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中国文学自1978年发展至今，已有30年历程了。1978年到1989年这一段，一般称作“新时期文学”。自1990年到现在，一般不再称为“新时期文学”。但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如何命名目前尚无共识。多见有“后新时期文学”的说法，也有人主张称为“多元化时期文学”。你对此如何看？
B：“新时期文学”已是约定俗成的一个历史概念，不能再变动了。但“多元化时期文学”还值得推敲。对文学发展的过程进行分期要考虑它的衔接性和延续性。最好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思考。我的意思是说，两个相关时期的划分和命名最好是有相关性，命名要有前后的呼应。如与“新时期文学”相关的后一时期，就应该是“后新时期文学”。这不是偷懒，是因为很难用一个描述性的命名为一个时期复杂的文学发展画像。当然从细究的立场看，“后新时期文学”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可“新时期文学”的称呼不也是个笼而统之的概念么？“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理论”也是如此，有其不得已之处，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实概念未必一定要从字面上就能悟出其内涵，关键是解释或阐述。“多元化”的表述也只涉及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的表象，而重要的是追究表象下的那个本质。我觉得，“后新时期文学”的说法似乎更具有包容性和理论的张力，为进一步的深度阐释留下了空间。当然，“多元化”的说法本身也没错，但考虑到前此的“新时期文学”的称谓已不能改动，作为30年来的文学分期的一个命名，用一个注重表象的“多元化”来概括并非是最理想的。如果当时就把“新时期文学”命名为“一元化时期文学”，好象现在再使用“多元化时期文学”的概念要显得更顺理成章一些。可是在当时，这样去命名那个时期的文学是不可能的。再说，“新时期文学”也不能就说是一元化文学，如果说是一元化文学，又怎么与建国后17年文学时期相区别呢？
A： “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 其实相异之处很多，这也是人们认为应该将它们作分期的一个原因。你能谈谈这两个时期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吗？
B：在我看，“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不同，是前者尚有明确的社会改造目标的引导而后者已趋向于没有。
这个话题容我稍微扯远一点。
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积极的主题”，自马克思主义传入后，随着阶级斗争的思想和苏联经验在中国的逐渐普及，就慢慢渗透了中国的文学。在宏大叙事的理论感召下，左翼文学家的政治使命感日益强烈。到了解放区文学时期，文学成为“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为实现宏大社会改造目的服务的工具。作为解放区文学精神特征的延续，建国后17年的文学创作——以农村题材小说为例，是被要求反映农村现实和体现改造农村社会的政治热望的，它是理想信念支配下的社会主义写作实践的产物。这就决定了这种小说样式所反映的农村社会的现状和变化是以宏大叙事的框架来理解和把握的，在本质上要受到历史大叙事理解框架的制约和引导。换言之，是一种先知式的文学把握方式。文学要为、也必须为政治服务。观察和编织生活素材要有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自觉。而当时最大的政治，就是要证明农村集体化、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必然性和光明前途；这从《创业史》、《山乡巨变》、《太阳刚刚出山》、《艳阳天》等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标题即可看出。对宏大叙事的信仰者来说，不确定的历史迷雾已被驱散，未来尽入囊中。凡无法纳入此理解框架的人生情感和生活画面，都是目的论文学所要排斥、否定和回避的。于是，人文关怀的目光从作品中消失了。凡不能与宏大叙事的历史理解保持一致的人和事，都是落后的甚或是反动的。文学创作紧跟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因为认为后者是对历史发展必然进程的深刻洞察和科学把握。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充满信心地描写奔向极乐世界的必然历程。
A：你刚才说，“新时期文学”还有明确的社会改造目标的引导——是说它与“17年”的文学创作并没有截然的不同？
