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6-04-09
“3月23日,江西籍‘的哥’吴智斌拾到4万元巨款,交还失主,还婉拒失主的五千元酬金。这个感人故事经报道后,已经在社会各界引起荣辱观大讨论。今天大家一起做好事,以实际行动学习吴智斌。”昨天,安装在“的哥”林元明所驾驶出租车上的GPS卫星系统,收到这样一条短信。
这是市运管处昨天上午联合市出租车志愿服务队、出租车爱心文明服务总队向全市出租车驾驶员发出“学习吴智斌拾金不昧的精神,擦亮城市‘窗口’”的倡议书。它通过温州联谊卫星定位系统有限公司的GPS平台发向装有GPS卫星定位系统的市区1400辆出租车。这条“荣辱短信”很快在市区3329辆出租车的驾驶员之间传递着。
出租车爱心文明服务总队队员周雪鸣昨天在附二医拉了一名行动不便的病人到火车站,直到将其搀扶到火车站候车厅后方才离去。
市出租车志愿服务队队员张友明是名来自安徽的“新温州人”。昨天他将水心敬老院内的一名老人背出来坐到车上,送到医院后又背着老人去挂号……出租车驾驶员正以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为擦亮这座城市的“窗口”带好头。
“明是非,知荣辱”的不仅仅是出租车驾驶员,社会各界正以“八荣八耻”树起道德新标杆,争做当荣之事。
在市区汽车新南站当保安的河南籍青年史红印,昨天凌晨值班巡逻时,在候车室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离家出走已七八天、来温寻找亲人的小男孩后,不仅煮水饺给小男孩吃,还帮助小男孩联系到了家人。当小男孩的家人闻讯赶来并买来香烟表示酬谢时,却被史红印谢绝了。“任何人见了都会这么做的。”对于自己的热心行为,史红印只有简单的一句话。
第2个回答 2006-04-18
八荣八耻的根本是什么呢?我常常想,当一个人以八荣八耻为镜子的时候就明白自己更多些;当一个人终身以八荣八耻为镜子的时候,他就能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们比肩齐高!请看这一串光辉的名字:
周恩来,他一生服务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钱学森,中国导弹之父,美国说他抵三个师,在新中国诞生后毅然回到自己的祖国。
李四光,当外国专家定论中国没有石油时,他自信地说:科学证明中国有储量丰富的油气。
李瑞环,热爱本职岗位,从一个普通的建筑工人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焦裕禄,将灾难中的兰考人民紧紧团结起来,与风沙盐碱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
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教育他的弟子要诚实。在学习中,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他认为这才是诚实守信对待学习的正确态度。
邱少云,为了大部队的行动,坚守纪律,强忍着烈火烧身直到牺牲。
雷锋,一双袜子补了又补,却寄钱救济战友的家人。
这些鲜明的事例告诉我们,不管是过去,今天还是将来,八荣八耻的根本就是如何学会做人,做一个对社会负责,对祖国人民有贡献的人。反之,那些遗臭万年的八耻类人物将会永远被人民和时代唾弃,踩在脚下。
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我们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周恩来总理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
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都给予补助,他们把同志们的困难看成自己的困难,对亲属、对同志体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比如说,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总理、邓大姐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大姐给她送去300元作为结婚的费用。在60年代这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大姐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周总理的月薪404.80元和邓大姐的月薪342.70元,合起来是747.50元,在当时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们的收入就不等了。总理和大姐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的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4000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0元。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80年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大姐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达到过706.50元,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了党费
第3个回答 2006-04-21
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我们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周恩来总理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
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都给予补助,他们把同志们的困难看成自己的困难,对亲属、对同志体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比如说,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总理、邓大姐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大姐给她送去300元作为结婚的费用。在60年代这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大姐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周总理的月薪404.80元和邓大姐的月薪342.70元,合起来是747.50元,在当时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们的收入就不等了。总理和大姐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的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4000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0元。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80年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大姐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达到过706.50元,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了党费
第4个回答 2006-04-23
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我们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周恩来总理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
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都给予补助,他们把同志们的困难看成自己的困难,对亲属、对同志体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比如说,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总理、邓大姐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大姐给她送去300元作为结婚的费用。在60年代这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大姐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周总理的月薪404.80元和邓大姐的月薪342.70元,合起来是747.50元,在当时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们的收入就不等了。总理和大姐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的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4000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0元。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80年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大姐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达到过706.50元,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了党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