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职能出现了多样化
在宋代，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职能有了进一步加强。在城市建设上，那种传统的坊里制度逐渐被打破，出现了临街设店的景象；而在商品流通上，产生并逐渐推广了“交子”（纸币），“交子”的出现与应用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赋税制度上，也开始征收商税，据《宋史》卷85～90《地理志》记载，宋朝时期全国著名的经济都会总数不下四、五十处，仅征收商税在10万贯以上的就有42个城市。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许多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城市已逐步演变为政治、经济职能并重的城市，城市类型开始多样化。从经济角度看，宋朝时期的经济性城市类型大体上可以分为工商型城市、商业型城市和手工业型城市等三种类型。
1、工商型城市
这种类型的城市通常出现在农业生产和商品生产都比较发达的地区，它们既可以利用周围农村提供的原料发展手工业生产，又可以吸收周围乡村集市的商品和自身生产和商品来发展商业贸易。例如，成都在北宋时期，既是成都府治，又是历代全国的纺织生产基地，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工商业都会。当时，蜀锦乃为全国著名的丝织品，有“罗、纨、锦、绮等物甲天下”之称。[1] 蜀锦的产量也相当可观，仅北宋中央政府每年就从四川地区采购“上供绫锦鹿胎万二千匹”。[2]在南宋时，国都临安（今杭州）、婺州（今江西金华市）、平州（今苏州市）、镇江、常州、湖州等地已成为当时全国最主要的丝织业中心。尤其是平州，既是府治所在，又是全国纺织生产基地和商品交换中心，成为江南地区工商业都十分繁荣的都会。[3]
2、商业型城市
这种类型的城市通常出现在水陆交通都比较发达的地区，即交通枢纽地区，主要是由于货物中转和商业贸易比较发达而形成。随着大运河的疏浚，在大运河沿岸，一些较大的政治中心城市如临安、汴京（今开封）等一跃成为全国的重要商业城市，其规模之大，人口之众，商业之繁华，在当时是其它城市望其项背的。据《汴都赋》记载：当时的汴京是“竭五都之镶富，备九州之货贿”。据周宝珠研究，在北宋元丰年间，东京（即汴京，今开封）的工商业者及其他服务行业共约有15000多户。[4] 唐朝时期的坊、市制度已被打破，工商业者临街开店，大小商号鳞次栉比。主要商业区，终日车马杂沓，交易繁忙。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开封城中汴河沿岸商业繁荣的真实写照。这些商业区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晓市。另外，开封城中还有相国寺、鼓扇百索市、巷陌杂市、乞巧市等定期交易市场，其交易规模也很大。[5]长江沿岸交通发达地区也出现了许多商业性城市，如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芜州、江州蕲口、鄂州、荆州等，其中鄂州尤盛，其商业影响范围东及于海，西至于川，南抵珠江，北达淮水，“盖川、广、襄、淮、浙贸迁之会”[6]，“市邑雄富，列市繁错”。[7] 真州（今江苏仪征市），在北宋时也已替代了隋唐时期的扬州的地位，成为两淮、江浙诸路货物的集散地。[8]
3、手工业型城市
这种类型的城市，与隋唐时期的手工业城市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起源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交通枢纽，它主要是依赖于手工业或矿业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这主要是宋朝时期在纺织、陶瓷、造纸、印刷、造船、兵器、冶金、制盐等的生产规模、品种、数量和技术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使手工业型城市排除了原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而独立发展起来。这一时期造纸技术已进入了相当成熟的时期，因而都城开封、浙江杭州、福建建阳、江西婺州、四川成都和眉山等都发展成为印刷业的中心，而吴江府的粉笺、温州的蠲纸、台州黄岩玉版纸、杭州的藤纸、绍兴府的竹纸、宣州的宣纸等，在当时也都是非常著名的纸制品。从纺织业来看，有蜀锦、定州的刻丝、婺州的花罗、东阳的花罗、润州的花罗、青州与邵州的隔织、抚州连花纱、越州的寿陵和绵州的巴西纱子、亳州的轻纱、明州象山女儿布、平江府昆山药班布等。从制瓷业来看，窑址遍及全国，非常发达。其中定州的白瓷、汝州的青瓷、耀州的青白瓷、景德镇的影青瓷等都相当著名。[9] 由此可见，手工业型城市在宋代是相当发达的。
二、农村商品经济发达，“草市”逐步演化为商业性集镇
商业性集镇繁荣，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另一大特色。这种特色的标志就是“草市”的大量涌现，并逐渐演化成商业性集镇。“草市”是由农村交换剩余产品而形成的定期集市演变而来。正如《中国古代史》所评价的那样：“在城市的周围及广大乡村中形成了许多定期的贸易集市，北方称集，南方称墟，江淮地区称草市，统称之为坊场。这些坊场是连接城市和乡村，乡村和乡村之间经济联系的纽带，得以使农民自用自食之外的农副产品转化为商品，与市场发生日益密切的关系。”[10]纵观枕宋朝“草市”向集镇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把其分为草市大量涌现、草市向商业集镇演变和商业集镇向手工业专业镇转化三个阶段。
