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卡门》的命名学蕴意
作为挽回祭的妓女
卡门的生命热情与时代
戏谑男人的情欲
卡门灵魂中的毒草
青年军官豪塞
“这真是你第一次吗”
肉身性的私己情爱
江湖正义、国家正义和情爱伦理
悲剧性的生命力量
自我践行的自由技艺
漂泊的现代自我意识
“我希望你把我掏空”
卡门之罪
我们都是偶然的婊子
悲剧里没有出路
《卡门》的命名学蕴意
不管你承认与否，现代社会中的女人早已变得越来越像男人，而男人同时变得越来越不像男人。这里隐藏着一个判断标准问题：何谓男人？
毫无疑问，西方古代社会中最著名的三个男人是阿基硫斯、亚历山大和凯撒——你会发现他们都是战士之中的战士。如果说阿基硫斯还是处在半野蛮时代的、受本能促使的、让卓越的德性自然流露的神话英雄，那么，亚历山大则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征服者出现的，虽然他毕生在极力模仿阿基硫斯的光辉事迹，但已开始摆脱阿基硫斯式个人主义的本能和任意——这在影片《特洛伊》中得到极力表现，他已经懂得如何习练主人自我主宰的技艺，否则他所能央求的也只能是在战斗中英勇无畏、光耀千古的死亡，而非死亡时遗留下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版图。但亚历山大仍旧是个孩子——真正的战士就是个孩子，连凯撒也是如此，但由于亚历山大天生就是王者，而凯撒却是穷一生向王者的宝座进发，时势也就要求他更多了一些思虑和智谋——奥德修斯已经与阿基硫斯不同，他在返乡途中就已经展现了人类走向理性成熟期的征兆。
《卡门》却是一部以一个女人的名字命名的影片，这意味着在古代社会中通常匿名的女人开始被正名了——说“被”，因为正名行为乃男人所为，比如《卡门》的导演文森特阿兰达就是这样一个为女人正名的男人，当然，他借助电影艺术语言要表达的远远不止于此。“启蒙”在后现代主义的信奉者看来早已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大词，它空洞而专制，浮夸而自负，但后现代主义同样摆脱不了这些缺点，我不知道一个后现代主义者除了为卡门做有气无力、言不及义的歌颂以外还能做些什么。正是“启蒙”完成了和继续着近世以来身处下等阶层的人们的觉醒和解放事业——说完成了，意思是“启蒙”代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和高峰；说继续着，因为“启蒙”至今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难道没有听到“继续启蒙”的喧嚣声不绝于耳？说实在的，后现代主义也不过是启蒙现代性的畸变了的徒子徒孙。
作为挽回祭的妓女
女人在古代社会，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根本没有近世所谓的独立人格和个体尊严——这些美妙的名词在西方都是基督教带来的，那个可怜的拿撒列人为一切卑微的生命演示了解放事业所需做的一切。女人在古希腊充其量只属于家政领域中男主人财物的总管——这些财物还包括奴隶在内，甚至女人也不过是男人财物的一部分，即便有时可能是最珍贵的一部分。家政领域（经济管理）介于自然领域（奴隶劳动）与政治领域（公民行动）之间，女人也就是介于“会说话的工具”(奴隶)和自由人（城邦公民）之间的存在物。
真正有可能介入公共领域的女人常常是妓女——她们最初作为神庙中的牺牲，主动献身于充满欲望的男人，也就是说，神灵为救赎人间罪恶而借助她们天然的肉身施展了挽回祭。那时，与家庭中被一个男人独占的女人——她们仅仅是私有物品——相比，她们庶几带着几分神圣的色彩，因为只有她们这些作为女人的存在是属于公共领域，为公众分享的。你无法用道德或尊严之类的词语来评价那时，就像现在说到把妓女职业合法化时除了算记产业化带来的各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外无法不谈论道德和尊严之类一样。要知道，古希腊最伟大的政治家伯利克里公然以雅典最漂亮的妓女为情妇，而作为情爱大师的哲人苏格拉底也最乐意跟那些美丽的公共存在谈话了——谈话在苏格拉底看来就是接生术，因此可以说，哲人很乐意与妓女一起在言词中从事生殖性活动。
卡门的生命热情与时代
