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整处在旧的世界格局尚未瓦解，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的过渡性世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美元作为唯一的国际货币，其实行适度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整救起经济，却导致世界正陷入一场国际性的‘货币战争’，对世界经济复苏造成严重影响。在美国拟定的G20匹兹堡峰会九大议题中，“可持续与平衡发展框架”颇为引人注目，这个议题矛头直指中德等出口型经济体。美国企图把全球经济失衡作为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以此为名向中德等国转嫁危机责任，大有赤裸裸地转移国际视角、混淆视听的嫌疑，中国对此表示了严重质疑。 历史经验证明，每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过后，世界经济都会迎来新一轮的巨大调整，在此期间，世界经济可能将经历3至5年的调整期。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就已开始，尽量避免削弱自身地位，继续主导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当是美国本次行动的重要目的。美国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议题，迫使中国大幅缩减贸易盈余，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外部压力，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应对金融危机的责任。如果中国不能顺其所愿，就将通过贸易保护等一系列手段打压，开展“贸易战”。最近的轮胎特保案已经为我们提了醒，如果不能坚决制止这种行为，披着“平衡全球经济外衣”的贸易保护主义就将甚嚣尘上。
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压力骤升，美国政府持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刺激政策是史无前例的，但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刺激政策的边际效应正逐步递减。更重要的是，政策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可能引发美国主权信用风险。从美国目前的失衡状况以及再平衡的路径看，持续宽松以及弱美元是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选择。但是，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和低水平的储蓄率可能难以有效改善，美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责任方。同时，美联储过度宽松政策导致的过剩流动性具有极大的外溢效应，将推高大宗商品、原油和粮食价格，引发外围国家的资本冲击和通胀压力，甚至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稳定。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美国自身的经济困境。虽然美国经济出现增长，但复苏势头缓慢，尤其是面临9.7%的高失业率。“美国的失业问题已经不是短期问题，将是一个中长期的结构问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说。美联储日前的议息会议决定维持现行利率不变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这个考虑。为解决棘手的就业问题，奥巴马曾许诺国民，要在5年内使出口翻番，并增加200万个就业机会。要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奥巴马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而将矛头指向人民币或许不失为转嫁责任、规避风险的好办法，因此金融危机后，美方抛出全球经济失衡的解释来为自己卸责。
世界经济呈现新型的多元失衡结构。面对此状况，美国仅仅看重经常收支失衡，推动“GDP 占比限制论”，不仅无益于纠正世界经济的整体失衡，反而会激化矛盾，引起新风险。美国似乎也误判了当前世界经济的多元结构形势，尤其是低估了日欧对国际货币权力竞争的烈度，而错误地将主攻方向瞄准了新兴国家。实际上，“经常收支纠正论”是美国主导的提法。在峰会前，美国就提出各国要将“经常收支”的顺差或逆差占GDP 的比例控制在4%以下，搞强制性的“量化指标”。但在10月的G20财长会议期间，美国的这个方案就被各国否掉了。原因是，各国的经常收支结构不同，占GDP的比例各异，不宜使用“定量指标”强制行动。显然，本届峰会提出的“ 非定量性”的“ 参考指南”堪称各国政策妥协与协调的结果。事实上这也反映了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多元结构。面对复杂的失衡状况，美国仅仅看重经常收支失衡，推动“GDP 占比限制论”，不仅无益于纠正世界经济的整体失衡，反而会激化矛盾，引起新风险。
世界经济呈现新型多元失衡结构
一是各国汇率严重失衡。具体表现是，近三年来，美元持续贬值的同时，新兴国货币持续升值。从反映美元币值的实质实效汇率（贸易对象国物价可比汇率）的变化上看，目前美元对全球的“实质实效汇率”比2002年2月的最高值贬值了近30% ，逼近2008年5月的最低点。而另方面，新兴经济体货币全面持续升值，如中国人民币比2005年7 月汇改前累计升值近20% 强。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轴货币，美元贬值意味着其贸易对象国的财富流失。单纯监督“经常收支”占GDP 的比例，无法纠正世界经济的整体失衡。
二是世界经济的表象失衡。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发达国家普遍呈现通货紧缩的同时，新兴经济体则普遍存在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风险。而其背后隐藏的是，以美日为主的发达国家“企业储蓄”增加，投资不旺，资金大量投资于国债，滞留于政府、央行和商业银行之间，在发达国家市场难以形成有效的流动性。如日本上市公司内留资金高达203万亿日元（约 2.8万亿美元），美国企业内留资金也高达 1.8万亿美元。发达国家企业的“投资惰性”很难形成“创新型增长”和“出口扩张”，简单逼迫新兴国货币升值，难以纠正经常收支失衡。
三是美日执行积极的“金融缓和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则坚守传统的金融政策，新兴国不得不紧缩银根，应对通胀。各国政策方向不一，加剧了世界资金移动无序，导致各国货币竞争。尤其是发达国家间的货币权力较量激烈，使市场调节功能失灵，加剧了经常收支和资本收支关系紊乱，堪称当前世界经济潜藏二次触底的主要风险。 美国矛头错误指向新兴国家 ，实际上，美国关注“经常收支”另有维护美元体制的深层考虑。早在二战结束后，新兴的美国和衰落的英国，就曾围绕战后国际货币体制主导权展开过激烈的较量。国际货币体制由三个支柱构成，即汇率的决定机制、国际流动性的供给机制和经常收支失衡的调整机制。当时，鉴于美国掌握了全球70% 的黄金，无疑控制了汇率的决定权和国际流动性的供给权，“经常收支失衡的调整方式”便成为美英争权的焦点。作为战后最大的经常收支赤字方，英国坚持“ 顺差方承担责任”，而收获了战争渔利的美国则是最大的经常收支顺差方，强调“赤字方自我责任”。
显然，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赤字方，美国要重订“经常收支的调整方式”，既反映了其对美国经济日渐衰退的焦虑，也折射出要趁着新兴顺差国尚未形成真实挑战前，借用霸权余威，提前准备符合自己利益的国际货币体制，维护美元霸权的意图。但问题是，美国似乎误判了当前世界经济的多元结构形势，尤其是低估了日欧对国际货币权力竞争的烈度，而错误地将主攻方向瞄准了新兴国。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报告指出，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将继续拖累全球经济复苏。尽管发达国家在过去两年采取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遏制了金融危机的恶化、刺激了经济复苏，但是其国内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在短期内不可能解决；同时，其金融系统仍然脆弱，信贷供给与需求缺乏活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疲软，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大幅度上升，这既给金融市场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又给财政政策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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