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在今天是一个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但它的含义却相当模糊。简而言之,对于“什么是科学”的问题,第一种理解方式是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把“科学”解释为“科学家做的事”；第二种则是将“科学”一词视作某种价值判断的标准,用法是:“你这样做不科学”。
为什么指称某种事业的用语同时拥有某种正面价值判断功能呢?这是因为这项事业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正面印象。要讲清楚这件事情,需要回到中国近代史的大背景中来。
科学观的历史背景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受西方列强欺凌。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不少中国人马上意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是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而“坚船利炮”的背后是强大的工业以及现代化的科学与技术体系。所以,从1861年开始,清政府中的开明势力在全国掀起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社会改良运动,史称“洋务运动”。
林则徐在1842年的一封信中谈到西人之所以战胜的原因是兵器先进:“彼之大炮远及十里以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炮,连声不断,我放一炮之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魏源于1844年出版《海国图志》,书中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正式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并且把夷之长技规定成“船坚炮利”以及军队建设管理之技。
对夷之长技的深信贯穿着全部的近现代史。这也是中国人民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而所谓落后,在当时的人心中,就是军事技术上的落后。对军事技术的推崇,直到今天仍然支配着不少中国人的潜意识。如果做一个调查的话,人们可以发现,当代中国最标准的科学家应该是钱学森,因为他代表着强大的军事能力。人们都喜欢传播这样的说法:一个钱学森抵得过5个师的兵力。
对西方军事科技及其背后现代科技体系的推崇,是中国人“科学”观念背后不可忽视的背景。
这一背景对今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很多国人心目中常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普通中国人谈科学不由自主地用“科技”一词,可是一旦谈起“科技”其实指的是“技术”。这样的混用,反映出国人倾向于从实用、应用的角度理解“科学”,而对“科学”本身的深层意义缺乏理解。
日本引进的“科学”
在现代汉语中广泛使用的“科学”一词,来自日本人对西文science一词的翻译。
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不是直接向西方学习,而是“借道”日本。原因大致有三,一来中国缺乏西方语言的翻译人才,加之传统中国对文字过于讲究,大量西文著作不能立即译成中文出版发行。虽然有西来的传教士,但他们的中文水平还不足以独自担当翻译工作,所以,那时的翻译都是传教士与中国文人合作进行,这样就极大地限制了西文著作的汉译规模和进度。第二个原因是,日本引进西学较早,而且日文吸收外来语能力较强,西学日化工作既迅速又规模大,加上日本离中国近,留学生多,近代中国人都借日本向西方学习。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日语大量使用汉字,中国人阅读起来较容易。但日语中所用的汉字发音与汉语不同,意思也相去甚远。近代汉语大量引进日本语言,无疑产生了一定的局限性。
自明末清初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学问以来,中国人一直把来自西方的science译成“格致”“格致学”。格致者,格物致知也,是《大学》里面最先提出的士人功课,后人多用朱熹的解读,认为它是指“通过研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
20世纪头10年,“科学”曾与“格致”概念并存,但前者逐步取代后者。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下令全国取消“格致科”。1915年,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任鸿隽等人创办了影响深远的杂志《科学》。事实上,从这一年开始,“格致”退出历史舞台,“科学”成为science的定译。《科学》杂志今天仍然在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周光召院士主编。
把science译成“科学”明显没有切中这个词的原来意思,相反,用“格致”倒是更贴切一些。science本来没有分科的意思,但自19世纪前叶开始,西方科学进入了专门化、专业化、职业化时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愈行愈远,science逐渐被默认为“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日本的译法就体现了西方科学的这些时代特征。现代中国人也就由此接受了19世纪以来以英语世界为基调的西方科学观念:第一,它是分科性的；第二,它首先指自然科学。而受历史观念的影响,现代中国人的科学观念中还加上第三,它一定能够转化为技术力量从而首先提升军事技术。毫无疑问,这样的“科学”观念只是西方历史悠久的“科学”传统的“末”而不是“本”。来自：求助得到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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