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学生是否应该学习古文的议论文

如题所述

参考:
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我们是“现代人”就应该学习现代文,现代语文教育应当着眼于“现实运用”,文言已经不用,至少是几百年前的书面语,是一种落后的甚至是陈腐语言,现代人何必再去学,再学说不定会受到拘囿、禁锢甚至毒害,也无益于应用。

  这里面潜藏着一种简单的认知逻辑:白话等于“现代”、“进步”、“民主”、“自由”,文言等于“非现代”、“落后”、“陈腐”、“封闭”、“禁锢”。包含着一种简单的实践逻辑:现代生活应用用什么,就直接学习什么,现代生活不直接应用,干脆就可以摒弃不学。

  其实,对文言和白话这种简单的认知逻辑,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存在过,我们还是细细听听“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先生是如何说的吧:

  “古学诚不能无病,现代人也决不能单看古书,这何消说,但一见古书,便视为毒品,未免有点晒不得太阳吹不得野风的嫌疑。现代人贵能通古今,难道专看什么斯基译作,读洋书、说洋话、打洋嚏、撒洋污。《史记》、《汉书》不曾寓目,《诗经》、《左传》一概不识,不也是中洋毒吗?”
文言诗文中,有糟粕,也有精华,正像白话中有语言垃圾,也有语言珠玉一样。对于中小学课本来说,宜古今兼选,不可偏执一端,或偏古失今,或偏今失古,关键是编写教材者选择、取舍得当。“古者则幽深淡远之旨,今者则得亲切逼真之妙。两者须看时并用,方得文字机趣。”“国语要雅健,也必有白话、文言二源。”(均为林语堂语)林语堂先生还说,文言与白话的谁现代与谁保守,关键不在于“之乎”或“了吗”,而在于文中是今语还是陈言。如文中是今语,即使借了“之乎者也”穿插,也不碍事,不伤大雅;如果文中是陈言,即使借了“吗呢吧”来穿插,也还是鬼话。其原因就在于,一真切、一浮泛。所以,林语堂说我宁可写“白话的文言”(明白晓畅、雅俗共赏、简洁素朴的文言),不写“文言的白话”(貌似白话,口语,却罗嗦、繁冗,让人不明不白)。

  我们再想想,司马迁《史记》所体现的精神气度、文化襟怀,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堪称博大、恢弘,李白诗歌中所体现的铮铮傲骨,俯仰天地的目光,即使放在今天,也堪称超绝。诗经的质拙、唐诗的雍容、宋词的典丽,都已经成为文化史、文学史的绝唱。我们能够说以上这些是“非现代”、“保守”、“封闭”的吗?
 文言诗文,更有对学生精神和语感熏陶感染的作用。屈原、司马迁、李白、苏轼等先贤,以文言构筑的诗文,是辉煌灿烂的“精神灯塔”,照彻千万年,沐浴古今人。他们的灵魂,用“文言”“走过”的漫漫的精神历程,我们今人再通过“文言”,让学生去“循迹走过”,对学生的精神就是一次次历练。不断地“走过”、不断“历练”,就是民族的精神“积淀”、“精神记忆”与“精神传承”!同样也是语感的形成。作家李霁野上世纪四十年代说:“读过一点诗词的人,黄鹂、燕、鸠、杜鹃等鸟所引起的的情绪,也自然和未曾读过诗的人完全不一样。我们经过诗人的眼睛来看万象,经过诗人的耳朵来听万籁,仿佛是增加了一种感官;而不曾读诗的人,却仿佛是瞎了眼睛,聋了耳朵,他们的生活经验自然也就贫乏得多了。”这里的诗词指的是古典诗词,如此量化积累,就是语感的形成,也是精神气质的形成。这些恐怕是单纯学习白话诗文所不可替代的吧?

  另外,如果须循着“学什么,就用什么;不用什么,就摒除什么”的思路,发展下去,进行语文教学,那么,现代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大量产品说明书、市场调查报告、手机短信、QQ聊天语等等,放在语文课本中呢?因为它们是今天用得最多的呀!
鲁迅、胡适、郭沫若反对文言,更多是从政治、思想、社会变革的角度出发的。而他们自身的文言素养,却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奠定得异乎寻常的雄厚了,所以他们成年后,无论怎样大张旗鼓地反对文言,而自身所受的文言的有益滋养,是反对不掉的;他们自身的文言功底或者说是文化的根底,是不会因此而变薄的。而如果出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的“语文教师们”,自身文言根基很浅,却也跟在大师后面,齐声附和“废掉文言”,那么,我们可能“废掉中华文化灯塔”,废掉几代人“文化根基”,同时废掉“白话的根基”。使几代人的“白话”成为“浮萍”!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现代大陆文人的文字正在出现“粗鄙化”趋势,广大青少年的语言也正在“网络语言”、“商业语言”的冲击下,出现“垃圾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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