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就是鲁迅先生
1921年纪念辛亥革命十周年之际，鲁迅于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中篇小说《阿Q正传》，采用了章回体的形式，是署名“巴人”分期连载的，后收入小说集《呐喊》。这部小说向我们展现了辛亥革命时期一个畸形的中国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面貌。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的杰作，称得上是文学家描述历史的范本，学过西医的鲁迅擅长以笔为手术刀，将辛亥革命进行了一番艺术化的剖析，“小说就是历史的真实再现”。这是鲁迅对于辛亥革命的一次深刻的文学反思，为我们提供了指导性与方向性的认知。鲁迅以革命者坚韧不拔的毅力，用文学家悲天悯人的情怀，描绘与总结了辛亥革命失利的社会渊源。
同时，他更以思想家深邃幽远的洞察力，站在启蒙思想的立场和角度，关注这场巨大的社会变迁，以及文化转型时期人文精神的困扰和出路等问题，并对改造社会国民性问题进行深沉思考和不倦探索。辛亥革命既是阿Q生活的时代背景，也是阿Q的人生历程，以及命运的归宿。
众所周知，“未庄”就是鲁迅的故乡绍兴，他为什么要以此为社会背景呢？因为鲁迅就在绍兴亲身经历过这场辛亥革命，他的体验是极其深刻的。比如，他曾经剪了辫子，穿上制服，却被人视为“里通外国”的洋鬼子，于是引发了一场“无辫之灾”，那个在小说中出现的“假洋鬼子”，自己仿佛就成了一个原型啊。那时，当杭州光复的消息传来，绍兴是一片混乱，“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人心惶恐不安，这就是他亲眼目睹的现状。
对于故乡绍兴这个“越中棘地”，鲁迅尤其感到不可思议：这一边涌现了众多名垂青史的辛亥英烈，其中有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等，绍兴不仅是光复会的大本营，简直可以称为辛亥革命发源地；而那一边却是故土民风的极端保守落后，浸染着诸如阿Q、华老栓、祥林嫂之类的愚昧和麻木，简直是屈辱不堪。如此强烈的矛盾与反差，深深地刺激着鲁迅，使之念念不忘，为日后创作一系列小说提供了动力与资源。“故乡如醉有荆榛”——绍兴就是旧中国的一个缩影，鲁迅的故乡情结是十分复杂的，这是一个奇妙的悖论。
鲁迅在小说中对辛亥革命的这种艺术表现，是符合他一贯的立场和态度的。早在革命派与保皇派的斗争中，他就坚决拥护革命派的主张，并参加了光复会。武昌起义和杭州光复的消息传到绍兴，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满清地方官吏却纷纷逃窜，而新政权尚未建立，政治上出现真空，社会秩序混乱。在此形势突变时，鲁迅挺身而出，组织进步师生上街武装巡逻，准备武力对付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王金发进踞绍兴成立了新的军政分府后，鲁迅出任了山会师范学校校长。
鲁迅是故乡绍兴辛亥革命的亲历者与见证人，他参与发起创办了《越铎日报》，赞颂辛亥革命“首举义旗于鄂，诸出响应，涛起风从，华夏故物，光复大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欢呼“民气彭张，天日腾笑，孰善赞颂，庶猗伟之声，将充宇合矣”。他并把“行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规定为该报的宗旨。对革命的失败，鲁迅也首先看到的是政权的变质，上层统治集团的腐败，所以他的批评直指王金发和那些“咸与维新”的投机分子。
反思辛亥革命运动时，鲁迅尤其注重思想革命，不满群众的愚昧麻木，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痛感他们对国家政治、民族兴亡、政权变化这些大是大非、生死攸关的问题缺乏敏感和认识。看到“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而群众却茫然无知的局面，他内心无比痛苦和愤激，所以在《阿Q正传》中，他特别注意表现把总、举人、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等反动势力的动态。同时对革命的许多方面作了直接的描写和反映，“尼姑庵革命”，“不准革命”，“咸与维新”，把总和举人的冲突，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极为生动的典型事件和情节，使人们从中看到了这场革命的真实面貌。
小说的三要素是环境、情节、人物，我们不妨按照这个思路去分析。
先看环境，风传的“革命”和“革命党进城”，给未庄带来了“大不安”，于是全村的人心“很摇动”。《阿Q正传》的第七章《革命》，开头就渲染了这种特定的环境气氛。这是小说对辛亥革命的所谓“扬”笔。
小说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真实地表现了它对几千年封建主义统治的巨大冲击。那块供在古庵里的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虽然是被假洋鬼子、赵秀才砸掉的，但他们毕竟是趁了辛亥革命的浪潮。更具实质意义的是城里那个有名的举人老爷的恐惧，革命一起来他就赶紧转移财产、逃难乡下。作为地方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赵太爷、钱太爷之流，更是一反常态，惶惶不可终日。当“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风的叫”阿Q为“老Q”时，直让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实在是痛快。
