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1879年－1953年），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大元帅，是苏联执政时间最长（1924－1953年）的最高领导人，在任期间，全力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使苏联成为重工业和军事大国，但同时也导致了乌克兰大饥荒。斯大林树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实施大清洗，并对车臣等少数族裔进行压迫流放，严重破坏了民主和法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苏联红军，与盟军协力击败轴心国，苏联领土也有了很大的扩张。战后他扶植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中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峙。1953年3月5日因脑溢血去世。著有《斯大林全集》。2008年，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举行了一次“最伟大的俄罗斯人”的评选活动，斯大林高居第三（四至六位分别是普希金、彼得大帝、列宁），仅次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斯托雷平。中文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外文名：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别名：朱加什维利国籍：苏联民族：格鲁吉亚族出生地：俄罗斯帝国第比利斯省哥里市出生日期：1879年12月21日逝世日期：1953年3月5日职业：政治家，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成就：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代表作品：《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血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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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生平简介[1] 斯大林[2]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1879年12月21日生于格鲁吉亚的哥里，格鲁吉亚人，原姓朱加什维利。父亲是农民出身的皮鞋匠，母亲1937年7月去世，她是农奴的女儿。1888年，斯大林进哥里教会小学读书，1894年，斯大林进入梯弗里斯（今第比利斯）东正教中学读书期间开始研读马克思的作品并参加革命活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梯弗里斯组织。1900年开始参加地下政治活动，在高加索一些工业中心组织罢工、示威。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化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后，他参加了布尔什维克派。1904年12月领导巴库工人大罢工。从1902年4月至1913年3月间，他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捕7次，多次被流放和监禁。1912年2月被选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主编党的机关报《真理报》，1913年7月至1917年3月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7年5月至1952年10月连续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协助列宁组织和领导了1917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参加了以列宁为首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历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17-1922)、国家监察部人民委员(1919-1922)。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斯大林任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列宁多次派他到最关键的战线去指挥作战，在保卫察里津战役中，在粉碎尤登尼奇、邓尼金和波兰贵族的战斗中，他大智大勇，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功绩，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此授予他红旗勋章。1922年至1952年10月连续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1941年起兼任苏联人民委员会（1946年改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1922年12月第一次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报告。他提出了“在一个国家首先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张。[3]1924年1月24日，列宁逝世，斯大林开始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1925年12月，联共(布)“十四大”召开，通过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方针，把苏联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重点发展重工业。1928年起进行计划经济建设，卫国战争前，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形成了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1937年，工业总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但苏联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农业和轻工业的长期落后，最终又制约了重工业的发展；片面强调产值和产量，造成产品单调，质量低劣，忽视轻工业的发展造成消费品的供不应求．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27年12月，联共(布)“十五大”确立农业集体化方针。要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此后，新经济政策逐渐取消。农业集体化为工业化的实现提供了条件，但存在着严重问题和错误，违背了农民自愿加入的意愿，为积累资金，从农民身上取走的东西太多，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与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况不相适应，从而破坏了农业生产力，使农业生产长期停滞落后，严重阻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使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绝对支配地位。1936年，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新宪法。规定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它的政治政础是各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新宪法的颁布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苏联的确立，也标志着斯大林创建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特征是以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否定价值规律，排斥商品和市场。它在政治方面的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不分，缺少群众监督，忽视民主和法制。斯大林模式在战争期间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存在严重的缺陷和弊端。后来日益严重地阻碍了苏联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随着斯大林地位的牢固确立和苏联建设事业的发展，斯大林的威望空前提高，到30年代，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由于个人崇拜风气的盛行，斯大林的一些错误观点和做法对苏联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1935～1938年间，进行了错误的大清洗运动（肃反运动），大批党、政、军优秀领导人和著名知识分子以至普通干部和群众被加以各种罪名，遭到残酷的镇压和迫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粗暴的破坏和践踏；破坏了社会主义科学文化资源和各级干部资源。1941年6月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任苏联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1945年6月获最高军衔─苏联大元帅称号。德军进攻西欧期间，他成为同盟国最成功的统帅之一，苏联通过扩大自己的版图，建立起一条“东方战线”。1941年6月22日，德国投入190个师共550余万人，分3路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1941年冬季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期间，斯大林始终留在首都组织大反攻。苏联经过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会战等战役，粉碎了德军的闪电进攻，在他的卓越指挥下，苏军先后赢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使当时的形势急转直下，兵锋指向德军。自1942年7月始，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与德军激战200天，歼敌150万。1944年，苏军又组织了10次战略性战役，把德军赶出苏联。尔后苏军继续西进，与东欧各国反法西斯武装配合，解放了东欧。他领导苏联人民最终战胜了纳粹德国。斯大林参加了盟国的几次首脑会议，包括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的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1945年，中国抗日军民进行全面反攻，苏联红军也出兵中国东北，围歼日本主力关东军。 政治斗争
