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同样的物品，人们总希望花更少的钱，因为钱总是稀缺的。
你到市场买水果，一看橙子的价格降了，而苹果的价格没有变化，你会怎么想呢？在降价的橙子面前，苹果好像变贵了似的，你也许就会多买些橙子而不买苹果。
由此看来，一种物品的价格变化，比如价格降低，对你会产生两种效果：一是物品价格下降，相当于你的实际收入提高了，你会买更多的物品，从而获得更多的满足，经济学家把这叫做收入效应；二是一种物品价格降低了，由于别的物品价格没变，与价格下降了的物品相比，相当于别的物品实际价格上升了，所以你会多买价格下降的物品，来替代价格没变的物品，经济学家把这叫做替代效应。
不管是发生了收入效应还是替代效应，还是两者同时都发生了，总之，由于这两种效应的作用，当一种物品的价格下降时，其购买量会增加，反之当价格上升时，其购买量会减少。这是人人凭生活经验就可以感受到的需求规律。
在现实中，税收也会对人们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如果把所得税看做是人们向政府购买公共物品所付出的价格的话，所得税的税率提高了，就相当于公共物品的购买价格提高了，由于公共物品是政府提供的一种共享资源，所以个人不会因为享受它们而产生比别人更多的满足感，而且税收是强制性缴纳的，所以又不能选择减少公共物品的购买。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税率提高会使人们产生两种感觉：第一，感觉自己的实际收入降低了，从而会更加心疼钱，而且为了补偿税收的损失，人们会工作更长的时间或做多种工作以增加收入，这就是收入效应；第二，工作是为了取得收入，而取得收入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得到快乐和满足，但闲暇娱乐也会使人们感到快乐和满足，税率提高尤其是累进税，会让人们觉得自己挣钱越多越不值得，工作越多越不值得，于是，闲暇的快乐具有了更强烈的吸引力，人们会更多地选择闲暇来替代工作。
这么看来，所得税税率提高使这两种效应对经济各自发挥了不同方向的作用：正面的和负面的。而这两种效应并不是平均起作用的，那么什么情况下收入效应占主导，什么情况下替代效应占主导呢？
如果你新挣了1元钱，而这1元钱中要纳税8角，那么你肯定不会去挣这1元钱了。所以新增加的收入税率越高，人们就越不愿意多工作，宁愿闲着。累进税是收入越多税率越高，多级累进税则是把收入分为多个档次，收入每提高一个小的档次，税率就会进入更高一级。例如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所得税率平均有十多个档次，每个档次的税率多出好几个百分点，而最高税率达到70％左右。这就是说，进入最高收入档次后，你挣的钱70％要缴给国家。
在这样的高税率下，谁还愿意多工作、多挣钱？明摆着，挣钱越多越吃亏，多挣钱还不如多闲着。所以，新增收入的税率（边际税率）越高，税收的替代效应越明显。因此有人说，累进税是一种有利于纵向公平不利于社会效率的税。
而如果平均税率较高，那么无论人们的收入在何种档次上，税收比例都是一样的。这时人们则会倾向于多增加收入，因为多增加的收入不用多缴税。如果所得税是比例税，挣多挣少都缴同样比例的税，那么多挣钱就没有什么阻碍，所以这时候收入效应就会发生主导作用了，人们就会多工作来增加实际收入。
由此可见，税收的替代效应会导致人们工作努力程度的降低，是一种对经济的阻碍力量，也被称为税收的抑制效应。而反过来，努力降低替代效应的作用，降低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和减少税率档次，则可以作为振兴经济的一条政策出路。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整个西方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79年～1982年，西方国家的工业生产普遍下降，美国、英国、前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业生产降幅都超过了10％，同时大批企业倒闭，失业人数猛增，大部分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都突破了两位数，美国经济甚至出现了几次负增长……这就是西方世界著名的“滞胀”——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状态。
为消除滞胀，发达国家纷纷寻找出路。因此，以抑制税收替代效应为目的，以降低边际税率为主要措施的减税政策成为主要出路。这就是以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政策主张：减少所得税尤其是公司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减轻公司的税收负担，提高公司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率，从而增加人们的实际收入，以带动消费、就业和产品数量的增加。
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1981年里根政府的《经济复兴法案》为先锋，发达国家纷纷打起“减税”的旗帜，大幅度降低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由此掀起了世界性的税制改革浪潮。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减税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西方国家财政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
参考资料：http://www.chinaacc.com/new/253/257/285/2006/1/ad26131816351716002802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