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故事(2个)

稍微简洁点

一、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25日,一方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后,要用仅有的几只小船将几万红军渡过河去,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而国民党的追兵紧追不舍,形势十分严峻。5月2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汇报后,当即作出了夺取泸定桥的决定。其部署是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一师和陈赓、宋任穷领导的干部团为右路军,由中央纵队及1、3、5、9军团为左路军夹河而上攻取泸定桥。左路军由王开湘、杨成武率领的红二师四团为前锋攻击前进,5月28日,红四团接到红一军团命令:“王开湘、杨成武: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的行军速度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战斗中突破过去夺道州和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记录”。接令后红四团后昼夜兼行240华里山路,于29日晨出其不意的出现在泸定桥西岸并与敌军交火。
当时百余米的泸定桥已被敌人拆去了约八十余米的桥板,并以机枪、炮兵各一连于东桥头高地组成密集火力,严密地封锁着泸定桥桥面。中午,红四团在沙坝天主教堂内召开全团干部会议,进行战斗动员,组织了由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领的23名夺桥突击队。下午四点,23名勇士身挂中锋枪,背插马刀,腰缠十来颗手榴弹,冒着枪林弹雨,爬着光溜溜的铁索链向东桥头猛扑。三名战士在王友才的率领下,紧跟在后,背着枪,一手抱木板,一手抓着铁链,边前进边铺桥板。当勇士们爬到桥中间时,敌人在东桥头放起大火、妄图以烈火阻击红军夺桥。勇士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烈焰,高喊“同志们,这是胜利的最后关头,鼓足勇气,冲过去!莫怕火,冲呀!敌人垮了,冲呀!”廖大珠一跃而起踏上桥板,扑向东桥头,勇士们紧跟着也冲了上来,抽出马刀,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此时政委杨成武率领队伍冲过东桥头,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占领了泸定城,迅速扑灭了桥头大火。整个战斗仅用了两个小时,便奇绝惊险地飞夺了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南追北堵欲把借助大渡河天险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美梦。泸定桥因此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长征时期的重要里程碑,为实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最后北上陕北结束长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有“十三根铁链劈开了通往共和国之路”的壮美赞誉,新中国十大开国元帅,其中就有七位元帅长征时经过了沪定桥。当时在激战后的泸定桥上,刘伯承元帅曾用脚重重地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感慨万千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朱德总司令在长征回忆中题词“万里长江犹忆泸关险”的诗句,充分说明了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的艰险与壮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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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05-09
中广网北京9月30日消息 七十年前,有数以千计的红军女战士走上漫漫长征路。在红军女战士队伍中,有一位年仅11岁的小姑娘,只见她身背一条线毯、腰别一把横笛,手拄一根木棍,一路歌唱、吹奏为大家鼓劲,她就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王新兰。

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叔叔王维舟是著名的中共早期党员。在叔叔的影响下,王新兰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先后加入共产党。王新兰7岁时,因为人小,不易引起白匪注意,党组织常让她传递秘密文件。

1933年红四军入四川,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他任军长。当时王新兰只有9岁,虽然年幼,但在家人的熏陶下,也领悟了不少革命道理。红军要长征了,家里只留下王新兰和多病的母亲。看到王新兰终日如坐针毡的样子,15岁的姐姐、红军女战士王新国看出了妹妹的心事,知道她希望跟着红军一起走。于是,在姐姐王新国的鼓励下,王新兰鼓足勇气报名参加红军。

深明大义的母亲对此感到特别欣慰,只是担心王新兰年龄太小,红军不收。

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接待了她们。当他见到王新兰扎着两个羊角辫、个头还没有步枪高时,便微笑着问:“你这么小能干什么?”

王新兰惟恐红军首长把自己看小了,便大着嗓门说:“我什么都能干!”

徐主任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好!”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

这时,姐姐王新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您就收下我妹妹吧!您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徐立清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专心听王新国说完,徐立清转而对王新兰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

一听又没希望了,王新兰发起了小孩脾气:“小?小怎么了?哪个天生会打仗,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我虽然年龄小,可学东西还快呢!”

