，国君而不勤民，就是未尽为君之责；为君而未尽为君之责，自然会被人民遗忘；被遗忘了的国君流死于外，自然不会发生人民的抗议。从历史角度说，改朝换代，君臣易位，自古以然，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终极原因还在于君是否能尽其为君之责。君不忘民，能勤民事，民亦不忘其君，这样君位就可以维持下去；否则，君位就不能维持下去。这里再现的还是君民之间的张力关系，而《左传》所引的史墨之言仍然重在以民为本。
更能说明《左传》作者民本思想的是宣公四年关于弑君的凡例：“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所谓“称君”，就是只写被杀国君的名字，不写杀君者的具体人名，而写某国或某国人弑其君。古人以直呼其名为不敬，称君之名就表示此君不足敬，已说明其无道；不写具体杀君者的人名而称某国或某国人，则说明此次杀君并非某个人的行动，而是国人对此君都已不能容忍，皆有杀之之心。在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凡国人皆曰可杀的国君被杀，就不是杀君者犯了罪，而是被杀的国君无道而该杀。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被杀的国君违背了其为君的职责，即君以保民的职责。君与民在这里同样处于一种张力关系之中，《左传》的弑君凡例在这种关系中显然以民为本。
死时刘安尚未封为淮南王，所以伪古文
《五子之歌》“民为邦本”之说非始出于
《淮南子》，而出于上述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