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已由原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随着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得到不断加强，政府也在放权让利中逐步退出市场。资源配置是经济体理论制改革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
关键词：新经济体制 改革 资源配置
对我国来说，新经济对于促进企业改革，推进制度建设，冲破教条和本本的束缚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网络的发达使得普通百姓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难以想象的宽阔和通畅，而信息将会使人们的观念发生转变。网络经济使得企业间的竞争不仅仅由目前的局部地区扩大到全国，而且会扩大到整个世界。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普通百姓都一定会感觉到，对于以企业政府管理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不是想不想改的问题，而是必须改革的问题。
一、资源配置与新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
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
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
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改革后，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取得了巨大成功，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经济运行基本奠定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资源配置的方式已由计划向市场这一基本方式转变。在转变中，政府一边“造市”，一边“退市”。即在打破旧体制框架的同时，塑造新经济体制，包括市场形态的构建、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市场规则的制定等，在把各种经济主体推向市场的同时，自己在放权让利中逐步退出市场。
二、我国新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市场作用不断增强，资源配置效率明显提高。具体表现为：
1、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政府通过“中央各主管部委——地方各主管厅局——行政性公司——国营工厂（商店）”这一管理链条对国有资产（企业）进行直接管理（干预），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管理者和经营者集多种职能于一身，企业毫无生产经营自主权。改革后建立了“国资委（局）——控股公司——企业”的管理体制框架，国有企业在现代公司化改组过程中正在形成相应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式的“法人治理结构”。国有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由原来的行政关系转变为市场化的“委托——代理”关系。
2、计划体制的改革 计划体制改革以来，一方面，指令性计划已经或正在变为指导性计划和政策性计划（如产业政策等）。计划的行政色彩已大大减弱；另一方面，计划的比例大大减少，市场调节的范围不断扩大。绝大部分商品、劳务和生产要素的产销、供求等已基本放开，市场已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或主要作用。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的。以前中国实行计划价格，它既不反映供求，也不符合价值；改革后，先后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和调整了工业消费品价格并采用“价格双轨制”。
3、财税体制的改革 在国家与企业等纳税人之间的财务税收关系上，以前由国家实行统收统支，企业没有理财自主权。80年代后的两步“利改税”，规范了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关系，但存在税收不统一，税负不公平，税制过于复杂的问题。近几年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确立和增值税作为主体税种的税收体制的运作成功，标志着新的财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在新的财税体制下，财政收支体制的改革，各税种的调整和完善，预算外及体制外资金管理的规范，使政府在增加财力的同时，保证其职能能够完整地发挥，并改善了对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
4、金融体制的改革 改革前，中国实行单一国家银行制度，中国人民银行既是中央银行，又是商业银行，还是政府机关，金融依附于财政，构成“大财政、小银行”体制。现在，中国已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金融体系，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从中央银行中独立出来后，政府改变了原来对商业银行的严格的直接控制，取消了贷款规模的管理，在贷款发放上给予银行自主决策的权利，并促进银行间的竞争，使银行间业务相互交叉、渗透的程度不断加强，各商业银行提高了运营效率，对经济的发展起巨大的作用。
5、外贸体制的改革 中国的外贸，以前由国营专业外贸公司独家垄断，实行计划收购制。改革后，引入竞争机制，扩大外贸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在完善出口代理制的基础上，直接赋予越来越多的工贸企业、生产科技型企业进出口贸易经营权，实行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并在取消财政补贴后改进和完善了出口退税制。
改革加强了我国的对外开放力度，使国内的经济发展能更好地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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