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8-04-19
民国2年(1913年)
3月20日 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上海地方检察厅派员勘验现场，悬赏缉拿凶手。公共租界捕房拘获凶犯应夔丞、武士英后，将两犯及证据移交上海地方检察厅
意义: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同时敲响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丧钟，使来源于西方的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在这块封建儒教顽固占领了两千多年，落后而带点神秘色彩的中华大地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即使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但这种胜利所带来的影响却深深地沉淀于民族心理氛围的底层，并最终以惊叹号般的力量强烈地震泛起这些沉淀，使得有些麻木的中国人再次醒悟，从而避免整个民族历史倒 退的撼天雷，便是宋教仁―――民主共和的殉道者―――遇刺时几声神秘而沉闷的枪声。
民国建立之初，政治势力纷立复杂，各省虽然迫于形势，名义上拥护共和，但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封建军阀们却各怀心腹事，相互观望。北有满清王朝遗下的（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辛亥革命遗下的）最大军阀头子袁世凯，南方有唐继尧、陆荣廷等。而对武昌起义的成功原本始料不及的革命党领袖们，包括孙中山、黄兴在内，都没有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建立共和体制的理论和具体实施方案，甚至在共和国这个新生事物面前显得有点局促不安。党内政见分岐很大，谁也不肯轻就总统的职位，生怕党员们浴血奋战换来的共和国因某种失误而功亏一匮。那种如履薄冰的心境是可以想见的，以至于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感到有点恐慌，这一点从黎元洪成为武昌护国军政府的都督到黄兴自动解除南京留守之职都没能改变。像孙、黄这样的领袖人物也未能及时考虑革命政权的归属问题，竟天真地以为袁世凯是唯一能收拾这种纷乱局面，巩固共和国上层建筑的最佳人选，一步步地妥协退让，将革命果实拱手捧给一个封建余孽，给整个民族造成巨大损失，给民族历史留下了抹不去的耻辱一页。
当然，在这种形势下，革命党党人终究不乏清醒之士。宋教仁便是其中最有资格、最有影响的一位。说他清醒，是因为他对革命政权问题有较其他几位革命领袖深刻一些的认识，他认为应该排除封建旧官僚在革命队伍中的势力，使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他为未能领导武昌起义，使大权落入黎元洪之手深悔不已，此后他极力劝说黄兴在南京开辟新天地（历史在这一时刻差一点改写），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初期又积极策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他自已任执政，其目的都是消弱黎的影响，挽回资产阶级革命派失去的权力。然而他的清醒还是有限度的，他虽然视袁世凯为“不学无术，其品质更恶劣可鄙”之人，但一方面在革命党人内部议和派的巨大压力下，孤掌难鸣，同意了“袁世凯真正赞成共和，就拥他为大总统”；另一方面过份相信了责任内阁制的作用，他力图建立责任内阁制，设总理，以驾空袁世凯，实行议会制民主共和制。因此他改组了国民党，使其成为当时国内第一大党，并积极活动，宣传责任内阁制。我们不能怀疑宋教仁作为领袖人物的才能，再加上他的学识和威望，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以至于许多人认为他将是未来的共和国总理。
这也给他的最终遇刺埋下了伏笔，他虽然几次公开申明无意于总理宝座，待责任内阁制建立，他将功成身退，回家乡侍奉老母天年。但野心欲膨胀的袁世凯岂能相信他的声明，岂能容忍他和他的责任内阁制成为他大权独揽，窃取天下的绊脚石，杀他之心由此而生。
况且，我们现在通过历史资料可以知道，宋教仁踌躇满志，满怀喜悦建立起来的国内最大政党已远失去过去革命党所具备的革命精神，它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时期的“平均地权”纲领，取消了同盟会公开后的“男女平等”主张，并把原来的“力谋国际平等”改为“维持国际和平”，失去了积极斗争的意义；况且，随着形势的变化，同盟会原有的会员很多都已变成了官僚政客。宋教仁为了扩大国民党的势力，又兼容并包地把一批社会上的官僚政客纳入国民党内，使国民党的成份更加复杂化了，甚至连老同盟会员谭人凤都目之为“狐群狗党”而拒绝加入。
另外，宋教仁忽略了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在中国，任何时候不是一人当政，号曰天子，号令天下。莫说中国的老百姓，便是革命党人中又有几人能真正了解责任内阁制的实质？在中国实行责任内阁制无疑是难得民众心底的承认和接受的，相信掌握强大军事权利的封建余孽袁世凯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责任内阁制，不是有点幼稚和荒唐吗？（在这一方面，我是指革命的彻底性方面，共产党就表现得很优秀），这就是宋教仁的悲剧，也是责任内阁制最终失败的真正原因。
宋教仁遇刺了，责任内阁制因失去了最强有力的倡导者被袁世凯抛弃而化为泡影。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不难从这种历史悲剧中找出点意义所在。
宋的遇刺在全国，以至全世界的震撼都是巨大的，令人有些瞠目结舌―――群情激愤了，处于历史紧要关头的中国人从血的教训中终于又成熟了一步，这最终导致了反袁倒袁势力的大增。而作为袁世凯，这时也许被唾手而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再狡诈的正反两派政治家都有这种时刻，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不但拒绝召开国会，拒绝恢复临时约法，甚至想真正的黄袍加身，做一朝天子，创袁氏天下。和谈的胜利使他看不到革命党人几十年前仆后继所做的破坏和创造，看不清当时中国的现实（这一点和宋教仁有些相似）。终于导致了在一片讨袁的呐喊声和枪炮声中无可奈何地一命呜呼身败名裂，成为历史上几个登峰造极的大民贼之一，而使中国人和他们的革命领袖如此迅速地认清了一个老谋深算的民贼的真正面目的，无疑是和宋教仁的鲜血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也就是说，宋教仁的遇刺使袁世凯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筹划已久的一场丑陋无比的闹剧进入了高潮，也预示了这场闹剧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