看王新兰参军的决心很大,徐立清最终同意了:“好吧,那你明天就过来吧!”王新兰当即兴奋得跳了起来。随着一声“是”,王新兰拉着姐姐就往外跑。徐立清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她们喊:“你妈妈同意吗?”“早就同意啦!”一句愉快的回答从门外飘了进来。

几兄妹把母亲托付给地方苏维埃组织后,第二天一大早,王新兰就到红四军报到了。王新国被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工作,王新兰则安排在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一到宣传队,姊妹俩就开始编演节目、书写标语。长征路上,王新兰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大罪,从不叫苦叫累,也从不掉队。不过,王新兰确实太小了,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尽管这样,王新兰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小红军王新兰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红军长征之后,在反“围剿”中受伤的红军伤员怎么办?他们藏在何方、由谁照顾他们?记者沿长征路在瑞金、于都、信丰采访时,发现不少线索。

据史料记载,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留下约7000名伤员。经过治疗,有一半左右出了院,补充到独立师、团,还有一半疏散到群众家中隐蔽。当时,有很多伤员蘸着血写下“死也不离开部队、立即上前线与敌人拼到底”的誓言。组织上不可能让伤员再上前线,数千名伤员被紧急疏散安置到偏远山区。

于都县砂星区是当年保护和安置红军伤员的模范区。其中,刘发娣老大娘家就住了12名红军伤员。遗憾的是刘大娘已经去世,记者找到了她的儿子、81岁的朱绍明。

朱绍明说:“我父亲是红军烈士,我母亲对红军的感情特别深。我那时只有七八岁,但还记得一个红军伤员的名字,叫朱家才。母亲把伤员藏进地窖,吃饭时,悄悄送进去。一年后,有10名伤员基本上能行走了。我们家有6个孩子,要照顾12名伤员,还要种地,我母亲非常辛苦。”

记者跟着朱绍明的弟弟朱绍材,从镇上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徒步走了30分钟,找到当年隐藏红军伤员的地窖。地窖在不高的山坡上,已经坍塌,上面长满灌木和杂草。站在山坡上记者想,在如此艰难的日子里,是一种什么力量使刘发娣老大娘独撑起这个特殊的家?应在此立一座碑,上写:这里曾生活着一位伟大的母亲!

继续采访,发现可立碑之处很多。于都县当年有一个只有3户人家的小山村,叫庵山。红军伤员钟家瑶、刘义才和钟桂春,就隐藏在杨大娘家旁边的山洞里。当时,家里只剩下一担半谷子,杨大娘每天让红军伤员吃一顿大米稀饭,而她和小孙子顿顿用红薯和芋头充饥。为使伤员伤口尽快好转,杨大娘经常上山采中草药。后来,这3名伤员全部痊愈。遗憾的是,庵山依旧,但因修建水库移民,记者已无法找到杨大娘及其后人。

在信丰油山镇上乐村,记者终于找到一位健在的老大娘,今年93岁,名叫郭莲花。据群众介绍,她是赣南游击队的交通员,经常照顾红军伤员,她的丈夫林毓亮也是红军烈士。面对记者,老大娘的笑容是那么慈祥。我的心里涌出深深的敬意,真诚祝愿郭大娘和当年所有照顾红军伤员依然健在的大娘们,健康长寿
第2个回答  2008-05-08
我们的贺主席

1935年12月19日中午时分,贺龙率领的第二军团部分主力,从管竹进入岩石乡。三个穿灰布军衣、身背短枪的战士来到三房院子,见一妇女抱着小孩慌慌张张走进自己家里。战士跟着走进她家堂屋,见她房门紧闭,便轻轻地敲门说:“嫂子,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请你开开门,我们有事和你商量。”青年妇女叫欧阳香元,丈夫在外做挑夫,她听到敲门的声音不是很急,喊话的声音也很平和,就开了房门。战士见她屋内还有一间空房,便提出:“嫂子,今天晚上借你这间空房搭个铺住一晚上,你看行不行?”欧阳香元虽没有完全听懂他们的话,但知道他们是要借房子住,于是脸上露出了同意的笑容。

