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
第一，它鼓舞了一大批来自“五四”新文学传统下的老作家的创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以来，在五四新文学传统和战争文化规范下的解放区文学传统间无形中形成的隔阂。
第二，在理论方面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提倡文学写人性，恢复人道主义传统。
第三，出现了一批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创作，这标志着社会主义文学开始成熟。
产生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改选》、《在悬崖上》、《红豆》，特写《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诗歌《草木篇》、《白雪的赞歌》等等文学作品。
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揭露鞭挞了生活中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消极落后现象，讽刺了不思进取的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讴歌了青年人敢于斗争的朝气蓬勃的可贵品格，描绘了命途多舛的少女的纯洁爱情，揭示了人物丰富的感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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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提出“百花齐放”,是在一九五一年。毛泽东应梅兰芳之请，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这是向戏剧界提出的，但还没有推向整个文艺界。
“百家争鸣”最初的提出，则是在一九五三年。那一年，中央决定要中宣部就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语文教学问题组织三个委员会加以研究。
当时，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何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分期问题，两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有不同的意见和热烈的争论。
当时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向毛泽东请示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这件事《历史研究》编辑部是知道的,在历史学界、在整个学术界当时一般还不知道。
一九五六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这次会议上，陆定一作了一个重要发言。他说：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
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不要戴大帽子。这段话里,还没有“百家争鸣”这四个字的概括，但“百家争鸣”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陆定一：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追求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双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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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12-28
双百方针，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提出的，繁荣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分别于1951年和1953年提出，1956年正式提出双百方针。
影响
第一，它鼓舞了一大批来自“五四”新文学传统下的老作家的创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以来，在五四新文学传统和战争文化规范下的解放区文学传统间无形中形成的隔阂。
第二，在理论方面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提倡文学写人性，恢复人道主义传统。
第三，出现了一批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创作，这标志着社会主义文学开始成熟。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影响
第一，它鼓舞了一大批来自“五四”新文学传统下的老作家的创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以来，在五四新文学传统和战争文化规范下的解放区文学传统间无形中形成的隔阂。
第二，在理论方面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提倡文学写人性，恢复人道主义传统。
第三，出现了一批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创作，这标志着社会主义文学开始成熟。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2-12-28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简称“双百”方 针)，是毛泽东同志于1956年5月在最高国务会议 上提出，作为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我国 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长期的、基本的方针。这个方 针不限于文艺，但与文艺更有直接关系。“双百方 针”，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他 对传统文艺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实践已经反复证 明，它确实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基本 方针；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繁荣与萧条，都与这 个基本方针的贯彻与否分不开。“双百”方针的提 出，迄今已近半个世纪；今天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 辰110周年新的历史时期，重新领会“双百”方针， 认真总结历史教训，这对于我们贯彻“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是继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建国之初在文艺发展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它有着丰富的深刻的含义。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在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代表党中央对这一方针作了权威性的阐述，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提倡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同时还说明这一方针实施的界限和范围，“是人民内部的自由”，“这是一条政治界线；在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这就清楚地表明，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为的是鼓励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中的自由竞赛，鼓励文化艺术工作者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和特长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双百”方针的提出，符合艺术的特点和规律，因此，它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关于“双百”方针，毛泽东指出：“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因此，它体现了毛泽东对传统文艺思想的继承与创新的精神。
