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则鸣
作为一个诗派，韩、孟等人有明确的理论主张，首先是“不平则鸣”说。在《送孟东野序》中，韩愈指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所谓“不平”，主要指人内心的不平衡，强调的是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它既是对创作活动产生原因的揭示，也是对一种特定创作心理亦即“不平”心态的肯定。这篇序文是专为一生困厄潦倒、怀才不遇的孟郊作的，文中以“善鸣”推许孟郊，则其更重视穷愁哀怨者“鸣其不幸”的倾向不言自明。在
《荆潭唱和诗序》中，韩愈进一步指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这里的“和平之音”和“愁思之声”虽都可视作“不平”之鸣，而且所谓“欢愉之辞难工”并不是说不能工，“穷苦之言易好” 也不是说一定好，但从文学创作规律来讲，因前者出生于王公贵人之手，其生命状态多平易流滑，便很难表现出“鸣”的深度；而后者饱经困苦磨难，其生命力与阻力激烈碰撞所导致的“不平”之鸣便易于惊动俗听，传之久远。
“不平则鸣”说的另一要点在于特重诗歌的抒情功能。本来，作为诗文大家的韩愈是更重视文的，他说自己不过是“馀事作诗人”（《和席八十二韵》），并明确认为与他那些“约六经之旨”、“扶树教道”的文相比，其诗只是抒写“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上宰相书》），以“抒忧娱悲”（《上兵部李侍郎书》）而已。然而也正由于韩愈没有把诗与文等量齐观，才使诗歌避免了成为道学工具、政治附庸的命运，才得以保持其“抒忧娱悲”、“感激怨怼”的美学品性。“感激怨怼”就是“不平”，“抒忧娱悲”就是将此“不平”不加限制、痛痛快快地抒发出去，所谓“郁于中而泄于外”（《送孟东野序》），指的便是这种情况。由此看来，韩愈提倡“不平则鸣”，就是提倡审美上的情绪宣泄，尤其是“感激怨怼”情绪的宣泄，可以说是抓住了文学的抒情物质。[3]
笔补造化
韩孟诗派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笔补造化”。用李贺的话来说，就是“笔补造化天无功”（《高轩过》）。“笔补造化”，既要有创造性的诗思，又要对物象进行主观裁夺。孟郊非常欣赏“手中飞黑电，象外泻玄泉。万物随指顾，三光为回旋”（
《送草书献上人归庐山》）的书法艺术创造，由此而及于诗，他认为虽“形拘在风尘”，但可以“心放出天地”，用一己之心去牢笼乾坤，绳律“万有”（
《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在《赠郑夫子鲂》中，他这样说道：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苟非圣贤心，孰与造化该？ 将天地纳入“胸臆”之中，“由我”来尽情地裁夺，这是何等大的气魄！而只有发挥创造性的诗思，才能“裁”物象，“该”造化，吁嗟之间而生风雷之象。
与孟郊一样，韩愈也十分重视心智、胆力和对物象的主观裁夺，他一再说： “研文较幽玄，呼博骋雄快”（
《雨中寄孟刑部几道联句》）；“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网恢”（《咏雪赠张籍》）；“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答孟郊》）。研讨诗文而至于“幽玄”，搜求“智网”复辅以“雕刻”，造端命意、遣词造句则要力避流俗，觑寻“天巧”，足见韩愈的创作取向。韩愈还屡屡强调写作要“能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要大胆创新，“勇往无不敢”（
《送无本师归范阳》）。他说“若使乘酣骋雄怪，造化何以当镌劖断！”（《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这已经不是要“笔补造化”了，而是在向造化宣战。司空图评韩诗云：“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序》）韩诗这种风格的形成，不能不说与其特富创新意识的诗歌理论以及中唐的文化趋向有着紧密的关联。[3]
雄奇怪异之风
韩孟诗派在倡导“笔补造化”的同时，还特别崇尚雄奇怪异之美。在《调张籍》一诗中，韩愈这样写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
