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01-05
朱元璋的肃贪没有解决体制的问题，所以无法从根本上扫除贪腐。
明朝官员的公开俸禄是很少的，凭那么多工资养活一家人勉强可以，不会再有盈余了（于谦为例），但是在官场上混，上下都要打点，如果想往上爬，那么多工资就不够了；
贪官杀起来容易，位置也容易空出来，总有不怕死的人喜欢赌一把（就跟贩毒一样）；
皇帝大权独揽，但是不放权的结果是精力不济，对中层缺乏管理力度，于是自下而上养成一种不拿白不拿的风气，清廉反而成为另类，不为同道所容忍（海瑞即是）。
要从根本上防止大贪官出现，关键是四点：
大官自己不能贪，要做出表率；
放权，让大众都来监督；
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就用如今宣传金钱的好处那样的力度来宣传贪污的害处）；
放下人情，保持高压，持久下去！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3-01-05
朱元璋起身穷苦人家，看惯了贪官酷吏横抢掠夺压榨百姓。这种印象一直左右着他，所以他对自己帝国下的官吏薄、狠且不信任。又加上明朝承袭了宋以来的冗官制度，官吏设置名目繁多。由于这样老朱对待官吏的刻薄和官吏之多，明朝的官吏俸饷甚低。比如，明朝一个县官月俸五石米，其中一石实发，其余的发钱，发钱的部分一半是银子，两石米官价只合一两银子，另两石是纸币。那么，在这么低的薪水下，对那些握有特权，受着种种诱惑，又有着种种便利条件的官吏，用什么手段来杜绝贪污呢？靠的就是道德约束和峻刑。因为自汉以来，整个国家的精神支柱一直是道德，是儒家伦理礼仪。儒家经典是文官集团立身处世的标准。在这种浸淫和鞭策下，文官集团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与此相类似，所谓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其精神支柱是马克思主义。为着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同样要求他们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新中国的干部们同样用精神力量补助这体制的不足。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精神约束力的急速削弱和诱惑力的增加，这个问题日益凸现。
明朝除宗室外，文武官的封爵分为公、侯、伯三级，封爵上各加地名为封号，只有岁禄，并非实际的封邑。明朝的散官制度与唐宋时不同，表现为按官授阶，因此散官的地位与作用下降。与官品相配，明散官也分为九品十八级，从九品至正五品及正、从一品每级又有初授、升授两等，从四品至正二品则有初授、升授、加授三等。散官的授予办法是，初授或升授某品官，司时赐予初授散官；初考称职时，赐升授散官；再考功绩显著者，赐加授散官。考核平常者，不赐升授或加授散官。除给散官外，文官一品至五品，武官一品至六品，经再考，可参照散宫同时授予勋级。因此，散官与勋级既是附加性官衔，又可视为考核制度的补充，但与实职和俸禄并无关系。明之文散阶有四十二阶，明之武散阶三十阶，文勋十级， 武勋六品十二阶。洪武二十五年，重定内外文官岁给俸禄之制。最高者，正一品官为一千四十四石；最低者从九品，六十石；未入流者，三十六石。均米、钞、本、折兼之。
在均衡问题上，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朝廷的稳定、王位的安全是这种体制着眼的重点，因此传统政治决不愿大力发展商业资本，使个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危及朝廷。与此相对应，新中国创立伊始，国家领导人在均衡问题上费了很多脑筋。经济政策上，并没有一味的学习苏联模式，狠命发展重工业，而是较均衡的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比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 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朱元璋如是说着，确也尽力这么做着。
朱元璋自幼出身贫寒，对政治贪污尤其憎恶，其对贪污腐败官员处以极其严厉的处罚。在朱元璋主政期间，大批不法贪官被处死，包括开国将领朱亮祖，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其中甚至因为郭桓案、空印案杀死数万名官员。由于朱元璋的吏治严厉，在明初相当长一段时间，官员腐败的情况得到有效遏制。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初“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几乎两汉之遗风，且驾唐宋而上哉”。朱元璋自己生活俭朴、工作勤奋，在明南京皇宫内，没有设立“御花园”，只有“御菜园”，其中种满蔬菜，使得皇宫自给。
明太祖朱元璋严厉对付贪污的官吏，明朝建立初期，大小官吏贪污满六十贯即判死刑，朱元璋还喜欢利用剥皮这刑罚伺候这些贪官。
《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称明代官俸最薄，“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廿二史札记》卷三二亦有《明官俸最薄》之条。
