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龙原名陈港生，就是“香港出生”的意思，六岁开始便在香港于占元中国戏剧学院寄宿，双亲则在海外工作。戏剧学院训练严格，成龙除要学京剧唱做外，还要苦练武打与杂耍。李小龙曾到美国深造，沉迷阅读又爱藏书；成龙则从未正式入学校读书写字。戏剧学院解散后，成龙与几个师兄弟在电影界找到工作，他们甚至还曾替李小龙的影片出过力。成龙最初在嘉禾当龙虎武师，其后逐渐冒起，先当上武术指导副手，后更担纲主演，成为众多的李小龙的模仿者之一。直至给独立制片人吴思远借去拍功夫喜剧片《蛇形刁手》（1978）后，成龙的事业才如日中天，没多久，便成为香港叫座力最强的影星，更在《笑拳怪招》（1979）中当起导演来。 成龙这个艺名有“变做龙”的意思，从中也道出了他的难题：怎样才可变做李小龙第二，却不要再做他的翻版？于是，成龙决心反李小龙英雄形象之道而行之。他没完没了地一再解释：“李小龙腿踢得高，我则踢得低；他是个无敌英雄，我只是个倒霉的小人物；他的戏紧张认真，我的则轻松活泼。” 李小龙在戏里必定天下无敌，因此剧情总是安排他迟迟才跟大反派正面交锋：若非他不愿出手，便是对大反派的恶行懵然不知，又或有小喽罗打头阵。相反，成龙习惯在功夫片里初以天资聪敏却尚未成器示人，剧情总以拜师学艺铺展，为击败武功高强的对手，他除了要学会纪律，还须刻苦耐劳，而大战结果也往往只是险胜。在《蛇形刁手》、《醉拳》（1978）及其他影片中，成龙实际上都要经历“由虫变龙”的过程，尝遍苦头，武艺方才精进。他由是创造出另一个英雄版本：强调不屈不挠、不怕吃苦的美德。 李小龙的目标是实战中取胜，所以觉得没有懂杂技的需要，如要拍飞身翻滚的镜头，便由替身上阵。相反，成龙与师兄弟元彪与洪金宝，皆是出色的杂技演员，他们与戏剧学院其他毕业生在70年代末的功夫片中，引发了一股花巧的特技潮流。 成龙与李小龙一样，也修练不少门派的功夫，除南、北派国术外，还有韩国合气道与日本柔道，可他却只管将自己的功夫叫做“杂碎”，从没想过自立门户：“从影以后，便只管把各家各派武艺混在一起。” 成龙在《师弟出马》（1980）的尾声，要与金脚带交手，那一场展现了他喜剧形象的另一面——永不言败的顽强斗志。历时17分钟的打斗，观众都看得疲累至极，成龙除遭拳打脚踢、掌掴膝撞外，还给硬拖重踏，挨揍翻滚，甚至倒地不起。他在无计可施之下吞嚼烟草汁，突地变得力大如牛克敌制胜，飞腿把金脚带踢出了整个宽银幕画面。成龙往往如是，因不肯认输才能取胜。但打斗过程中他犹如人肉沙包吃尽苦头，惨叫呻吟。与清心寡欲的李小龙殊异，成龙形象的过人之处，就是吃得苦中苦，他接受访问时说，那是自小接受地狱式训练学回来的本领。如果李小龙是极度自恋者，成龙就是极端自虐狂。他说：“我为痛苦而生，即使年轻时，便已爱上痛苦了。” 成龙面对困难时勇往直前的率真个性及打不死的精神，仿佛正是为了象征香港的现代形象而塑造；而香港形象的另一面，也体现在成龙的处心积虑地走国际路线上。李小龙已把《猛龙过江》的故事背景选在罗马，但成龙才真正足迹遍全球。他的影片中的战场除伸展至日本（《霹雳火》，1995）、俄罗斯及澳洲（《警察故事4之简单任务》，1996）外，还直达北美（《红番区》，1995），甚至远至南非（《我是谁》，1998）。此外，《警察故事3之超级警察》（1992）从香港到内地，再到马来西亚；《飞鹰计划》则横跨亚、欧两洲，更远走撒哈拉沙漠。同时，成龙对于一部“国际片”要有什么卖相胸有成竹。他对包装的重视，不仅显示香港文化对国际水平的触觉愈来愈敏锐，还反映香港电影业正努力制作更多外貌专业的影片。 踏入上世纪90年代，成龙已变成香港的象征。踏入启德机场，旅游协会的海报便在眼前，上面有成龙笑脸迎人，双手抱拳作功夫式见面礼。警察公关部的电视节目，在映出工作人员名单时也播出《警察故事》主题曲。成龙除呼吁市民捐血外，还鼓励学生认真求学，他的影踪无处不在。此外，他亦销售与人合作出品的茶叶，为三菱推销汽车，还一度在自己的“明星店”内推出特制的成龙尺、书包及笔记簿等等。1995年香港 电影金像奖颁奖礼上，他大大咧咧在嘉宾名板上签名，签得比谁都高。成龙喜孜孜地到处推销自己，却没有令观众疏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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