此诗与当时一些崇杜抑李论者迥异其趣，给予李、杜诗以同样的高度赞誉。这赞誉的落脚点不在李杜诗的思想内容，而在其诗“巨刃磨天扬”那奇特的语言、雄阔的气势和艺术手法的创新。所以韩愈与李杜精神之“交通”处便是“百怪入我肠”，他欲追踪李杜，所取法也正在于此。所谓“拔鲸牙”、“酌天浆”，将其胆之大、力之猛、思之怪、境之奇发挥到极致，完全是一派天马行空、超越世俗的气象。这是一种的审美取向，韩愈不仅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努力实践它，而且用以审视、评价、赞许同派其他诗人的诗作。他说孟郊的诗是“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说贾岛的诗是“狂词肆滂葩，低昂见舒惨。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说张籍的诗是“文章自娱戏，金石日击撞。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病中赠张十八》）；说自己与孟郊、张籍等人的诗是“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醉赠张秘书》）。其着眼点都在力量的雄大、词语的险怪和造境的奇特。尽管上述某些评论并不符合诗人们的创作实际，但却突现了韩愈美学思想；尽管在论诗时韩愈也注意到了“妥帖”、“平淡”的一面，但由于他主张的重心在雄奇险怪，便往往顾不上平淡妥帖了。
与韩愈相同，韩孟诗派其他成员也大都具有崇尚雄奇怪异的审美取向，如孟郊声言自己为诗“孤韵耻春俗”（《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卢仝自谓“近来爱作诗，新奇颇烦委。忽忽造古格，削尽俗绮靡”（
《寄赠含曦上人》）；刘叉宣称“诗胆大如天”（《自问》）、“生涩有百篇”（《答孟东野》）；李贺更是倾心于幽奇冷艳诗境的构造，既“笔补造化”又师心作怪。虽然这些诗人因自身遭际所限，视野不够宏阔，取材偏于狭窄，大都在苦吟上下功夫，以致雄奇不足而怪异有馀，诗境也多流于幽僻蹇涩，但他们却以自己的美学追求和创作实践有力地回应了韩愈的主张，强化了以怪奇为主的风格特点。[3]
以文为诗
韩孟诗派除了追求诗歌的雄奇怪异之美外，还大胆创新，以散文化的章法、句法入诗，融叙述、议论为一体，写出了不少“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论韩愈》）的佳作。韩愈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作为古文大家，他熟谙古文章法，而他的尚奇精神和豪放性格也使他不惯于诗律的束缚，所以采用表现手法上较为自由的散文笔调入诗，痛快畅达地叙事抒情，乃是其诗散文化形成的一个要因。且看他那首有名的《山石》：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全诗单行顺接，不用偶句，不事雕琢，按照时间顺序，直书所历所见，诗人的游踪在有条不紊的叙述中一一展现出来。在结构安排上，一方面以浓丽的色彩来点染景物，一方面以清淡的笔触来抒发情怀，浓淡相间，自然清朗，一种摆脱尘世牢笼完全放松的自由感、一种挣开格律束缚追求诗歌原始美的主体精神充溢于字里行间，似散文，却又极富诗意。
韩愈不仅以散文的章法结构诗篇，而且还在诗中大量使用长短错落的散文句法，尽力消融诗与文的界限。五言诗如《符读书城南》之“乃一龙一猪”，《泷吏》之“固罪人所徙”，《谢自然诗》之“在纺织耕耘”，《南山诗》之“时天晦大雪”；七言诗如《送区弘南归》之“嗟我道不能自肥”、“子去矣时若发机”，《陆浑山火》之“溺厥邑囚之昆仑”、“虽欲悔舌不可扪”，都有意拗峭句法，使语势、节奏滞涩不畅，与传统五言诗之上二下三型、七言诗之四下三型节奏迥然不同。又如《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柏山，东驰遥遥，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侧，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
不受韵律、节奏、对称的约束，完全打破了诗歌圆转流利、和谐对称的特点，在形式上表现为新颖、生僻、怪奇，散文倾向也更为明显。[2]
以议论入诗
在以文入诗的同时，韩愈还无视古典诗歌重形象、重比兴、重趣味的传统，屡屡在诗中大发议论，直接表述对人生、社会的看法，形成了以议论入诗的特点。《荐士》、《醉赠张秘书》、《汴泗交流赠张仆射》等诗都穿插有议论，其《谢自然诗》“余闻古夏后”以下36句，《赠侯喜》“是时候生与韩子”以下14句几乎全是议论。这些议论，有的饱含忧怨，语义劲直，下笔不能自己；有的则纯属说教，用哲理取代了形象，读来枯燥无味。至如有的议论抒情色彩浓厚，且凝炼简洁，洒脱率放，足以捱起全诗，自然是不可欠缺的。[2]
详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55.ht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