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生命里程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学做人，三十岁能在社会上站得住脚，四十岁明辨各种事理没有疑问，五十岁了解到宇宙万物变化有规律可循，六十岁能顺着耳音辨别是非曲直，七十岁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不会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了。” １·２ 患立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孔子说：“不忧虑没有官位，只担心用何德行在社会上立足。不要怕没人知道自己，还是努力追求让人认可的德行吧！”１·３ 五十学易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孔子说：“如果让我多活几年，五十岁时学习《易经》，就可以没有大的错误了。”１·４ 乐正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孔子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才把《诗经》里配有雅正礼仪乐曲的诗篇整理出来，使‘雅诗’、‘颂诗’（有别于‘风诗’）各自都有了归类。”１·５ 斯道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孔子说：“哪个人出外不首先走住房的门呢？为什么不能本本分分地走仁人的正道呢？”１·６ 人之生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孔子说：“人的一生应该是纯洁正直的，虚虚假假的人生靠侥幸而免除灾祸。”１·７ 梦周公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孔子说：“我衰老的好厉害呀！我怎么长久地不再梦见周公！”１·８ 河不出图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子罕》）孔子说：“凤凰神鸟不飞来了，河里没有祥瑞的符图出现，我这一生的理想算是达不到了。”“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人生修养的经验之谈，意思是他从小就立下志向学做人，整整花了十五年时间，到了三十岁在社会上能够为人师表，有了立足之地；接着在鲁、齐坚持礼法实践，到了四十岁不再有任何疑问了；再接着退居修诗书礼乐，讲学弟子，到了五十岁懂得了人生和宇宙相通的道理而能对付一切突变；往后仕鲁授政，去卫、陈屡受挫折，至六十岁便化解世间的酸甜苦辣，能顺其言知其作为了；再往后自陈到蔡、楚、卫返回鲁国，晚年研究《周易》，修《春秋》，七十岁完全超脱了人世纷争，可以评说天下，而又不会违背事物发展规律，不会超越真理的范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我在小学、中学、大学课堂上都听到过孔子谈人生里程的话，新旧社会的老师都用来激励学生发奋读书，争取而立之年干出一番成就。作为学生确也牢记在心，按年龄段不断要求自己进入更高层次学业和事业的新境界。第一年龄段“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人生的起点应该是从确立志向开始，十五岁大体是我们义务教育结束的初中毕业生，已具备了思考这类重大问题的能力。孔子讲他“志于学”，同时在另外场合又讲“志于道”，“志于仁”，这是否意味着他的志向的多元化？关于这一点，他的说法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就是说他的人生目标在“道”，根据在“德”，依靠在“仁”，而漫游在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知识海洋之中。在《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壑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在中外历史上，孔子是第一位提出并描绘大同世界的，先于西方柏拉图建立“理想国”理论半个多世纪，更其让人惊叹不已的是他既不满意“大道既隐”的现实世界，又不满足三代圣贤“大道之行”时的小康社会，而确立了实现大同世界的更高目标。回过头来便明白孔子“志于学”的“学”的内涵，包括了学道、学德、学仁、学艺诸方面，而且以恢复大道、超越小康社会而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为志向。孔子为实现志向周游列国、四处讲学、恭行不二的精神很值得效法，他所构想的大同世界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视野的景象，特别是人德、人品、人格的高尚，能给人较多的启示、鼓舞和憧憬。同时，还有一点不被人们重视的地方，就是我们把人的高超的精神境界寄托于理想社会实现之后，而孔子则先培养最高尚的仁人，把希望寄托在志士仁人的努力去实现理想社会。现实的人和未来的人脱离是一种培养方法，现实的人和未来的人一体又是一种培养方法，这是主导思想的差异。第二年龄段“三十而立”：在社会上能以立足，无论自身修养还是仕途作为，都进入成熟阶段，开始建树功名了。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又说：“不知礼，无以立。”（《尧曰》）孔子很看重周礼，既把礼视为能否在社会上站住脚跟的必备条件，又把知礼看成能否成就事业的关键所在，甚至他用人也是以学习礼乐的先后为原则：“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但他却并不像周礼那样停留在为礼而礼的形式上，而是主张使之附着在人的内在德行的修养方面，达到表里一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孔子回答鲁哀公问儒行时说：“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载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礼记·儒行》）只要具有内修的高尚品行，知礼践礼才有载体，才有影响力，才有持续性，就是在暴政迫害下也不改变立场。