但是，还没几天，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那是因为“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阿Q所期待的“革命”，变成了赵太爷们的“咸与惟新”，原来是一场虚惊呀，于是情况便逆势而转了。这是小说对辛亥革命的所谓“抑”笔。
后来的未庄，在第八章《不准革命》中，“这一夜寂静到像羲皇时候一般太平”，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王阳明《传习录》曰：“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早旦时，神气清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礼仪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夏商周）世界。”这里显然是反义而用之，讽刺敌人的“复辟”，一切又回到了先前的状态。鲁迅使用“先扬后抑”的描写手法，在时间上采取了“黑夜——白昼——黑夜”式的回环结构，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似乎就这么走过场了。
再看情节，双向开展的情节线索，是矛盾与冲突的有机串连与交会。鲁迅以更具内力的笔触，从独特的视角，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旧民主革命的真实的历史图画。比如，一面是阿Q们的向往“革命”，另一面却是赵太爷们的“不准革命”，这是对立阶级的生死斗争；一面是“剪辫子”的乘风追击，一面却是“盘辫子”的蓄势投机，这是新旧思想的抗争较量。辛亥革命既是阿Q生活的时代背景，也是他的人生历程，乃至他的命运归宿。一个小人物竟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成为双向冲突的汇聚点与牺牲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小说中特别注意表现把总、举人、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等反动势力的故作之态，相反以阿Q为代表的民众则成了陪衬，显得十分虚弱，通过许多典型事件和生动情节，使读者从中看到了这场辛亥革命的真实面貌。
小说表现的矛盾与冲突中，富有戏剧性象征的是“白盔白甲”，作为断片反复出现，不能不引起读者的关注与思考。关于革命党，起始的传说是“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可见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还是脱不掉“反清复明”的旧套，岂不可悲可叹？阿Q的思想中，必然也把“白盔白甲”当成了“革命”的意象，既顽固又鲜活地盘踞着他的大脑，不时地还产生着动力。最后，发生了赵家被强盗抢劫的事，他亲眼看见“似乎许多白盔白甲的人”。因此，辛亥革命在民众的心目中，永远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阿Q来看，反正不管如何，这就是一个可以去“造反”、去“投靠”的法宝。
可别小看了这个幽灵似的“白盔白甲”东西，因为它象征着封建意识的根深蒂固，要革它的命是不容易的，正是：“山中贼好破，心中贼难除”（王阳明语）。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者同封建顽固势力决一死战，固然是可歌可泣的，但在力量对比中却显得苍白与脆弱。“白盔白甲”能以小见大，这就是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性，它根本无法做到“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毛泽东语）。鲁迅最为关注的是群众的觉悟和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他痛感缺乏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没有造成农村的大变动，这正是辛亥革命存在的根本问题。
“咸与维新”看似幽默之语，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鲁迅的深刻思考。他以高超的技巧和卓越的才能，赋予这四个字以强烈的讽刺和批判色彩，使人感到辛亥革命简直是一幕历史的滑稽剧，和“阿Q打自己的嘴巴”一样既可笑又可悲，因为鲁迅在锋利的笔锋中浸润着十分沉痛的感情。
还有最重要的，是人物思想性格的轨迹，用以塑造文学的典型形象。鲁迅精湛的白描艺术，活活地画出来一副“阿Q相”，真是惟妙惟肖。一是阿Q的生活圈，我们就以他的“脚”来穷形尽相吧。当辛亥革命风声传来，阿Q于是“飘飘然”起来，走路简直是“飞”一般，昂然从赵太爷门前“走过”，朝“革命”的目标静修庵“跨”开步子进去，好一派神气的势头，可是他即便“革命”还是为了“生计”。后来形势骤转，阿Q由“革命”转变为“投降”，他怯怯地“蹩”进了钱府，一副可怜的病态，希望破灭后又“逃”出门外，失魂落魄的他只得到处去“游”，赊酒喝，待酒店关门才“踱”回土谷祠里睡觉，传神而逼真的脚步，对于愚昧的“国民性”不正是绝妙的“注脚”吗？土谷祠是他每天生活的起点也是终点，人物的喜剧式遭遇与悲剧性结局会合了。这同样是一个“社会怪圈”，多么贫困、落后、狭窄、无聊，显示着农民的生态与现状。