过了一会儿,有位战士领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身穿兰布长衫、留有八字胡子的人来到了欧阳香元的家门口,后面跟着二三十个穿灰布军衣、背短枪的战士,在禾坪里整整齐齐地站成两排。那个八字胡子对大家讲:“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我们有铁的纪律,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能进年轻妇女的卧室内;”接着又讲,“我们红军无论走到那里,都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群众家里的东西未经主人同意不能搬动,借东西一定要还,损坏和丢失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团结群众去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欧阳香元从战士们的表情上,看出八字胡子是个大官。听他讲话句句为老百姓着想,认定红军是好人。她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把那个八字胡子讲的话告诉别人,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家,她走到堂屋门口见地上搭起了铺,那个八字胡子和另外两个人在煤油灯下看地图,一边看一边比比划划。她想知道那个大官是个什么官,于是走到门外悄悄地问一个小战士:“那个穿兰布长衫、留着

胡子的是你们的什么人?”小战士轻声地告诉她:“是我们的军团长,苏维埃政府的贺主席,我们都喊他贺老总。”她听后心里嘀咕,原来他是个大官,难怪战士们都规规矩矩听他讲话。

她走到房内,一位女战士非常和气地请她坐下,像亲姐妹一样和她拉起了家常。在交谈中她问女战士:“你是哪个的老婆?”女战士很爽快地告诉她:“我是贺龙同志的爱人,今晚住在你家,真麻烦你了。”她知道了住在她家里的是红军的大官贺龙主席一家人,不好意思地说:“这房子不好,没有好好收拾,真对不起你们,”女战士说:“等打完仗以后,穷人就有好房子住了。”

第二天清早,部队要走了,有些战士在收拾行装,有些在打扫卫生,有个战士走到欧阳香元嫂嫂雷青菊面前(住她对门)再三询问是否有损坏和丢失的东西,雷青菊讲:“只有一个木脸盆没看到。”那个战士不一会拿了一个铜脸盆对她说:“如果找不到就用这个脸盆,找到了就留做纪念,红军的纪律都是贺主席规定的,你一定要收下。”贺主席和战士们走时,群众都含着热泪相送,战士们

也不时地回头,依依惜别。

几十年过去了,欧阳香元没有忘记当年的“贺主席”。1956年,她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挂像时,一眼就认出了当年住在自己家里的贺主席,高兴地说:“你们看,我们的贺主席又回岩山来了,又到我们家里来了。”

可敬的先烈

第二、六军团自从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国民党的军队始终跟踪他们、搜索他们,妄图把他们消灭在长征途中。12月21日中午,从高沙开往花园的第六军团,有的在李家渡一带休整,有的在行进途中。战士们虽然头上都用树枝、绿叶作了伪装,但国民党飞机还是发现了目标,丧心病狂的投下了6颗炸弹,20位战士当场光荣牺牲,数十名战士受伤。