B：“新时期文学”虽冠之以“新”字，但仍没有走出“17年文学”的投影。当时涉及“伤痕”和“反思”的经典作品，如《李大顺造屋》、《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乡场上》、《芙蓉镇》等，在价值观上还是停留在“拨乱反正”、回归正道的认识阶段，仍受着宏大叙事认知框架的影响。真可谓：虽悲情难抑却信念犹在。对历史的过去痛心疾首的批判和反思是为了揭示道路曲折而前途光明，是为了振作精神更好地朝着理想的目标前行。廓清阻障、求索前行之路的“改革文学”自不必说，就是面向更为遥远的过去作发掘状的“寻根文学”，也是为了理清一个民族的脉系，再度找到前进的方向。
A：你的意思是说，“新时期文学”其实并不怎么“新”，而“后新时期文学”才具有了文学发展意义上的“新质”？
B：事实恐怕确实如此。让我继续说下去。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作家对长期以来的乌托邦追求产生的幻灭感和厌恶感，终于充分体现在借鉴和模仿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锋小说”的作品里。在他们的创作中，基本的主题之一就是历史的虚无和人生的荒诞。作为精神游戏，“先锋小说”的创作以不反映现实的方式在努力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控制。这表明，“先锋小说”作为通向下一阶段文学发展之路的必要过渡，昭示着“新时期文学”已到了它的尾声。80年代末，由“新写实小说”的开端而引发的文学写作开始偏离主流的轨道。这些小说以平实的低姿态开始着力描写人的“生存”主题，展现普通人在食物、居所的匮乏中的挣扎和焦虑。池莉有篇小说名为《烦恼人生》，可以视为这类小说的破题之作。小说中的主人公已不复有理想的激情，只是在日常生活的困顿中“讨生活”。有研究者指出，“新写实小说”中的贫困“不再预示着解脱的希望”，而是表现出一种对国家现代化的企盼失望的、文化悲观主义的倾向。这是有道理的。到了90年代，读者已很难看到前此时期的文学中由于明确的社会改造前景的引导而导致的“积极主题”。在《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年前年后》、《扶贫纪事》、《九月还乡》、《杀羊》等一系列触及现实的乡土小说作品中，上至乡镇领导，下至村干部和村民，都忙于应对当下现在那令人焦头烂额、捉襟见肘的困局；他们得过且过，而且也只对解决当前工作或生活的燃眉之急感兴趣。读者再也看不到、感觉不到原先必然会悬置于小说远景中的那个曾让人空泛地激动了20多年的明确而鼓舞人心的社会改造目标了。《九月还乡》中的“杨大疙瘩”，作者写他还记得解放后搞土改分田地时热闹而欢喜的景象，然而这一切如今都已消逝，而且在他有生之年再也看不到了。《挑担茶叶上北京》中的镇领导为了向上头送礼，召集各村村长开会部署采冬茶的任务，村长们几经犹豫讨论，最后竟“一致认为，反正农村是穷定了，多那点茶叶，少那点茶叶都没有利害关系，反倒是丁镇长万一利用冬茶打通了什么关节，为镇里要个什么项目来，说不定真能给全镇带来什么变化。”由于“远景”早已无影无踪，短期行为、权宜之计也就在所难免。现实逼得人说一套做一套，权衡变通而已。最终的目标既已失去，又何必在意使用什么手段？《杀羊》中的小桥村村长四平奉乡长之命，需要在几天的晚上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宣读计划生育教育材料，以应付上面形式主义的突然检查。宏大的社会改造目标的消逝，原来起作用的思想控制已经解体。在此背景下，要把村民召集在一起又谈何容易！四平只得绞尽脑汁用杀羊炖肉汤作诱饵把村民骗来。
在这些小说里，我们再也难见小说中由宏大叙事许诺给读者的所谓“远大前程”的半点踪迹，面对的只是“一地鸡毛”的、不如意的现实。文学以这样的方式向“人学”回归，不再唱颂高调，而是致力于揭示人生世相的复杂，展现尘世烦恼和人生挣扎的画卷，人性的剖析和和人情的抒写也有了用武之地。此外，还出现了大量彰显独特个性、着眼于非常个人化的内在经验的写作。一些小说的描写中甚至展示出越来越多的、被称之为精神“狂欢”和“沉沦”的末世景象。
由此可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中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积极的主题”由于社会改造目标之远景的淡出而日益削弱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重新寻找和构建社会改造目标和不再执著于、也没有了这种目标，是“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分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两个分期的文学阶段的所有相异之处，都来源于此。这也是我对“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的总体认识。
2008.2.13.草成 2008.2.15.修订
参考资料：http://www.eduww.com/Article/piping/200802/177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