二是阿Q的思想圈，这是“自发反抗性”与“精神胜利法”的交融。“革命”在他的心目中是什么？无非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然而这种思想只能在他的梦境中得到实现。其实阿Q根本没有觉悟，只是带有精神的病态：他一会儿是得意忘形的“昂头”，神气十足，旁若无人；一会儿是黯然神伤的“倒头”，仓皇四顾，无限怅惘。这反映出广大民众对于辛亥革命的一种“心理怪圈”：向往——怀疑——失落，如此循环反复，从而显示出革命脱离民众以及无法深入人心的历史面貌。亦喜亦悲的阿Q，在刑场竟然喊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让他的精神胜利法得到了最后的满足。处于这样的怪圈，他必然只能自我封闭与自欺欺人，正是所谓“国民性”的典型写照。
三是阿Q的命运圈，小说的结局是他临刑前为自己的生命画了一个形状如同绞索的“圈”，还遗憾画的不圆呢。关于这个细节，实在是意味深长，一个已经被剥夺的一无所有的贫苦农民，最后连命也保不住，成了辛亥革命中的“冤死鬼”。阶级地位和生活处境为阿Q的“造反”提供了必要的前提，阿Q当然有改造现状的要求，“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可是辛亥革命只改变了表象，并没有改变人心，他还是那样糊里糊涂、懵里懵懂，不知道自己和周围世界是怎么回事，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联想到，这个“圈”就是“零”，等于“无”，以上就是阿Q的“三无”人生：无家可归的生活，无所可依的心灵，无人可怜的命运。你可听见，他最后留下的声音是一句“救命”，正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之后发出的呼唤“救救孩子”那样，已经定格为一种永恒的历史回声。
辛亥革命虽然改朝换代，但同样逃不出“历史怪圈”，如鲁迅说的：中国只有两种时代的循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可叹的是，革命能赶走满清皇帝，却不能驱走民族的“奴性”，这是多么发人深思的问题啊。
《阿Q正传》发表后，有人想把它改编成电影，可是鲁迅不同意，他在复信中指出：“《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膈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
现在看来，“膈膜”一词实在很重要，高瞻远瞩的鲁迅已经点到了问题的要害：辛亥革命尽管轰轰烈烈，但它与民众之间的“膈膜”是客观存在的，所谓“膈膜”，即心灵的屏障，是不会理解，也无法沟通，这就是鲁迅在剖析辛亥革命后诊断出的症结之所在。这在鲁迅的另一篇小说《药》中更有说明。
袁枚曾创作了鬼怪小说《子不语》，其中有一则《还我血》的故事：“人血馒头，可医瘵疾。狱卒杨某，取血归奉其戚。甫抵家，忽以两手自扼其喉，大叫：‘还我血！’”鲁迅将其移植过来，写了华老栓去刑场买“人血馒头”，要为儿子治痨病，革命者的鲜血竟然成了愚昧民众治病的药，结果小栓还是送了命。这个荒谬的故事，就是深刻的历史悲剧。
鲁迅说过，“举起历史的亡灵，都是为了现实的需要”。辛亥革命至今整整一百年了，我们回顾历史，深入总结其经验与教训，仍然有值得思考的东西。以反封建为标榜的辛亥革命，恰恰忽略了革命的思想动员工作，犯了战略性的错误，忽视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使得人民群众不仅对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漠然置之，而且对自己所受的封建思想的毒害浑然不知，甚至在行动上以封建礼教制度为准则。这种“膈膜”之危害，甚至会发展成为“鸿沟”，在客观上严重阻碍了革命的进程。
《阿Q正传》的创作旨意是鲁迅深入透彻的反思：辛亥革命没有给阿Q带来福音，也无法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命运，更不可能带来对农村和农民精神的影响与改变，这对改造“国民性”并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由于鲁迅的生命经历和思想认识，他非常熟悉封建主义的历史和过于强大顽固的传统，因此一向对中国的改革、维新和革命抱有怀疑乃至悲观的态度。在鲁迅看来，中国这样一个国度与传统，只能制造大批阿Q这样愚弱混沌的国民，使“吃人的宴席长盛不衰”，任何的启蒙、改革和革命都是极其艰难的。
在阿Q与辛亥革命关系的描写中，鲁迅十分客观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同时表达了对于辛亥革命的失望，也表达了对于沉疴严重的阿Q以及国民能否改造的怀疑，这就是鲁迅所刻画的“沉默的国民的灵魂”。从一定意义上来看，辛亥革命与阿Q是互为因果的，鲁迅以小说的手法洞察世道人心，《阿Q正传》中包含着丰富深邃的文学主题和思想意义，是后人永远值得借鉴的。
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仍然需要鲁迅所提供的思维方式，对于阿Q精神与国民性的改造，绝不能单纯或单向地寄希望于某一场社会改革，所谓“毕其功于一役”，改革必须是持之以恒地进行下去，同样需要“韧的战斗”啊！
政党与民众的关系决定着国家的命运，这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九十年的历史中获得了明证。如今“民生问题”被放在首要位置上，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鲁迅曾经提出的社会人生中的“膈膜”，仍然是我们今天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他还告诫过“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人性”，我们将永远呼唤正直善良、乐善好施的人性，让世道民心变得和谐：少一分距离，多几分亲近；少一分冷漠，多几分问候；少一分封闭，多几分坦诚；少一分欺诈，多几分诚爱。
