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发展
1949年3月，当美国科学家利比研究碳十四测年技术成功并发表成果时，中国的大地上却正激战正酣，国共双方的这场内战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目光，对于这项考古学革命性的成果，没有人去注意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各项事业都开始启动。1955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首次关注到这项技术，并把它向中国考古界作了介绍，马上引起考古界强烈反响。当时，中国大地上考古发掘已取得许多重大发现，尤其是许多史前遗迹重见天日，但对于它们的年代却又说法不一，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门技术，无疑会给考古界一个登上新高峰的机会。
但是当时的中国政治风潮叠起，考古学家直到1959年才见到曙光。在夏鼐同志的领导下，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年轻物理学家仇士华、蔡莲珍夫妇被调到考古所，中国第一个碳十四实验室正式筹建。
仇士华，1932年生于江苏，他自小便酷爱物理学，终于在1952年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一年后国家进行高校院系调整，浙大物理系被并入复旦大学，仇士华也随系来到上海，成为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学生。1955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其实是隐蔽的核物理研究所，是不可对外宣传的机密单位。要进入这样的单位，除了专业知识必须过硬外，还必须通过进乎苛刻的政治审查。当仇先生与他后来的妻子蔡莲珍通过重重考验进入该所时，二人心中升起一种由衷的自豪。他们决心为祖国的核物理事业奉献出自己的青春才华。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957年，全国性的“反右”运动开始了。心直口快的仇士华夫妇被打成“右派”，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工作岗位，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这时中科院考古所开始进行碳十四实验室的筹建，但考古所自己却没有核物理学方面的人材，不得不向物理所求援，时任物理所放射化学研究室主任的杨承宗向夏鼐推荐了正在蒙难的仇士华夫妇，这时，由于国家正在进行卫星研究，大量的技术工作急需解决，经反复研究，有关方面终于批准将原物理所的“右派”们包括仇氏夫妇召回北京。两月后，即1959年1月，经考古所与物理所协商，中科院组织部批准，仇士华与夫人蔡莲珍戴着右派帽子来到考古所进行二次创业。
面对全新的环境，仇士华兴奋不已，但困难是他始料未及的。他们唯一的资料就是利比先生的《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原著，没有任何现成的仪器，没有任何经验。仇士华是个越困难越大越要奋斗的人，他想，技术是人创造的，自己的处境总比利比要强，通过研究资料，他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有关领导的关怀下，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全部设备的配装工作，后又用了三年调试和改进，1965年中国自己的碳十四实验室终于初生了。
就在仇士华紧张地进行样品盲测以通过专家验收时，上海的姚文元发表了著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老右派仇士华被再次打倒，被发配到明港的一座军营。这里，仇士华遭遇到极为残酷的折磨。直到1971年，形势才有所好转。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以“出国参展文物没有具体年代”为由，请求调回碳十四实验室的人员，以便尽快测出年代。周恩来亲自做出批复，仇士华、蔡莲珍等人终于摆脱了厄运，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然而，实验室的仪器都被造反派破坏了，他们不等不靠，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修复设备，投入紧张的测年当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仇士华和蔡莲珍都被平反。再之后，实验室在仇士华的领导下，取得了许多令人振奋的硕果。
比如，北京周口店出土的“山顶洞人”过去一直认为距今十万左右，经碳十四测年，为一万九千年。再比如早期商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专家们对它们的年代谁先谁后，打了多年口水战，后经测年，发现这两个商城的年代相差在五十年内，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产物。
仇士华他们用的还是常规法测年，以当时中国的技术和资金实力，要想短期内建立起AMS加速器质谱仪，还是件不可能的事。但幸运降临了。由于英国收缩财政支出，著名的牛津大学也被减少资金投入。大学的一个加速器被迫关闭。经过研究，校方准备将此设备无偿赠送给某个第三世界国家。这时，中国北大副校长陈佳洱来到英国，听到这个消息，马上与有关负责人联系，把这套设备争取过来。牛津大学提出要求，必须把这套设备充分利用，为科学作出贡献。
专家们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将这套设备加装成加速器质谱仪，并把重点放在考古、地质和生命科学领域。经过五年的努力，建成了中国第一座AMS实验室。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为了把实验数据做好，国家又投入巨资，购入最先进的设备，把它的技术水平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