斯大林时代宣传照：斯大林、列宁、加里宁十月革命后，俄国境内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或自治共和国。国内战争期间，为抗击共同的敌人，俄罗斯联邦同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建立了军事政治同盟。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和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开始，为了统一进行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提出了联合问题。1922年8月，联共(布)中央成立了由斯大林主持的专门委员会，提出各苏维埃共和国以自治共和国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方案。格鲁吉亚领导人反对这一方案，遭到粗暴的对待。病中的列宁得知这件事后，立即写信给中央政治局，严厉批评“自治化”方案和一些人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列宁建议各苏维埃共和国按平等自愿原则一起加入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根据列宁的建议，1922年10月中央全会讨论通过新的文件，该文件得到了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和苏维埃机关的热烈响应和支持。
1919年列宁与其它领导人合影原图1922年12月30日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在会上作关于成立苏联的报告。列宁因病未出席大会，被推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大会通过了苏联成立宣言。当时加入苏联的有俄罗斯、南高加索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4个加盟共和国。大会通过的联盟条约规定，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联盟人民委员会为执行机关。条约还特别规定，每个加盟共和国都保留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5]
[6]1922年12月中旬，列宁再次中风，俄共中央全会责成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22日深夜，列宁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右臂右腿瘫痪，但头脑清楚，思维清晰，口授了一批给党的应届代表大会的信。信是专门谈他的战友或接班人的，一共谈及3组人，即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既谈到他们的优点，也指出他们的缺点。关于斯大林，信中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信中写道：“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以后的几天，列宁继续口授信件，议论了改革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民族问题等等。1923年1月4日，列宁对12月24日的信作了具体的补充，建议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斯大林根据列宁遗嘱的建议提出辞职，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列宁的建议是不合适的，并一致选举斯大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写下《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直言不讳的批评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促使两人与斯大林联手形成共同对抗托洛茨基的局面。三人发表文章称“托洛茨基主义”并非真正的列宁主义，斯大林还表示“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被孤立的托洛茨基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解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不久之后，斯大林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意见亦见分歧：斯大林支持布哈林的意见，延续新经济政策，减少约束农民，并希望先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放大新经济政策并拥护世界革命的主张，他们形成“新反对派”，1925年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他们和斯大林为首的主流派公开对抗，却以失败告终。季诺维也夫于是重新联合托洛茨基，并和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等人结成反对派联盟，共同和斯大林集团斗争，1927年12月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被先后开除出党，1929年布哈林“右倾投降主义集团”也被赶出政治局。1936年底，斯大林在苏维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大会随后通过了苏联宪法草案，从法律上规定了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
被斯大林下令“修饰”的历史照片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30年代初，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以1934年12月1日发生的谢尔盖·基洛夫遇刺事件为导火线，展开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刑法作了如下修改：侦查恐怖活动不得超过10天；有关结论于开庭前一天交给被告；判决一经作出，不得上诉、不得赦免；极刑立即执行。1935年1月审讯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名前反对派分子，罪名是他们在托洛茨基指使下，组织了“列宁格勒总部”、“莫斯科总部”等地下反革命组织，阴谋暗杀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洛夫被害就是他们策划的。被告1936年8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此后，清洗镇压的规模迅速扩大，全国掀起了一场“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运动。1937年，苏联肃反运动达到了高潮。1937—1938年间审理的要案主要有：以中央委员皮达可夫、拉狄克为首“反苏托洛茨基中心”；以苏联元帅、国防部副部长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以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前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为首的“右派—托派反苏联盟”。这些案件的被告都以“人民公敌”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肃反运动使许多无辜者遭到逮捕和杀害，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它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给苏联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7]莫斯科大审判一共3次，它是1937～1938大清洗的高潮剧目，三次大审判的被告人数分别为16、17、21。除第二、三次各有3人获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告全部枪决。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了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有20人被枪决；15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大清洗中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包括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8]1936－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斯大林对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的清洗，其实并非始自大清洗。早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就有25万人被开除党籍，大清洗冤死的不仅是无数苏联本国干部和群众，还有很多外国人，包括中国一大批在苏联工作、学习的干部和学生，以及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许多工作人员，李正文、姚艮等被关押数年才获平反，吴先清等不幸遇难。
[9]1937至1938年被称为苏联“大恐怖”时期。在此期间，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遭枪杀，很多人遭到逮捕，被关押在古拉格劳改营里，部分人在饥饿、疾病等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死亡。苏联境内的诸多少数族裔被集体迁移和流放，其中包括：波兰人、伏尔加德意志人、摩尔多瓦人、犹太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朝鲜人等等。株连的例子俯拾即是，例如，随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捕和处决的，有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兄弟，他的母亲和三个姐妹被关进集中营，母亲和一个妹妹死在里面。夫妻一起被处决的例子举不胜举。在当时，株连是有法律依据的，1934年《关于反革命与叛国罪》的法令规定，军职人员逃往国外，家庭成员集体承担责任；对于叛国行为，不论已成事实还是仅仅预谋，知情不报，严惩不贷。而1935年4月7日颁布的法令，则将死刑的年龄降到12岁。军界、经济、艺术等社会各界不少精英被清肃。除了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受到批评及政治迫害以外，自然科学界的权威人士也难逃厄运，例如，物理学的专家院士以及几乎所有的学术带头人都被称之为“敌对思想的走私犯”，许多人被捕处死，而在农业和生物学界李森科主义盛行，把遗传学斥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把在遗传学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的科学家斥为“顽固的反苏维埃分子”，甚至作为“外国帝国主义间谍”加以残酷迫害，列宁格勒农学院院长被处决，棉花、畜牧、农业化学、植物保护等研究所的领导人也相继遭到同样下场。 天文学家们更是胆战心惊，据统计，在此期间，约有20%的天文学家被捕。此外，苏联中央气体液体力学研究所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都被逮捕入狱，而整个航空科学的几乎所有学术骨干都被监禁——但为了使新飞机的研制工作不致于中断，内务部不得不建立了一座代号为“中央设计局第29号”的特别监狱，让这些科学家一面接受审讯，一面进行科学研究。苏联足球队因为在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半决赛输给了南斯拉夫足球队，全体队员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幸而随着1953年斯大林去世，这批队员很快结束了流放生涯，并得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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