当时年仅12岁的王康元正赶着牛回家,一位红军战士见状,急忙跑过去,尸把将王康元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王康元安然无恙,而那位战士却血流如注。王康元的叔父王仁德知道后,深为红军战士舍已救人的精神所感动,为了报答红军战士的救命之恩,他冒险同李明生、刘大炳等20多个贫苦农民一道,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蛇形山一块空地上。但红军走后不久,一些土豪劣绅心怀鬼胎煽动说,“红军葬的地方是‘风水宝地’,是李家渡的‘龙脉’所在。现在‘龙脉’挖断了,‘龙神’不安,只有把红军的尸体挖出来,丢到河里去,才能保住‘龙脉’,恢复‘风水’。”为了粉碎土豪劣绅的阴谋诡计,贫苦农民邓成竹等人连夜将红军烈士的棺木移葬到松涛滚滚的长岭界,周围栽上苍松翠柏。被红军救了命的王康元,每年清明节去烈士墓前祭扫。1972年他担任西中大队党支部书记后,积极倡议并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带领本大队和李家渡的干部群众,整修了烈士墓,在墓前竖起一块烈士纪念碑,刻上“长征烈士之墓”六个大宇,两侧刻有两副对联,一副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另一副是“继承先烈志,永作革命人”。洞口县委和县政府已将烈士墓做为全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几十年来,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经常去墓前瞻仰、凭吊学习先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做贡献。
第3个回答  2008-05-08
丰碑
红军队伍(wǔ)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tuó)。狂风呼啸(xiào),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道。等待着他们的是恶(liè)劣的环境和残酷(kù)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x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
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
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
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
一个冻僵(jiāng)的老战士,倚(yǐ)靠光秃(tū)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sù)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祥: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
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bào)子,样子十分可怕。
“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
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
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
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在雪很快地覆(fù)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yíng)的丰碑。
将军什么话也没有说,大步走进漫天的风雪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倔强的小红军
红军队伍(wǔ)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tuó)。狂风呼啸(xiào),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道。等待着他们的是恶(liè)劣的环境和残酷(kù)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x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
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
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
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
一个冻僵(jiāng)的老战士,倚(yǐ)靠光秃(tū)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sù)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祥: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
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bào)子,样子十分可怕。
“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
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
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
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在雪很快地覆(fù)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yíng)的丰碑。
将军什么话也没有说,大步走进漫天的风雪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第4个回答  2008-05-07
强渡大渡河
光荣的使命
一九三五年五月,我们工农红军渡过金沙江,经会理、德昌、泸沽,来到冕宁。我们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担负了光荣的先遣任务。军委为了加强领导,充实力量,特派刘伯承、聂荣臻两同志分别担任先遣司令和政委,并把军团的工兵连、炮兵连配属一团指挥。当时,我在一团当团长。
这天,上级把强渡大渡河的任务交给了我们一团。部队立刻从离大渡河一百六十多里路的一个庄子里,冒雨出发了。
大渡河是长江的一道支流,据传是当年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现在,我们的处境也很险恶:后有周浑元、薛岳、吴奇伟等数十万大军追赶,前有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的“精悍部队”扼守着大镀河所有渡口。蒋介石猖狂地吹牛说:后有金沙江,前有大渡河,几十万大军左右堵击,共军有翅也难飞过。他还梦想,要让我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经过一天一夜冒雨行军,部队在一个山坡上停下来。这里离安顺场只十多里路,大渡河哗哗的水声都可以听到。一百四十多里路的急行军真够疲劳的了,战士们一停下来倒头就睡着了。这时已是夜间十点多钟,我急忙找来几个老乡了解情况。
老乡介绍的情况和我们侦察的基本一致。前面的安顺场,是个近百户人家的小市镇。敌人为了防我渡河,经常有两个连在这里防守。所有的船只都己抢走、毁坏,只留一只船供他们过往使用。安顺场对岸驻有敌人一个团(团的主力在渡口下游十五里处),上游的沪定城驻有三个“骨干团”,下游是杨森的两个团,要渡过大渡河,必须首先强占安顺场,夺取船只。
情况刚了解清楚,指挥部便来了命令: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船只,强渡过河。刘伯承司令和聂荣臻政委特别指示我们说:“这次渡河,关乎着数万红军的生命!—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
“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我们的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突不破的天险。我们一定要在大渡河上,为中国革命史写下光辉的一页。”看完命令,团政委黎林同志坚决地表示。