我们知道，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其中文艺占有重要的地位。传统文论对文艺的政治作用和地位是极端重视的。《典论&
183;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把文艺的作用和影响，提到了治国大业、不朽盛事的高度。传统文论对文艺的审美教育功能，也有明确的认识：“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传统文论还注重多种风格的合理性：“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强调文艺发展与世道、时代的关系：”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
183;时序》)。尽管如此，但是，对于文学艺术如何繁荣发展的问题，古代文论则根本没有论及。尽管在战国时期出现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那只是各阶层为着自身的政治利益而倡导的辩争的举动，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他的卓越贡献在于：首先，他不但论述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群众的关系，而且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深刻地阐明了艺术的发展必须遵循艺术的特点和规律的道理。他精辟地分析说：“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艺术创作是精神劳动，多样性和创造性是它的显著特点。按马克思的说法，精神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不应该只有一种存在形式。因此，文艺的特殊本质决定它必然是百花齐放的，任何企图规范作家创作风格和创作个性的做法，都是扼杀作家创作个性、违反艺术规律的愚蠢做法。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正是在很大范围内，给作家提供了驰骋才华的广阔天地，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毛泽东还从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普通规律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哲学原理，深入地阐发了“双百”方针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方法，也是解决文艺发展的最好方法。他说：“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毛泽东站在哲学的高度，令人信服地阐明了“双百”方针的科学依据，是对传统文艺思想的创新。
自从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后，确实在我国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概括来说，文学创作的繁荣，理论批评的活跃，学术争鸣的蓬勃开展，是贯彻“双百”方针的主要标志和重要成果。
“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在全国知识界特别是文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拥护：解除了广大文艺工作者思想上的束缚，激发了他们直面观实、直面人生，勇于创造、探索、争论的热情，有一种“如沾化雨，如坐春风”之感，整个文艺界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春色满园”的繁荣景象。文学创作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创作上的题材和主题的范围扩大了，体裁和风格多样了。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还是电影，数量和品种都显著地增多。一向被视为“禁区”的抒情诗中的爱情诗，也绽放出绚丽的花朵。最能反映思想活跃状态的杂文这片荒芜已久的园地，也开始繁盛起来。特别是一大批来自“五四”新文学传统下的老作家，像与读者久违的沈从文、周作人、废名、汪静之、陈梦家、孙大雨、穆旦、梁宗岱等，他们重新拿起搁置多年的笔，撰写文章，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出版部门还出版了他们的选集，这就充分调动了文艺家的创作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二是观实主义精神的高扬，涌现出一批敢于直面现实，真实、深刻地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像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改选》、《在悬崖上》、《红豆》，特写《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诗歌《草木篇》、《白雪的赞歌》等等，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揭露鞭挞了生活中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消极落后现象，讽刺了不思进取的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讴歌了青年人敢于斗争的朝气蓬勃的可贵品格，描绘了命途多舛的少女的纯洁爱情，揭示了人物丰富的感情世界。
伴随着文学创作的繁荣，这时期文艺理论批评也跟着活跃起来。针对文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和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文艺界展开了关于现实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关于政治性与真实性、关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关于文艺的特征与规律，以及文艺的领导方式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的讨论与探讨。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陈涌《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钟惦？《电影的锣鼓》、刘绍棠《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意见》、巴人《论人情》等，都是当时有较大影响的理论文章。有的切中时弊地揭露了文艺思想上教条主义束缚的种种表现，探讨了社会主义创作方法的来龙去脉及其特征；有的指出典型化是现实主义的核心，不可偏离恩格斯说的原则；有的尖锐地批评了电影领导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强调应尊重电影创作和生产的特点和规律；有的强调了文学是“人学”，要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呼吁创作要有人情味等。文章笔锋犀利，一扫文坛沉闷的空气。尽管这时期发表的理论文章，并不都是完全正确、无可挑剔，但正如茅盾当时指出的：“这种探索的精神是可贵的。这标志了向前迈进一步的开始。”
由于突破于思想禁区，学术争鸣得以蓬勃开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例如关于创作问题、典型问题、形象思维问题和美学问题等，都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典型”不是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反映，是人物的个性，是代表性；“形象思维”是艺术的想像，是用具体感性的方式来进行的思维；“美”是典型，是人类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对这些问题，理论家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力地克服了文艺界存在的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倾向。
“双百”方针是1956年提出的，仅贯彻执行了一年，到了1957年夏季，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百家争鸣”一下子变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家”的政治斗争；“双百”方针竟然被曲解成“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政治斗争的手段，于是一场反右派风暴很快结束了文艺界刚刚形成的繁荣局面，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今天，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形势下，认真总结“双百”方针贯彻中受到挫折的历史教训，一定会从中得到许多新的启示。
