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雍正帝的评价..？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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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1

雍正皇帝作为一代政治家，他留给后人的历史遗产，还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一是勤政，二是选储。

勤政，是雍正区别于其他帝王的一个显著特征。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像雍正那样勤政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仅以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有41600余件，他在位12年零8个月，实际约4247天，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多在夜间，亲笔朱批，不假手于他人，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有1000多字。

选储，是雍正留给清代的一份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就是建立秘密立储制度。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康熙以前没有制度化。清太祖死后，因皇位继承演出大妃生殉的悲剧，害得多尔衮从小失去母亲；清太宗死后，尚未入殓，几乎演出兵戎相见的惨剧；清世祖死后，仓促让一位8岁的孩童继位，大清出现一位英明的君主实属幸运；清圣祖死前储位未定，演出了雍正兄弟骨肉相残的闹剧。大清皇朝，是家天下，用什么办法在家族内确立接班人，是清朝建立100多年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用嫡长制？虽可以避免兄弟之争，但不能保证选优。明亡教训，已有前车之鉴。用太子制？康熙帝失败的教训，雍正已经亲历切肤之痛。怎么办？雍正想出一个办法，既预立皇位继承人，又不公开宣布，这就是秘密立储。即将传位诏书置密封锦匣中预先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这是建储制度的一项重大创革。其积极的方面是，既有利于在皇子中选优，又避免皇子们争夺储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

顺治选了康熙继位，雍正选了乾隆继位。这两位大清皇帝，都君临天下60年，开创出中国皇朝史上的“黄金时代”——“康乾盛世”。应当说，雍正有眼力，有见识，看准并决定要乾隆继承、光大他的事业，确是选对了接班人。这对大清帝国、对中华民族、对亚洲历史及世界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雍正处于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雍正既继承了康熙大帝的历史遗产，又改革了康熙晚年的弊政；他既为乾隆强盛奠下了根基，又为乾隆繁盛准备了条件。康、雍、乾三朝，既是清朝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华帝国皇朝历史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

应当说，雍正在位的13年，政绩卓然。但是，就在他执政已见成效之时，却突然去世。

Answer 2

历史上的雍正,公正的来说是很伟大了不起的皇帝.

1.他接手康熙的皇位时,国库空虚,贪官污吏横行,那个时候太平盛世已经衰落了.同样嘉庆接手乾隆的皇位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但是即使嘉庆还没收了当时的世界首富和珅的家产也是让清朝继续走向衰落.而雍正却没有

2.唐太宗李世民杀光兄来争夺皇位,甚至逼迫父亲退位.鲜少听到有人说唐太宗的不是.雍正只是和大多君王一样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杀不安定的兄弟.而且雍正在即位之初并没有大开杀戒.反而给兄弟升官加爵.却和唐太宗有不一样的名声.

3.雍正整顿吏治,清查亏空,设立会考府,实行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和取缔陋规等多项工作.

4.雍正的性格是情绪化的,急噪的.康熙也批评过雍正性格急燥.所以雍正就把"戒急用忍"当做自己的座右铭.并且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来克服自己的缺点.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子发现自己的缺点很难的,更难得的是用了很多年去改正.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Answer 3

华夏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一支，无论在人文还是科技方面都有不同其他文明的发展脉络，并且一直到明末都代表着当时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明代末年的中国生产力高度发展，永乐年间的铁产量就高达9700吨，到了17世纪当时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总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与此同时明末的对外贸易量也相当惊人，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当然第二产业以及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是否可以视为中国当时的产业结构处于转型过程中，还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考证研究)。
　　
　　如同西方工业革命一样，明代的繁荣是和以《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大量伟大科学著作以及一大批卓越的科学家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的。明末科学家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这一百年，在我国科学技术史，是个群星灿烂的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总结了中国古代所有的科学技术并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华夏文明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以西方相比毫不逊色，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欧洲显然略胜一筹，即使在数学和战争科学上，中国也低于欧洲的水平。然而在实践哲学方面，既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欧洲实在史相形见绌。”
李约瑟也认为，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 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

科学技术的发展又离不开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转变。明代的中国是西方人伏尔泰眼中西方的典范，皇帝借助太监势力和文官集团以及知识分子的斗争完全可以视为民主政治的雏形。知识分子不再成为政权的依附物，而把书院作为与政权抗争的阵地，公共话语权逐渐流失到民间，大量的学者如王夫之，唐甑等开始关注人权等问题。亡于蒙古的痛苦经历和关外落后文明的不断侵扰使得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民族国家的构建。书院的广泛分布和生活的富足使得各种学术活动遍地开花，教育普及率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教育的普及使得大量的中国人有条件，与同期脱离了宗教束缚的西方人一样进行着对人性的思考，《金瓶梅》等代表了当时的巨大成就，江南一带的选美活动等更是显示了当时社会行动的丰富多样性。以中原华夏贵胄自居的明代知识分子是自信，心胸开放的，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一直抱着欢迎和学习的态度，一直被看低的各种所谓奇淫技巧在明代，也在同世代的西方获得了生存空间，各种技术和原始机器的发明和创新尝试在各个领域不断涌现，在十七世纪初满清一次围攻北京的战役中居然出现了中国人制造的“喷火坦克” ，当时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思想自由可略见一般。
　　
　　明代末年的种种迹象表明，华夏文明处于进入人类文明更高级阶段的前夜，传统组织结构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在明末导致的分配不公，及其引发的流民起义，官员腐败,支配失范等更是社会变革中的典型常见现象。
　　明末的华夏文明在当时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必然不让今日的德意志文明。明末的传教士利玛窦说中国: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 ）。这是多么像我们中的某些人描述今天西方的景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