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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4月，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地区文物管理部门在临沂市银雀山考古发掘了两座西汉墓葬，墓中出土了大批汉简及陶器、漆器、铜器钱币随葬器。其中汉简的发现特别引人注目，它的内容不仅涉及到我国古代的历史、哲学、兵法、历法，而且对于古文字学、书法艺术乃至简册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也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这是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发现之一，因为一次出土这么多先秦古籍和古书佚本，这在过去是十分罕见的。
在我国古代，书籍多写在竹、木或丝织品上，前者称简册、后者即帛书。《尚书·多土》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简册。古人使用简册有一定的制度。银雀山汉简的形制、书写格式、篇题的处理及各式符号的运用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汉代的简册制度。
这批竹简经刮削、烤炙而成，做工精细。它的两端平整，无刀削痕迹，系先用锯锯而后锉磨而成。长度共三种：一种长69厘米、宽大厘米、厚0.1厘米～0.2厘米，其长度约合汉代3尺；另一种长27.6厘米、宽0.5厘米～0.9厘米、厚0.1厘米，其长度合汉代1.2尺；第三种复原长度为18厘米，约合汉代的8寸。汉简的不同长度是汉代礼制的反映。在收写格式上，这些汉简存在着上下各留空白、不留空白、自上而下写满以及图表等形式（如《元光元年历谱》即表格式）。竹简上的文字属早期隶书，字体有工整与草体两大类，前者庄重而不呆滞，后者流畅而不轻率。
银雀山西汉简共出土古代兵书四部，即《孙子兵法》（105枚）、《孙膑兵法》（232枚），《六韬》（54枚）和《尉缭子》（36枚），另有西汉武帝《元兴元年历谱》及其他内容的竹简。国家文物局将这批西汉竹简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均藏山东省博物馆。
《孙子兵法》的作者名孙武，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春秋末期军事家，大约与孔子同时。曾以《兵法》十三篇呈献吴王阖闾。吴王选派宫内美女一百八十名，拿戟列队，听从孙武操演。鼓击令下，宫妇不听指挥，孙武三令五申，还是没有效果。孙武三令五申，还是没有效果。孙武以军纪处斩两名队长（吴王心爱之人），女兵才服从号令，认真操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孙武“演阵杀嫔”的故事。吴王阖闾深知孙武确实能用兵，便委以重任，率吴军大破楚军，扬威齐晋。
孙武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史记》有传。《汉书·艺术志》载录《吴孙子》即是。因该书载录《孙子兵法》八十二卷，图九卷，曾引起后人怀疑，说现在流传的《孙子兵法》十三篇是汉末人的著作。《古仿伪书考》上就有此说：唐代杜牧注批孙子序上也说孙武的书原有数十万言，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以成此书。后来清四库提要称杜牧之说不足为信，现在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十三篇，每篇至少一简，多则十几简，更证实唐代杜牧之说失实。此外，明清两代也都有所争论，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等不但怀疑《孙子兵法》其书为伪，甚至怀疑孙武、孙膑为同一人。也有人以春秋一代重要史书《左传》不见孙武、遂得出孙武不是春秋时期人的结论。其实，作为史书而言，并不见得春秋一代任何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都会在《左传》上出现，不能认为除《左传》外，就别无信史。关于这个问题，清初的学者孙星衍有独到的见解。他在论《孙子兵法》时说：“诸子之文者皆后世之门人小子撰述成书，惟此是其手定，且在列、庄、孟、旬之首届，真古书也”（《问学堂集》卷三《孙子略解序》）。孙星衍又说：“杜牧疑为魏武（曹操）所删削者，谬也”（《孙渊如外集》卷三《重刻宋本孙子、吴子、司马法序》），临沂银雀山汉简的发现，使他的说法得到了证实。
这批竹简除《地形篇》外,各篇都有残简,字句和今本大同小异。篇题有“作战”、“形”、“势”等，也与今本相同。
《孙子兵法》集古代军事作战经验之大成都市，对用兵、布阵、攻防、计谋等作战方略均作了精辟论述，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提出“知彼知已，百战不殆”的思想，注重了解情况，全面地分析敌我、众寡、强势、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的双方，通过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以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书中还提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里强调了战略战术的“奇正相生”和灵活运用。由此可见，这些军事思想为近代、现代军事家指挥作战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尤为重要的是，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同时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书，也为历史上争论不休的孙膑、孙武究为一人还是两人这一悬案，提供了破解和答案。
（撰稿：李淑华 来源：《山东文物丛书》）
以上参见
http://www.sdmuseum.com/museum/LibServlet?req=getWebList&id=61所以有人答错了
我也是在找答案 找到正解 也想让别人知道 呵呵
参考资料：http://www.sdmuseum.com/museum/LibServlet?req=getWebList&id=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