“双百”方针作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长期、基本的方针，是一种新的实验，其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1957年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斗争扩大化了，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人，另有不少人未“戴帽”而受到开除党籍或团籍和降薪等处分，使很多同志遭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同时还错误地批判了一些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文艺观点和文艺作品，伤害了一大批有才华、有作为、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正如邓小平同志在讲反右运动时所说：“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到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作出了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决定，为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彻底平反，纠正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这一沉重的历史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艺术的特点和规律，坚决摒弃极左思潮的干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的方针。我国文学艺术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论断，反复出现这样一种规律性现象：什么时候这个方针得到切实的贯彻和执行，这期间的文学艺术就走向繁荣和发展；什么时候这个方针因极左思潮干扰，受到了阻碍和损害，这期间的文学艺术必定趋于萧条与停滞。
“双百”方针自反右运动受到挫折后，接着1958年“大跃进”刮浮夸风，1959年“反右倾”，1960年“反修”及至“文革”十年浩劫，“四人帮”把极左思潮推向极至。他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把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打成“牛鬼蛇神”，进行残酷的迫害；把”五四”以来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当成封资修的“毒草”，进行严厉的批判；他们还预制先天的创作模式，人为地树立几个艺术“样板”，让大家竞相效仿，“双百”方针被他们篡改为“一花独放”，社会主义文艺几乎濒临崩溃。重新审视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双百”方针在贯彻过程中之所以又一次遭受严重的挫折，究其原因，我想，除了“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这个主要因素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一是“双百”方针不是采取法律条文的清晰形式来保证和规范文艺和学术的自由，而是采用文学性的浯汇来表达，采用政治宣传的方式来开展，因此，“四人帮”就利用可能有多种解释之机，罗织罪名，陷害无辜。二是“四人帮”利用我党提出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致使许多描写个人情爱，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冲突，揭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消极落后现象和表现封建帝王内部倾轧的作品，统统被他们视为“脱离政治”的“毒草”而大加挞伐。这个沉痛的教训是应当吸取的。这就启示我们，必须十分重视作为精神生产的文艺创作的特点和规律。文艺作品是以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现实，表达审美理想，从而体现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目的。“四人帮”那些违反艺术规律、扼杀创作个性的愚蠢做法，如同马克思所批评的：“给检查官指定一种脾气和给作家指定一种风格一样，都是错误的。”“双百”方针要求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竞争，通过自由竞赛和自由争论来发展社会主义的艺术和科学。这一切只有通过立法来加以保障，才能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反之，就会出现偏差。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中央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旗帜，贯彻“双百”方针，对文艺进行调整，首先提出了废除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邓小平说：“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发展利少害多。”据此，党中央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修定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更完整、更科学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时代文艺发展的总任务。党的十六大又鲜明地提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艺路线，既反映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客观的必然的要求，又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自由提供了最可靠的政治保证。因为有了宽松的创作环境，消除了思想障碍，文艺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所以文艺界才真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为人民奉献最好的精神食粮的方针鼓舞下，涌现了大量的反映时代精神、讴歌改革开放、表现人民群众英雄业绩和首创精神的优秀作品。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题材、风格、形式多样的，人们喜闻乐见的作品。有的作品，虽然格调不高，但是它有益无害，也允许存在。这就形成了文艺界百花绽放、争奇斗艳的多元化格局。文艺界的理论争鸣，冲破思想禁锢，也空前活跃。对文艺体制的改革，文艺如何走向市场，如何继承遗产和借鉴西方创作方法等等诸多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柳州市也同全国一样，文艺界贯彻和执行“双百”方针，创作出《风流巷》(长篇小说)、《细柳村的故事》(影视剧)、《欢乐的达佩》(舞蹈)、《苗家木叶歌》(歌曲)、《喜事》(彩调剧)、《泥马泪》(桂剧)、《农伯与女郎》(小品)、《柳州怪事多》(曲艺)、《秋千花》(摄影)、《洁》(漆画)、《世纪情怀》(书法)、《白莲》(音乐剧)、《红蜻蜓》(电视剧)、《八桂大歌》(民族音画)等作品，获得了全国、自治区的奖励，跻身于全国优秀作品的行列，出现了令人欢欣鼓舞的繁荣局面。因此，今后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按照党中央“三贴近”的指示，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好作品，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是继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建国之初在文艺发展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它有着丰富的深刻的含义。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在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代表党中央对这一方针作了权威性的阐述，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提倡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同时还说明这一方针实施的界限和范围，“是人民内部的自由”，“这是一条政治界线；在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这就清楚地表明，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为的是鼓励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中的自由竞赛，鼓励文化艺术工作者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和特长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双百”方针的提出，符合艺术的特点和规律，因此，它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关于“双百”方针，毛泽东指出：“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因此，它体现了毛泽东对传统文艺思想的继承与创新的精神。