1、草市的大量涌现
草市始见于南北朝，隋唐时期已有了初步发展。[11]至唐末，在某些商业繁荣的城市开始出现夜市及附城草市，农村中定期的小市也越来越多。此类草市，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状况，各有不同的集期，如二日一集、三日一集、五日一集、六日一集、乃至十日一集等。[12] 到了北宋，由于城市建设彻底冲破了坊、市之间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从而导致了城市内部集市的产生。与此同时，许多城市由于规模的扩大，限于城垣以内的范围已不够使用，商业区域不断向外扩展，与农村中的草市相呼应，从而加快了草市的大量兴起。[13]
2、草市向商业集镇演变
随着草市的进一步发展和大量兴起，使一些大的农村集市成为附近地区的集散中心和城乡交流的联结点，从而演变为市镇。在早期，我国的市和镇之间是有着比较严格的界线的。据《吴江县志》卷4《镇市村》记载：“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防者谓之镇”。可见，“市”仅具有经济职能，“镇”则是镇守地方，具有军事、行政的职能。但是，到了北宋时期，这些市镇的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纯粹以贸易为特征的镇市大量涌现，“诸镇监官，掌警逻盗窃及烟火之禁，兼征税榷酤”。[14]于是，在县和草市之间也就有了镇的建置。镇的出现又加快了商业性集镇的发展。这样，市和镇之间的区分标准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以商况较盛者为镇，次者为市”[15] 。据樊树志研究，北宋时代，黄河流域的市镇发展占有明显的优势，四京尤为突出，东京开封府有31镇，西京河南府有22镇，北京大名府有20镇，南京应天府有13镇。而同时代的江南地区相对较少，苏州有4镇，秀州有4镇，杭州有12镇，湖州有6镇。南宋时代，随着江南经济的飞速发展，江南地区的市镇异军突起。临安府增至28市镇，嘉兴府达15市镇，苏州达19市镇。可见，经有宋一代，草市不仅发展成集镇，而且数量增加也相当迅速。
3、商业集镇向手工业专业城镇转化
在宋代，各地市镇尽管商业贸易职能较强，但各行各业的生产活动，即手工业生产活动也非常活跃，也是市镇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宋会要�6�1食货》记载：“市户自有经纪，工匠自有手作”。如江西景德镇，当时陶瓷生产就相当兴盛，有瓷窑达“三百余座”，而且分工也相当精细，已有陶工、匣工、土工、利坯、车坯、釉坯、印花、画花、雕花等工种及工艺程序类别。可见，有宋一代，随着市镇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分工与生产进一步扩大，在原有商业性集镇的基础上，又涌现了一批具有手工业专业倾向色彩的市镇。除了上述的陶瓷专业镇外，还有筠州清溪市矿冶专业镇、陵州赖钁盐业镇、彭州蒲村茶业镇、遂州凤台糖业镇、兴化军龙华糖业镇、泉州安海航运业镇、秀州青龙航运业镇等。这批市镇的出现，不但显示了宋代经济作物、手工业与商业的高度发达，同时还标志着草市、镇的经济自身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海外贸易空前发达，港口城市大量出现
宋朝时期，宋海外贸易十分兴盛，比之盛唐时期还要繁荣一些。海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印度、中南半岛、东南亚各岛屿，以及阿拉伯半岛等地区的一些国家。宋朝向各国输出丝织品、瓷器、茶叶、工艺品、金、银、铜、铁、锡等，输入的物品主要有香料、珠玉、犀角、象牙、珊瑚、苏木等。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在东南沿海地区海港城市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6] 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市）、泉州、秀州（今浙江嘉兴市）、密州（今山东胶县）等，在当时都是重要的外贸港口城市。为了加强管理，宋朝还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温州等地设置了市舶司。除了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外，长江以北的通（江苏南通市）、楚（江苏淮安市）、海（江苏连云港市海州镇）诸州，长江以南的越（今浙江绍兴市）、台（今浙江临海县）、福（今福建福州市）、漳（今福建漳州市）、潮（福建潮州市）、雷（今广东海康县）、琼（今海南省）等州，以及镇江、平江（今江苏苏州市）两府也都是通航的海港。但是，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宋朝的政治、经济形势动荡不安，海港城市兴废繁衰也较多。如北宋时，山东半岛以北属于辽政权所有，而辽政权又有航海之禁，因而唐时的主要港口登、莱二州，一蹶不振，与沧州、平州等同降为次级的海港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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