在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之际，中国人民永远怀念这位“民族魂”。
首先要讲讲什么是反思文学
社会条件：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社会性的思想解放运动
作家条件：“右派”作家归来；青年作家涌现
思想条件：文学不再满足于暴露揭示伤痕，而试图对历史作纵深整体性思考。
反思内容：对共和国初期至“文革”时期历史、社会、个体命运进行批判性思考。反思对象：较广泛，干部、右派、知青、农村、军营生活、商人、“内奸”等在文革中命运。思考触角， 追索从左到极左的深层历史原因。
反思主体：复出作家、知青作家、女性作家可与“伤痕文学”相比较。
较之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再满足于展示过去的苦难与创伤，而是力图追寻造成这一苦难的历史动因；不再限于表现“文革”十年的历史现实，而是把目光投向1957年以来甚至是更早的历史阶段。重新探究历史是非，对过去一贯以为正确而在实践中证明是错了的政策、路线、事件提出怀疑，并以艺术的方式加以充分而深刻的表现，这就是反思文学的基本出发点。在反思文学兴起的初期，“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革”等一个个事件的历史真实不断在文学中得到展示，而这些，也就构成了反思文学的主要题材。这一时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悲剧性的，作家们在悲剧中倾诉了人民的苦难，贯注着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思考。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等是其中的代表作。
其下就引用一楼的啦
反思文学主要作家有张贤亮、王蒙、茹志娟、史铁生、王安忆等
（一）政治反思：王蒙《蝴蝶》、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
（二）人性反思：古华《芙蓉镇》
（三）民族性反思：高晓声《陈奂生上城》
（四）苦难反思：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启示录》《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五）现实社会反思:
理想主义者的困惑《人到中年》;
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开拓之作《西线轶事》
（六）人生反思
知青小说：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
（七）文化反思
张炜《古船》、陈忠实《白鹿原》等。
反思文学对人的书写不再以知识分子、知青和老干部为主体，而是将视角触及到更广泛的人群、更基本的生存层面和更隐秘的灵魂深处。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79)和古华的《芙蓉镇》(1981)不仅对社会、历史或政治等问题进行了痛切的反思，而且揭示了中国普通农民在“文革”或极左政治下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和心灵痛楚。《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回顾了合作化以来，四川贫穷山村葫芦坝农民许茂一家曲折艰难的生存境遇，表现了“文革”后期普通农民的现实生存状态。许茂和他的几个女儿的内心都烙下了深深的伤痕，许茂也由当年的土改积极分子转变成一个自私孤僻、冷漠木然的人，连女儿女婿的痛苦能因怕受牵连而不闻不问。他的四女儿许秀云是作家倾心打造的富有中国传统美德的理想的农村女性形象，她不仅善良温和，而且意志坚定、具有叛逆精神、敢于追求理想和幸福，在她的身上寄托了作家对女性的美好想象。小说中的金东水也是一个品质优秀、百折不饶、坚忍不拔的硬汉形象。他们都在文革中受到了非人的待遇，肉体和精神上饱受摧残，但他们对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却从未动摇过。小说着重关注他们的精神创伤和生存意志，他们都是“被迫害者”或“被损害者”，也是民族的希望。《芙蓉镇》也是反思文学的优秀之作，古华对人物命运和人性变异的表现更为深刻悲悯，甚至涉及到了左倾思潮给“政治闯将”李国香和“运动根子”王秋赦带来的内心痛楚和深重灾难，他们又何尝不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心灵的创伤是否该得到同情，又由谁来抚慰他们的伤口？这是《芙蓉镇》与同时期作品相比难能可贵的地方。
反思文学对人的发现还体现在对“人道主义”的刻意彰显、婚恋主题的开掘及其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赞颂上。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1980年1月）被称为人道主义的宣言，小说关注的是“人”的基本生存境况，探讨人的价值和“人”所应该得到的权利，作者通过陆文婷夫妇的生存境遇呼吁社会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同时指出他们的生存状况及价值实现与我们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这样便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从而以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关注性，成为当时社会问题小说中的一篇佳作。但是，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新写实小说”不同的是，这里谌容关注的“人”有其特定的社会位置，即主人公代表了整个中年知识分子阶层。