我们知道，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其中文艺占有重要的地位。传统文论对文艺的政治作用和地位是极端重视的。《典论&
183;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把文艺的作用和影响，提到了治国大业、不朽盛事的高度。传统文论对文艺的审美教育功能，也有明确的认识：“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传统文论还注重多种风格的合理性：“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强调文艺发展与世道、时代的关系：”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
183;时序》)。尽管如此，但是，对于文学艺术如何繁荣发展的问题，古代文论则根本没有论及。尽管在战国时期出现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那只是各阶层为着自身的政治利益而倡导的辩争的举动，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他的卓越贡献在于：首先，他不但论述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群众的关系，而且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深刻地阐明了艺术的发展必须遵循艺术的特点和规律的道理。他精辟地分析说：“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艺术创作是精神劳动，多样性和创造性是它的显著特点。按马克思的说法，精神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不应该只有一种存在形式。因此，文艺的特殊本质决定它必然是百花齐放的，任何企图规范作家创作风格和创作个性的做法，都是扼杀作家创作个性、违反艺术规律的愚蠢做法。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正是在很大范围内，给作家提供了驰骋才华的广阔天地，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毛泽东还从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普通规律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哲学原理，深入地阐发了“双百”方针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方法，也是解决文艺发展的最好方法。他说：“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毛泽东站在哲学的高度，令人信服地阐明了“双百”方针的科学依据，是对传统文艺思想的创新。
自从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后，确实在我国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概括来说，文学创作的繁荣，理论批评的活跃，学术争鸣的蓬勃开展，是贯彻“双百”方针的主要标志和重要成果。
“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在全国知识界特别是文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拥护：解除了广大文艺工作者思想上的束缚，激发了他们直面观实、直面人生，勇于创造、探索、争论的热情，有一种“如沾化雨，如坐春风”之感，整个文艺界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春色满园”的繁荣景象。文学创作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创作上的题材和主题的范围扩大了，体裁和风格多样了。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还是电影，数量和品种都显著地增多。一向被视为“禁区”的抒情诗中的爱情诗，也绽放出绚丽的花朵。最能反映思想活跃状态的杂文这片荒芜已久的园地，也开始繁盛起来。特别是一大批来自“五四”新文学传统下的老作家，像与读者久违的沈从文、周作人、废名、汪静之、陈梦家、孙大雨、穆旦、梁宗岱等，他们重新拿起搁置多年的笔，撰写文章，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出版部门还出版了他们的选集，这就充分调动了文艺家的创作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二是观实主义精神的高扬，涌现出一批敢于直面现实，真实、深刻地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像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改选》、《在悬崖上》、《红豆》，特写《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诗歌《草木篇》、《白雪的赞歌》等等，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揭露鞭挞了生活中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消极落后现象，讽刺了不思进取的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讴歌了青年人敢于斗争的朝气蓬勃的可贵品格，描绘了命途多舛的少女的纯洁爱情，揭示了人物丰富的感情世界。
伴随着文学创作的繁荣，这时期文艺理论批评也跟着活跃起来。针对文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和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文艺界展开了关于现实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关于政治性与真实性、关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关于文艺的特征与规律，以及文艺的领导方式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的讨论与探讨。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陈涌《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钟惦？《电影的锣鼓》、刘绍棠《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意见》、巴人《论人情》等，都是当时有较大影响的理论文章。有的切中时弊地揭露了文艺思想上教条主义束缚的种种表现，探讨了社会主义创作方法的来龙去脉及其特征；有的指出典型化是现实主义的核心，不可偏离恩格斯说的原则；有的尖锐地批评了电影领导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强调应尊重电影创作和生产的特点和规律；有的强调了文学是“人学”，要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呼吁创作要有人情味等。文章笔锋犀利，一扫文坛沉闷的空气。尽管这时期发表的理论文章，并不都是完全正确、无可挑剔，但正如茅盾当时指出的：“这种探索的精神是可贵的。这标志了向前迈进一步的开始。”
由于突破于思想禁区，学术争鸣得以蓬勃开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例如关于创作问题、典型问题、形象思维问题和美学问题等，都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典型”不是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反映，是人物的个性，是代表性；“形象思维”是艺术的想像，是用具体感性的方式来进行的思维；“美”是典型，是人类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对这些问题，理论家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力地克服了文艺界存在的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倾向。
