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崇尚经学。谶语附会儒学，与经义挂钩，正是迎合时尚。因之方士们就把揣摩时势的谶语同经学结合起来，这就是汉代谶纬真正的起源。 先秦时代，《尚书》、《论语》、《易传》、《墨子》和《管子》等经典文献中都留下了有关河图洛书的记载。
《尚书·顾命》中提及“河图”时说：“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篇中河图是一种金石之类的国宝，作为祥瑞之兆由帝王所受，并无后世所谓“龙图出河”之义；《尚书》中与洛书有关的记载是《洪范》篇，然而据考证，《洪范》篇的产生是在周武王伐纣胜利之后，箕子向武王详细阐述洪范九畴，即治国的九种大法，亦与“神龟出洛”之说不同，与后人所理解的“河图”与“洛书”有很大的出入。 《论语·子罕》篇中所云：“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从字面来看，“凤鸟”是一种神鸟，可谓吉祥之物；而依《尚书》说“河图”是一种金玉之器，亦吉祥之兆。这段话当是孔子立志行道而道不行，自感怀才不遇、生不逢时。《易传·系辞上传》曰：“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大意是说，天生蓍龟等神物，圣人用它来创立卜筮的法则；天地出现日月四时之变化，圣人依据它而确立了阴阳观；河出龙图、洛出龟书之祥瑞神物，圣人取法它来创制“易”道原理。《墨子》有曰：“河出绿图，地出乘黄，武王践功。”“绿”通“籙”，故“绿图”与符一样，亦为帝王受命之物。“乘黄”据考是一种神马之名。因其意是说，周文王灭殷兴周是天命所归，故有“河出绿图，地出乘黄”之瑞兆，武王应天之命，终于伐纣成功。此外在《管子·小匡》篇中，还提出“河出图，雒出书，地出乘黄”等三祥之物。
先秦时代的河图洛书的记载还看不到后世的龙马、神龟、伏羲以及种种具体细节，虽然具体形式尚有争议，但其作为一种圣王接受的祥瑞之物，尚带有原始图腾的象征意义。 其实，汉高祖的兴起、张良的出世，天已经预先告诉人们了。
西汉时期，第一个演绎河图洛书神话故事的是名儒孔安国。孔安国对河图洛书的创意，是通过后人之口而流传的。他在《尚书正义》的《顾命》篇和《洪范》篇中，分别说：“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序。”综合孔颖达在《周易正义·系辞传》中所引孔安国的观点来看，孔安国对“河图洛书”的认识有两点：一是伏羲依河图以画八卦，大禹依洛书以定九畴；二是河图即是八卦，洛书即是九畴。这不仅把原本模糊的祥瑞之兆衍生出“龙马负图，神龟贡书”的具体情节，而且把其中的圣人具体地与伏羲、大禹等先贤联系起来，并演绎出其与八卦、洪范九畴的神秘联系，内容丰富、深刻得多。继孔安国之后，刘歆和班固对此进行了更多的阐发。如班固对河图洛书的一个创意，就是把“洛书”之文与洪范九畴捆绑在一起。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以史书的形式把《尚书·洪范》篇中的六十五字定为“洛书”本文的一种新说，并为伏羲、大禹的相关传说增添了可信度与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