胜利的前奏

战士们从梦中被叫醒,冒着毛毛细雨,摸黑继续前进了。
根据分工,黎政委带领二营至安顺场渡口下游佯攻,以便吸引那个团的主力;我带一营先夺取安顺场,然后强渡;三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
天漆黑,雨下个不停,部队踏着泥泞的小路前进。大约走了十多里,便靠近安顺场了。我命令一营分成三路前进。
安顺场的守敌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他们认为我们还没有出海子边少数民族区呢,因此毫无戒备。
“哪一部分的?”我们的尖兵排与敌人哨兵接触了。
“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红军战士的回答象春雷,扑向敌人。
“砰!”敌人开枪了。我们的火力也从四面一齐吼叫起来。愤怒的枪声,淹没了大渡河水的咆哮,淹没了敌人的惨叫,顽抗的敌人纷纷倒下,活着的有的当了俘虏,有的没命地逃跑!两个连的敌人不到三十分钟就全被打垮。
正在战斗时,我来到路旁一间屋子里。突然听到一声喊叫:“哪一个?”通信员一听声音不对,枪栓一拉大吼一声:“不要动!缴枪不杀!”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乖乖地缴了枪。事也凑巧,原来这几个敌人是管船的。我急忙要通信员将这几个俘虏送到一营去,要一营想法把船弄来。
一营花了好大的劲,才把渡船弄到手。这里只有这条船,它现在成了我们唯一的依靠。
占领了安顺场,我来到河边,只见两岸都是连绵的高山。河宽约三百米,水深三、四丈。湍急的河水,碰上礁石,卷起老高的白浪。现在一无船工,二无准备,要立即渡河是困难的。我急忙一面把情况报告上级,请求指示一面作渡河的准备工作。这一夜,我在安顺场街头的小屋里,一会踱着步,一会坐在油灯旁,想着渡河的一切问题。
我首先想到凫水。可是河宽约三百米,水急、浪高、漩涡多,人一下水,就会被急流卷走。
我又想到架桥。仔细一算,每秒钟四米的流速,别说安桥桩,就连插根木头也困难。想来想去,唯一的希望还是那只渡船。于是我立即把寻找船工的任务交给了一营营长孙继先同志。
一营长派出许多人到周围山沟里去找船工。一个、两个、三个……等到找到了十几个船工,天已大明了。
十七勇士

天明、雨停,瓦蓝的天空缀着朵朵白云,被雨水冲洗过的悬崖峭壁显得格外高大。大渡河水还在一股劲地咆电翻腾。此刻,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远处的一切:对岸离接口一里许,是个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庄,周围筑有半人高的围墙;渡口附近有几个碉堡,四周都是的黑的岩石。估计敌人的主力隐蔽在小村免企图等我渡河部队接近渡口时,来个反冲锋,迫我下水。
“先下手为强!”我默默地下定决心。随即命令炮兵连的三门八二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安放在有利阵地上,轻机枪和特等射手也进入河岸阵地。
火力布置好了,剩下的问题还是接河。一只船装不了多少人,必须组织一文坚强悍的渡河奋勇队。于是我把挑选渡河人员的任务交给了孙继先同志。
战士们知道组织奋勇队的消息后,一下子围住了孙继先同志争着抢着要参加,弄得孙继先同志怎么解释都不行。
“怎么办?”一营长问我。我又是高兴又是焦急,高兴的是我们的战士个个勇敢,焦急的是这样下去会拖延时间。因此我决定集中一个单位去。
孙继先同志决定从二连里选派。二连集合在屋子外的场地上,静听着营长宣布被批准的名单:“连长熊尚林,二徘长曾令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四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土张桂成,肖汉尧……”十六个名字叫完了,十六个勇土跨出队伍,排成新的队列。一个个神情严肃,虎彪彪的,都是二连优秀的干部和战士。
突然,“哇”地一声,一个战士从队伍里冲了出来。他一边哭,一边嚷着:“我也去!我一定要去!”奔向营长。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二连的通信员。孙营长激动地看看况我也被眼前的场面所感动。多好的战士啊!我向孙营长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让他参加。孙营长说了声:“去吧!”通信员破涕为笑,赶忙飞也似地跑到十六个人排成的队列里。
一支英雄的渡河奋勇队组成了:十七个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个手榴弹,还有作业工具。熊尚林同志为队长。

