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人以其卓越的创作实践和文学主张，谱写出中国文学史上一段极为壮美的乐章。他们开创了缘情而发、直抒胸臆、再现现实、体现个性的优秀文学传统，为后代诗歌创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唐代诗歌能够发展到鼎盛，便直接得益于建安精神。“建安风骨”做为最具魅力的艺术风格之一，一直是后代多数诗人追求的理想境界。 在文学史上，有很多一家人父子或兄弟数人都成为著名文学家的现象。例加大家所熟知的汉代的班固、班昭，宋代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明代公安派的“三袁”(袁宗道、衰宏道、袁中道)等等。曹操、曹丕、曹植就同是汉魏时期的大文学家。这父子三人，对建安时代的文学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建安”是汉献帝的一个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却不只限于这25年，它大致包括了汉末、魏初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 东汉末年，从黄巾起义到董卓之乱一系列的军阀混战、武装割据，使统一的帝国陷入了大分裂、大动荡的局面，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出现了“人相啖食，白骨盈野”、“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生民者不可胜数”的惨酷景象。社会的动荡引起了社会思潮的裂变。建安时代的诗人目睹了这一幕幕的惨剧，亲身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对社会动乱有切身的感受。他们抛弃了两汉大赋那种辞采糜丽、讽一劝百的浮泛文风，冲破儒家“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的束缚，在继承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缘情”的文学主张。他们以质朴刚健、清新自然的语言、比兴的手法真实地再现现实，抒发强烈的思想感情，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时代精神形成了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后人称这种文风为“建安风骨”。 最先开一代风气的是曹操。他酷爱文学，具有极高的文学修养，富有创新精神，创作时不受传统思想和形式的约束，直抒胸臆．直言事理，下笔无所顾忌。鲁迅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曹操有爱惜人才、看重文士的思想，因此，大批著名文人，如大家熟知的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扬、刘祯等都云集邮下。曹丕、曹植对建安文人更是象好朋友一样相处，“行则同舆，止则同席”。这无疑提高了文人的地位，鼓舞了文学创作。 曹丕(公元187一公元226)，字子恒，是曹操的次子。建安22年立为太子，25年，曹操死后，他继承了曹操的职位，当年冬天逼汉献帝禅位，自立为大魏皇帝。他传留下来的辞赋诗歌共80多篇，其中五言诗和七言诗写得较好；在内容上看，描写爱情的比较出色。 曹丕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要低于曹操和曹植，但在文艺理论方面，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做太子时著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典论·论文》首先肯定了文学的价值和功用，称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第一次把诗赋的地位、价值和作用看做与学术著作相同。这在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文学的独立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另外，《典论·论文》还比较深入地评述了文章的体载和特征、作家的气质才性和作品风格的关系、文学批评的态度问题。这些论述直接影响了南北朝时期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对当时的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建安时期最杰出的作家是“才高八斗”的曹植。曹植字子建，生前曾封陈王．死后谥名是“思”，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陈思王。 曹植的一生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在父亲的庇荫下过着贵族生活，得到很好的教养，才华横溢，十多岁就“诵读诗书数十万言”，而且志向远大。曹操很喜爱他，一度曾打算立他为太子。但是最终还是曹丕在王储之争中获胜。由于这个缘故，他深遭曹丕怨恨。《七步诗》的故事虽然不一定是事实，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曹丕、曹植兄弟之间的关系。曹丕继位后，对曹植进行了一系列迫害，先是杀了一向拥护曹植的丁仪、丁翼兄弟，接着又把曹植赶往封地，六次变更爵位，三次变更封地。后期的曹植象囚臣一样动辄得咎，物质生活条件也很恶劣。但他渴求建功立业的愿望却从未稍减，甚至更加强烈。最终在41岁时满怀忧愤地死去。 曹植传留下来的诗文作品有近130篇，诗歌、散文、辞赋的成就都很高。建功立业，留名后世是他各类作品共同的思想底蕴。在前期的散文《与杨德祖书》中，他写下这样一段话：“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吾)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鲁迅评这段话说：“他的文章已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另一方面，他更看重的是政治，所以强调“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并不是真的否定辞赋。 曹植的前后期作品在风格上有明显的变化。前期的作品基调豪迈、开朗，充满昂扬的精神。《白马篇》歌咏的壮士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精神，就是作者自己理想和抱负的自我抒写。后期由于理想得不到实现，作品中就充湿着慷慨愤激的情愫。“愿欲一舟济，惜哉无方舟”、“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志忧?”等，都是作者悲愤的表白。 曹植后期写了不少反映妇女不幸遭遇的诗篇。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看出这些诗表面上是写弃妇怨女，其实是以她们象征自己，是诗人壮志难酬、在政治上被遗弃的哀怨心情的曲折表露。这与他在辞赋名篇《洛神赋》中，假托与洛神的恋爱故事，寄寓自己被迫离开朝廷，无由效国的痛苦心情的表现方法如出一辙。 在艺术手法上，曹植善于运用譬喻和象征巧妙地表达思想感情。例如他在好友丁氏兄弟被杀后写的《野田黄雀行》中，用风波、利剑、少年、罗雀等一系列文学话语，生动而具体地表达了诗人幻想大力者来救难友脱险的心情。 曹植还善于托物起兴，在诗的起首两句突出和渲染气氛，使读者一开始就能感觉到诗人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钟嵘在《诗品》中给这父子三人的评价分别是“曹公古直”，评曹丕是“皆鄙质如偶语”、“殊美赡可玩”，而评曹植则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貌。”这评价是很中肯的。 在曹氏父子的倡导和影响下，一大批文人积极创作，掀起了一场真正的文学运动。建安七子等近百位作家，如蔡炎、繁钦、杨修、吴质、丁仪、丁翼、弥衡等都留下了优秀的作品。这时的文学无论在文学体裁还是在写作技术巧上都臻于成熟，在乱世中创造出文学上的空前繁荣，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建安风督”也作为一种文风典范被收入史册，为后人称颂、效法，在以后的创作实践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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