“双百”方针是1956年提出的，仅贯彻执行了一年，到了1957年夏季，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百家争鸣”一下子变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家”的政治斗争；“双百”方针竟然被曲解成“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政治斗争的手段，于是一场反右派风暴很快结束了文艺界刚刚形成的繁荣局面，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今天，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形势下，认真总结“双百”方针贯彻中受到挫折的历史教训，一定会从中得到许多新的启示。
“双百”方针作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长期、基本的方针，是一种新的实验，其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1957年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斗争扩大化了，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人，另有不少人未“戴帽”而受到开除党籍或团籍和降薪等处分，使很多同志遭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同时还错误地批判了一些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文艺观点和文艺作品，伤害了一大批有才华、有作为、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正如邓小平同志在讲反右运动时所说：“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到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作出了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决定，为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彻底平反，纠正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这一沉重的历史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艺术的特点和规律，坚决摒弃极左思潮的干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的方针。我国文学艺术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论断，反复出现这样一种规律性现象：什么时候这个方针得到切实的贯彻和执行，这期间的文学艺术就走向繁荣和发展；什么时候这个方针因极左思潮干扰，受到了阻碍和损害，这期间的文学艺术必定趋于萧条与停滞。
“双百”方针自反右运动受到挫折后，接着1958年“大跃进”刮浮夸风，1959年“反右倾”，1960年“反修”及至“文革”十年浩劫，“四人帮”把极左思潮推向极至。他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把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打成“牛鬼蛇神”，进行残酷的迫害；把”五四”以来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当成封资修的“毒草”，进行严厉的批判；他们还预制先天的创作模式，人为地树立几个艺术“样板”，让大家竞相效仿，“双百”方针被他们篡改为“一花独放”，社会主义文艺几乎濒临崩溃。重新审视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双百”方针在贯彻过程中之所以又一次遭受严重的挫折，究其原因，我想，除了“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这个主要因素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一是“双百”方针不是采取法律条文的清晰形式来保证和规范文艺和学术的自由，而是采用文学性的浯汇来表达，采用政治宣传的方式来开展，因此，“四人帮”就利用可能有多种解释之机，罗织罪名，陷害无辜。二是“四人帮”利用我党提出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致使许多描写个人情爱，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冲突，揭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消极落后现象和表现封建帝王内部倾轧的作品，统统被他们视为“脱离政治”的“毒草”而大加挞伐。这个沉痛的教训是应当吸取的。这就启示我们，必须十分重视作为精神生产的文艺创作的特点和规律。文艺作品是以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现实，表达审美理想，从而体现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目的。“四人帮”那些违反艺术规律、扼杀创作个性的愚蠢做法，如同马克思所批评的：“给检查官指定一种脾气和给作家指定一种风格一样，都是错误的。”“双百”方针要求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竞争，通过自由竞赛和自由争论来发展社会主义的艺术和科学。这一切只有通过立法来加以保障，才能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反之，就会出现偏差。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中央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旗帜，贯彻“双百”方针，对文艺进行调整，首先提出了废除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邓小平说：“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发展利少害多。”据此，党中央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修定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更完整、更科学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时代文艺发展的总任务。党的十六大又鲜明地提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艺路线，既反映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客观的必然的要求，又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自由提供了最可靠的政治保证。因为有了宽松的创作环境，消除了思想障碍，文艺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所以文艺界才真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为人民奉献最好的精神食粮的方针鼓舞下，涌现了大量的反映时代精神、讴歌改革开放、表现人民群众英雄业绩和首创精神的优秀作品。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题材、风格、形式多样的，人们喜闻乐见的作品。有的作品，虽然格调不高，但是它有益无害，也允许存在。这就形成了文艺界百花绽放、争奇斗艳的多元化格局。文艺界的理论争鸣，冲破思想禁锢，也空前活跃。对文艺体制的改革，文艺如何走向市场，如何继承遗产和借鉴西方创作方法等等诸多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柳州市也同全国一样，文艺界贯彻和执行“双百”方针，创作出《风流巷》(长篇小说)、《细柳村的故事》(影视剧)、《欢乐的达佩》(舞蹈)、《苗家木叶歌》(歌曲)、《喜事》(彩调剧)、《泥马泪》(桂剧)、《农伯与女郎》(小品)、《柳州怪事多》(曲艺)、《秋千花》(摄影)、《洁》(漆画)、《世纪情怀》(书法)、《白莲》(音乐剧)、《红蜻蜓》(电视剧)、《八桂大歌》(民族音画)等作品，获得了全国、自治区的奖励，跻身于全国优秀作品的行列，出现了令人欢欣鼓舞的繁荣局面。因此，今后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按照党中央“三贴近”的指示，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好作品，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第3个回答 2012-1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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