飞舟强渡

庄严的时刻来到了,熊尚林带领着十六个同志跳上了渡船。
“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色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消灭对岸的敌人!”
渡船在热烈的鼓动声中离开了南岸。
胆颤心惊的敌人,向我渡船开火了。
“打!”我向炮兵下达了命令。神炮手赵章成同志的炮口早已瞄准了对岸的工事,“通通”两下,敌人的碉堡飞向半空。我们的机枪、步枪也发挥了威力。炮弹一个个炸在敌人的碉堡上,机枪象暴风雨一样卷向对岸,划船的老乡们一桨连一桨地挤命划着。
渡船随着汹涌的波浪颠簸前进,四周满是子弹打起的浪花。岸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渡船上。
突然,猛地一发炮弹落在船边,掀起一个巨浪,打得小船剧烈地晃荡起来。
我一阵紧张,只见渡船随着巨浪起伏了几下,又平静下来了。
渡船飞速地向北岸前进。对面山上的敌人集中火力,企图封锁我渡船。十七勇士外过一个个巨浪,避过一阵阵弹雨,继续奋力前进。
一梭子弹突然扫到船上。从望远镜里看到,有个战士急忙捂住自己的手臂。
“他怎么样?”没待我想下去,又见渡船飞快地往下滑去。滑出几十米,一下撞在大礁石上。
“糟糕!”我自语着,注视着渡船。只见几个船工用手撑着岩石,渡船旁边喷起白浪,要是再往下滑,滑到礁石下游的漩涡中,船非翻不可。
“撑啊!”我禁不住大喊起来。岸上的人也一齐呼喊着为勇士们鼓劲、加油。
就在这时,从船上跳下四个船工,他们站在滚滚的急流里,拼命地用背顶着船。船上另外四个船工也尽力用竹篙撑着。经过一阵插斗,接船终于又前进了。
渡船越来越靠近对岸了。渐渐地,只有五、六米了,勇士们不顾敌人疯狂的射击,一齐站了起来,准备跳上岸去。
突然,小村子里冲出一股敌人,捅向渡口。不用说,敌人梦想把我们消灭在岸边。
“给我轰!”我大声命令炮手们。
“轰轰!”又是两下巨响, 赵章成同志射出的追击炮弹,不偏不歪地在敌群中开了花,接着,李得才同志的那挺重机枪又叫开了,敌人东倒西歪,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去。
“打!狠狠打!”河岸上扬起一片吼声。敌人溃退了,慌忙地四散奔逃。
“打!打!延伸射击!”我再—次地命令着。
又是一阵射击。在我猛烈火力掩护下,渡船靠岸了。十七个勇士飞一样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弹,一阵冲锋枪,把冲下来的敌人打垮了。勇土们占领了渡口的工事。
敌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又一次向我发起了反扑,企图趁我立足未稳,把我赶下河去。我们的炮弹、子弹,又一齐飞向对岸的敌人。烟幕中,敌人纷纷倒下。十七位勇士趁此机会,齐声怒吼,猛扑敌群。十七把大刀在敌群中闪着寒光,忽起忽落,左劈右砍。号称“双枪将”的川军被杀得溃不成军,拼命往北边山后逃跑。我们胜利地控制了渡口。
过了一会,渡船又回到了南岸。孙继先同志率领机枪射手上了船,向北岸驶去,继后我随之过河。这时,天色已晚,船工们加快速度把红军一船又一船地运向对岸。我们乘胜追击,又在渡口下游缴了两只船。于是,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渡过了大渡河。
红一团强渡大渡河的成功,有力地配合了左翼兵团抢占泸定桥。很快,沪定桥被我红四团胜利夺取了,红军的千军万马在这里渡过了天险大渡河。蒋介石企图把我军变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了。而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英雄壮举,将永远为后人所传颂!
这次行动的胜利,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刘、聂首长的正确指挥,人民的支援,和红一团全体指战员坚决服从上级指挥,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而取得的。这个历史事实生动地告诉我们:只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无往而不胜!(载1975年11期《解放军文艺》)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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