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理论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在尝试经济自由化改革和宏观经济稳定计划时，遭遇了一系列问题，导致国际收支与外部经济环境复杂交织，金融危机频繁出现。这些危机最初表现为固定汇率的瓦解，继而扩展至外汇、银行、房地产和股市的全面崩溃。为什么经济自由化与稳定政策反而诱发金融系统危机？这促使金融危机理论的诞生，其研究焦点包括拉美80年代债务危机、墨西哥1994-1995年的危机、东亚危机和次贷危机等案例。
货币危机理论自70年代后期发展，至今已形成四代模型。第一代，Krugman的模型指出，扩张政策导致赤字，政府通过增加货币供应维持汇率，当外汇储备耗尽，投机者冲击，固定汇率制度崩溃。第二代模型如Obstfeld强调政府行为和市场博弈，金融危机源于政府目标的多重性，导致市场预期变化，形成自我实现的危机。1992年英镑危机即为此例。
第三代，针对亚洲金融危机，麦金农与克鲁格曼的模型指出，道德风险和金融过度是关键因素，经济泡沫的破裂引发危机。第四代理论则关注企业外债水平对危机的影响，企业外债增加可能导致资产负债表效应，加剧经济危机风险。
同时，银行业危机理论也围绕货币政策失误、金融不稳定假说、银行体系关键论以及银行挤兑和道德风险展开。例如，Friedman认为货币政策失误可以引发金融动荡，而Minsky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则揭示了经济周期和危机的内在不稳定性。
外债危机理论如债务-通货紧缩理论和资产价格下降论，揭示了企业过度负债与金融危机的紧密联系。Suter的综合国际债务理论则从经济周期角度，解释了债务国在经济衰退时偿债能力下降的危机路径。
20世纪多次金融危机使社会经济蒙受了巨大损失,相应的研究催生了金融危机理论。金融危机理论呈现为经济金融视角→货币金融视角→技术金融视角的研究进程,折射出研究者从理论解释到防范危机的愿望。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因为资本账户的高度管制，对其稳定性没有造成重大影响。然而这种侥幸或运气恐怕难以为继：第一，我国已经滞后于整体经济改革的金融改革已经提速，长期积累的隐性金融风险开始显性化；第二，由中国加入WTO导入的金融开放为国际投机商的攻击和国际金融动荡的传染提供了可能的通道，并由此可能触发国内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