洪武十八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户部侍郎郭桓利用职权，勾结其他官吏，私吞鸠州、镇江等府的赋税，又巧立名目，多征赋税水脚钱、车脚钱、口食钱、库子钱、蒲篓钱、竹篓钱、神佛钱等。经过追查，六部的多数官员如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至德等人皆郭桓同党，一共三万余人斩首示众，“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史称“郭桓案”。
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载，正统十四年王振籍没时，“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
正德五年，刘瑾败后，抄家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七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 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十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
正德十六年，钱宁籍没时，“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束”。
正德十六年，江彬籍没时，“入公帑者，黄金七十柜，柜一千五百两，银二千二百柜，柜二千两。”
1555年，户科给事中杨允绳上疏“近者督抚命令不行于有司。”，又是“督抚莅任，例赂权要，名‘谢礼’。有所奏请，佐以苞苴，名曰‘候礼’。及俸满营迁，避难求去，犯罪欲弥缝，失事希芘覆，输贿载道，为数不赀。督抚取诸有司，有司取诸小民。有司德色以事上，督抚靧颜以接下。上下相蒙，风俗莫振。”
嘉靖四十四年，严嵩、严世蕃父子倒台时，《明史》称，抄出来“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 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天水冰山录》载：“纯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万一千余两，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耳坠 耳环共二百六十七双，布缎绫罗纱共一万四千三百余段，扇柄二万七千三百余把，南昌和分宜的第宅房店两共三千三百间。”严世蕃同时又是色情狂，“严分宜父子溺器，皆以金银铸妇人，而空其中，粉面彩衣，以阴受溺。”北京百姓称之为“钱痨”。
明代周元《泾林续记》载：“世蕃纳贿，嵩未详知，始置笥箧，既付库藏，委皆充 。蕃妻乃掘地深一丈，方五尺，四围及底砌以纹石，运银实其中，三昼夜始满，外存者犹无算，将覆土，忽曰：是乃翁所贻也，亦当令一见。因遣奴邀嵩至窖边，烂然夺目。嵩见延袤颇广，已自愕然，复询深若干，左右以一丈对，嵩掩耳返走，口中嗫嚅言曰：多积者必厚亡，奇祸奇祸，则嵩亦自知不免矣。”
徐阶执政时期，朝野称之为“名相”。可是其子弟横暴乡里，占夺达二十四万亩田地。隆庆元年，广东道监察御史齐康弹劾徐家人横行乡里，徐家认为齐康是受徐阶的政敌高拱指使。其他言官及时任大理寺丞的海瑞也跟着上疏指责齐康，高拱因此下台，时人谓之“权奸”。后来海瑞当上江南巡抚时，要求徐阶退田，徐阶退了一些，海瑞还是不满意，弄得徐阶很难堪，最后还在大厅拨粪。
隆庆初年，古田僮族韦银豹、黄朝猛反叛。殷正茂有军事才干，但生性贪婪，首辅高拱多给殷正茂二十万两白银，希望他早日平叛，班师回朝。高拱说：“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干没者半，然事可立办。”时以拱为善用人。
崇祯皇帝说：“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曾经感叹“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顾炎武的这一观点影响很大，后世几乎所有研究明史的人都有类似的观点：明代官员很穷，贪污是低薪制导致的，穷是“当贪官的理由”。
明代的俸禄是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定下来的，后来成为有明一代的定例。朱元璋在制定工资标准的时候，难道会不给他手下的官员基本的生活费？这既不合情理，显然也不可能。而且朱元璋也认为，他给官员的工资是够他们养家糊口的，甚至可以算是优厚的。这就产生了历史的吊诡：一边是官吏们喊工资低；而另一边朱元璋则说工资已经够高了，你们若再贪污，到时候杀头抄家可别怪我狠。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朱元璋颁布了一份“反腐教材”，叫做《醒贪简要录》。这份教材详细记载了朱元璋制定官吏工资标准的理论依据。明代正一品官员的俸禄是每月支米87石，一年1044石。明代的1石米大约是现在的155市斤，按现在1斤米值2元钱算，年薪大概是32万元。
但是，《醒贪简要录》的算法却让我们震惊，让我们感觉到这份工资其实并不低：米来自稻谷，加工1044石米需要2620石稻谷。而要生产2620石的稻谷，则需要用田873亩。种田需要耕牛，按一头牛耕地50亩计算，需用牛17头。田间劳作方面的人力花费，按一个人种田15亩计算，需要57个人耕种。收割之后，农夫挑一担未脱粒的稻禾只能出4斗稻谷，所以1044石米需要6550挑。如果从田里把稻禾挑到打谷场是一里路，再回去挑也要走一里路，来回就是2里，这样算下来为了挑担就得走13100里。因此，正一品官员俸禄每月87石米看起来似乎不多，但为了这份俸禄，老百姓却不知要花费多少劳力和辛苦，光是挑担就是一个万里长征的路程，你能说这份工资少吗？