孔子的礼仪观更讲求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符合他培养人的标准，从伦理层面讲，“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学而》有子语），把礼纳入个人修养的范畴；从社会层面讲，“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礼记·经解》），践礼则成为施行仁政的开路先锋。当他的学生子路问优秀人才的标准时，他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我们现在虽说没有古代人那么多的繁文缛节，但待人接物必须的礼貌，各种集会相应的礼仪，外事活动尊客的礼节，宗教活动传统的仪式，婚丧嫁娶各地的风俗，仍然离不开礼度。要想走入社会，不讲文明礼貌的人确也寸步难行，缺乏起码的社会公德的人也不受欢迎。如何能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孔子的立业先立人的体会很是实在，难怪人们一谈到而立之年，立即会感到使命感，自有一种奋进的力量。第三年龄段“四十而不惑”：在孔子所处的时代，人到中年应该说很成熟了，没有什么疑难问题可言。但在科学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就不大可能，许多东西日新月异，就是拼命更新知识，也还弄不清楚需要弄清的所有问题。当领导的人被部下问得张口结舌，当教师的人被学生难住的地方，当师傅的人被徒弟考住的现象，也并不鲜见。只是我们不可忽视孔子的另外两段话：一是，“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知”即“智”，发展智力，增强智慧，修养到位，才能达到“不惑”。二是，“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对不清楚的问题，从正反两方面了解后就可以搞清楚。可见，只要重视智力开发和向群众学习，就真正能做到“不惑”。这就是孔子智慧的来源：书本和实践，纵然有“惑”也能化解为“不惑”。第四年龄段“五十而知天命”：何谓“天命”？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这就提示我们从君子和小人两个方面对照，去理解“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君子知而畏之，说明天命是可以认识却不可以改变的；同时，由于知与不知天命，产生对待大人即修养很高的人和圣人之言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说明大人的作为和圣人的预言符合天命，其有内在的联系。我把“天命”理解为宇宙规律，似乎更接近孔子的思想，正因为宇宙规律的不可抗拒性，大人和君子之言又符合宇宙规律，所以对于三者，不可不“畏”，不是害怕，而是敬服。这是孔子对生命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总体认知，意味着他的生命里程的一次突破性的飞跃。第五年龄段“六十而耳顺”：“耳顺”不是听话，也不是逆言顺耳，而是顺其言能知其人、知其作为、知其内心世界。也就是能看清人，能正确识别君子和小人，进而能重用真正的贤才而限制虚假的奸佞。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把人视为成就事业的根本，他懂得用人必知人的道理，而且特别重视其言行。当然“耳顺”还有一层的意思，就是能听进去不同意见，“叩其两端”且择善而从，对人对事都有个正确的判断，不至于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上当受骗。这是思想修养、知识积累、社会经历深化过程中，认识的又一次飞跃，精神境界的升华。根据这种理解，我们特别要防止偏听偏信，爱听阿谀奉承的话，爱听歌功颂德的话，那是要出大问题的。“耳顺”绝不是听顺耳的话，那样就曲解了孔子的原意。第六年龄段“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道德修养变为主观需求，知识领域变为思维空间，理想追求变为行为自觉，已经掌握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见解，都是真知灼见，没有超出真理范畴的。孔子看问题未有走极端的现象，如他重“礼”，却只把它视为外观的形式的东西，认为“礼，与其奢也，宁俭”（《八佾》），更注重仁德内容；如他重“学”，却宁可重用知礼践礼的野人而轻视不注重礼法实践的君子，等等。孔子认识事物的全面性、深刻性、远见性确令人叹服。《周易·系辞》里写道：“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又写道：“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孔子晚年研究《周易》，谈到这一古代遗产的真正价值和应用要领，他认为这本书“冒天下之道”，即内涵了宇宙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因而能以帮助人们“开物成务”，正确分析事物而成就国家大业。读这本书，要懂得天地是认识宇宙万物的门户。天蕴涵万物的阳气，地包容万物的阴墒。阴阳融合化育，阳刚和阴柔就有了载体，这无数的载体正是天地间具体的事物，每个事物都通天地神奇的灵性。《周易》实际是一部宇宙信息学，是打开人类和宇宙万事万物内在关系的钥匙。孔子认识问题的思维正确定向，不能说与钻研《周易》毫无关系。再者，孔子倡导“中庸之道”，时刻警示言行的极端化、片面性和对正理直行的偏离，这无疑是他能够紧紧把握真理的正确思维方法和认识路线。在我们领略孔子生命里程阶梯性的不断向上登攀的实践经历后，不能不感到其中所内含的人生价值之富有。以做好学上进的人为导师，其德行其才能其智慧，无疑会成为社会最可宝贵的财富。孔子还提醒人们：“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年轻时防止沉湎女色，中年时防止打架斗殴，老年时防止贪得无厌，以此作为不同年龄段的戒律，就能使人步入健康进取的道德人生，成就事业，保持晚节，无所悔恨。孔子谈积极进取的人生，也谈人生的警戒线，都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实现生命价值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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