20世纪80年代初，确立爱情的位置，呼吁婚姻选择的自由，是文学的重要主题。张弦的短篇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路遥的《人生》、郑义的《老井》等几乎都是将爱情放在讴歌“善”或抨击“恶”的道德层面上进行描写的，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对“爱情”本身进行了反复的诘问与思考，这种深层思考大多源自于女性作家的切身体验或深切感悟。《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通过偏僻山村中普通农妇和她的两个女儿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爱情遭遇，揭示了封建意识如何凭借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贫困和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状况，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继续吞噬着年轻的生命，扭曲着正常的人性，压抑着美好的感情，小说中明显充溢着对自由爱情的呼唤和对婚姻自主的热切渴望。当母亲菱花听到二女儿荒妹喊出“你把女儿当东西买呀”时，菱花震惊了，这不正是当年土改时自己对母亲说过的话吗？20多年后，女儿也发出如是之呐喊，她不明白“这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这个曾经为爱情幸福勇敢抗争过的女性，如今却成为包办买卖婚姻的捍卫者。菱花的痛苦和悲剧感远远超越了以前纯粹描写文革伤痕的作品，虽然小说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富民政策，但菱花的悲剧感和大女儿存妮那由性而爱的爱情悲剧却使小说散发出永久的人性光芒。存妮和小豹子这两个未婚男女因生命本能的需要和青春的萌动而结合，并进而在共同的生产劳动生活中产生了真挚的爱情，然而没有婚姻保证的性爱是不为乡村伦理所接受的，被捉奸后，存妮羞愧难当自杀身亡，小豹子被以强奸罪法办，荒妹从此不再与男性说话，不肯正眼看男性青年，当爱情来临时，她竟然感到莫名的羞辱与自责。小说中提出的社会问题至今并没有完全解决，作者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在现代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今天又面临着新的挑战，爱情和婚姻自由真的能随着党的富民政策和温饱问题的解决而到来吗？《人生》中高加林的爱情选择在现实生活中具有普遍性，而且在21世纪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1980年前后，这个难题还是在爱情层面展开讨论，如今婚姻似乎也失去了基本的保障，于是婚前协议成为时尚人士的选择。近30年来，人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能确定高加林和刘巧珍在一起就会幸福，但高加林的爱情选择真的对吗？这一人性的拷问还在烤炙、焦灼着人们躁动不安的心。《老井》中，孙旺泉的爱情选择少了“个体”性，多了几分义务责任和沉重无奈，作者把爱情的位置排在了亲情、责任之后，这既有文革的余韵，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而赵巧英也更具有现代意识和独立意识，与恋人在生死关头做了一次夫妻，婚姻与恋情（私奔）绝望后，她选择了离去，看似潇洒，实则苦涩。作者写出了那个时代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也许我们不必担忧赵巧英出走以后怎么办，但爱情呢？这些作品中爱情的阻力大多源自于外部世界，当然，高加林的选择也有他个人人性深处的原因，比如喜新厌旧，爱慕虚荣，等级观念等。
《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张洁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展开叙述的，更适宜表现女性内心的情感波澜，故事以“我”的叙述和母亲钟雨的日记交错展开，从个体的角度，从个人经历遭遇和现身说法中来表现婚姻悲剧，呼吁爱情位置。钟雨半生守候着一份柏拉图式的爱情，女儿不愿要没有爱情的婚姻，希望独身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信息，它意味着除了泛泛的爱情肯定外，作家的个性正在觉醒，对个体的生存价值，情感要求的呼吁和追寻，意味着新时期文学正从朦胧、混沌中一步步向人、向生命本真逼近。尽管这篇小说尚未涉及人的本能——性，也许在作者看来，钟雨最大的问题是爱情，婚姻和性会随着爱情的实现而自动解决，性与爱的矛盾冲突还没有进入那时文学的表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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