“如此筋骨劳苦，方得许多粮米。”朱元璋反问道，“为官者既受朝廷重禄，尚无餍足，不肯为民造福，专一贪赃坏法，亡家果可怨乎？”由此可知，朱元璋在制定官吏工资标准时并没有让官吏空着肚子“干革命”的意思，相反，他认为官员“若将所得俸禄养家，尽自有余。”
以七品县令的工资标准而论，月薪是7.5石大米，年薪只有90石，与一品官员的月薪差许多。但按照《醒贪简要录》的算法，也需要70多亩地、5个农民专门为之生产，光是挑那些稻禾就需要走1000多里地，所以，很难说这个工资标准低得让人无法接受。
但是，明代官员生活拮据似乎又是事实。这里面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俸禄标准执行不到位、物价上涨等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不是这些，而在于中国古代的家庭制度，特别是妻妾制度。
以海瑞为例。海瑞任淳安县令一职的时候，工资经七折八扣，实际领到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和360贯钞。钞很不值钱，可以忽略不计。仅以12石大米、27.49两银子来计算，它能不能使一个五口之家过上相对来说还过得去的日子呢？
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表明，当时普通百姓五口之家每年如果有30两银子，日子已经可以过得不错了。
有学者曾推算过清代江南人的年生活费支出，大致情况如下：1.每年每户（以一家五口计）日常生活所需口粮为15石~18石（以常年米价1石值银1两为准，约需银15两~18两）。2.副食（包括油盐、肉荤、菜蔬之类），全年每户支出约银7两。3.全年每家用布支出约银3两。4.燃料每年支出约银3两。这样，全年生活费支出为银30两左右。
明朝官员薪水收入之低低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我们以海瑞为例：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月，七十四岁的海瑞以老病之身卒于官舍后，同乡苏民怀检点其遗物。结果只有竹笼一只，内有奉银八两旧衣数件而已——只得靠士大夫凑钱买棺才得以下葬：所谓“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草根”是也。清官张玮曾有此感慨：“为清官甚难！必妻子奴仆皆肯为清官，而后清官可为，不必则败其守矣。”明代前期陕西三原人王恕，曾任刑部侍郎、左都御史、吏部尚书等职，掌权五十余年， 寿至九十三岁。他为人刚直清严，始终如一。他儿子见老爸清贫如此，面露难色。王恕有天便对他说：“你是怕我这样清白将来你会受穷是不是？我告诉你：咱家祖上有积蓄，所以我做官不需要做老鼠一样。”说完把儿子引到后宅指着一个地方道：“这里是藏金的地方，有一窖金。”再指着另一处地方说：“那儿是藏银的地方，有一窖银。”然而当他死后，他的儿子去挖掘，却“皆空窖也”——王恕为了保持其清廉品格，可谓煞费苦心！我们由此不难看出：在明朝，由于官俸过低，官员们要做一个清官有多么艰难——他不仅要牺牲个人幸福，还要牺牲家庭幸福！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明朝的官员很容易陷入贪污的泥坑：开始或许仅仅是为了解决自己和家人的生计，而一旦尝出了甜头，则一泻千里。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死后被抄家居然也抄出金银十九万多两，良田八万余亩——而按当时明朝政府的规定，则一品官的俸禄也不过八十七石米，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十年，再这以前加上二十多年非一品的官员俸禄，总共折合银子不过二万余两。很显然，这十九万两银子和八万多亩良田只能是贪污而来！一代名相、贤相尚且如此，其他官员如何也就不问可知了！
总之，明朝政府实行的无民主监督制和官员低俸禄制，使得明朝吏治一塌糊涂，虽有反腐败之严刑峻法亦无法遏止那日愈昌盛的贪污之风，最后国家在举国皆贪的蛀虫咀嚼下垮台了事。
反腐败不仅需要法律，而且需要民主与人道——或许，这就是明朝反腐败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第3个回答 2013-01-05
欲壑难填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
贪欲正是其中一种
朱元璋说：“朕有天下，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
朱元璋，一方面注重法律的作用，首创经济立法
一方面加强惩罚力度，重刑，“剥皮实草”之类，动辄予以肉体毁灭。
但是，蛀虫仍是前赴后继，源源不绝，这是人性。
对今天的借鉴就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法治处罚与道德教化相结合。
第4个回答 2013-01-05
当时人治社会，百姓有希望明君，没有明君就期望清官，再没就把希望放在侠士名人身上，还没有就只有靠自己造反了，现在是法治社会，跟当时社会改政背背景不同，依靠一两个人或一小部分力量是不行的，要靠完善的法治速建设，先进的改政治和监督制度，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监督意识，舆论媒体的关注，等社会各层的全民参与，香港就是最成功的例子，不过现在的情况效法太祖也不错，更需要全民的参与配合，首先自己不贿赂，发现了要积极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