无论你可能怎么不愿意承认，卡门就是一个妓女，甚至可以说，一个婊子。她母亲就是一个婊子，父亲则是一个流氓无赖，他们在她十二岁时把她卖给一个土匪头子，在她十四岁时就逼迫她在妓院里接客，这些都是导演并非通过卡门自己的嘴巴告诉我们的。卡门绝对不会自己说出口的，尤其不会告诉自己所爱的男人。卡门宁愿隐讳自己的人生经历，她愿意带到他人面前的仅仅是她那充满魅惑的肉身性存在，但与神庙前的妓女相比，她又不完全是公共性的，她已经拥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尤其是自由意识，这使得我们不会把她的身体仅仅看作一个空洞的标签，因为这幅美妙的艺术品燃烧着纯然属于卡门的生命热情。
不仅如此，我们看到，正是卡门将这种生命热情和自由意识交给了她真爱的豪塞。命运使她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但她却是一个伟大的教师，而且还是一个本来前途无量的军官的教师。这里所说的卡门对豪塞的教育不仅指他跟她——他生命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人——第一次上床时她说的要他“大长见识”，更是指正是卡门使豪塞成为一个不甘平庸、不同凡响的独异男人，哪怕是一个在当时社会看来的罪犯。这正是这部影片发人深省的第一个地方。
故事发生在1830年代的西班牙。这个时间和地点都不是随意的——彼时，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已经为现代人建造好思想的“天城”，拿破仑也接着风卷云涌的法国大革命用刀剑携着“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横扫欧洲；彼地，关于斗牛士这种真正英雄式男人的传说绵延不绝，而古老的秩序在大革命和拿破仑代表的历史潮流和趋势的冲击下虽然走向衰颓，但其传统的力量仍在奋力维持着传统的正义——正义这种东西每个正常社会都不可或缺，但同时从来就争议不清，在这个头绪混乱、一切都有待重新确立的时代更是如此。
哈姆雷特生活在一个乾坤颠倒、礼崩乐坏的时代，他被死去的父亲的亡灵赋予重整秩序的使命，但他的悲剧性性格使他难以胜任，结果只有与一个乱世一起被埋葬。如果凯撒复生，又会如何？他会像被沉思折磨得无从决断重大政治事务的哈姆雷特一样，在现代社会中也只能做一个空有一腔热血最终却只有无可奈何的没落英雄吗？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反而是卡门这样一个女人展示了英雄气，虽然她从来没有担负过整顿秩序的使命，相反，她正是以旧秩序的瓦解者和摧毁者形象出现的。
戏谑男人的情欲
命运使她出身卑微，但她有一颗高贵和傲慢的心，加上吉普赛人天生的热情奔放、自由无羁，她岂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众多生产雪茄的女工拥有相同的境遇，她们在拥挤不堪、沉闷无比的工棚里重复着乏味的动作，很多人都赤裸或半裸着上身——何谓尊严？何谓耻辱？这种问题对于仅仅活着都艰难的她们来讲是多么陈腐，而她们的心智也早已被蒙蔽了，对这种问题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但我们仍可以看到她们天性中的淳朴和风韵，你可以说她们没教养，甚或下贱，但她们可以出于自然天性、不带任何矫饰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或者情欲，她们可以向兵士大喊“来吧”，可以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与卡门吵嘴的那个女人在把一根雪茄朝卡门扔去前撩开自己的裙子在下体抹了抹。雪茄，本是为男人生产、供男人消费的，而其在形状上也肖似男性生殖器，因此可视为男性情欲的化身。那个女人动作的寓意就是，女人虽然为男人生产着情欲（女人不得不用自己的手为男人卷制雪茄），但女人同时也可以消费男人的情欲了（是女人主动地用雪茄抹自己的下体），并充满轻蔑地视其为对自己来讲可有可无的东西——当那个女人把雪茄砸向卡门时，就是表示把被自己玩弄过的男人情欲丢给卡门，这不仅是对男人的轻蔑，也是对卡门的轻蔑。但这后一种轻蔑对于卡门来讲不具有实质意义，事实上，这种轻蔑代表的恰是女性之间的嫉妒和仇恨，是那个女人对卡门轻蔑的不满和反抗。我们知道，她们争吵的起因就是豪塞对卡门风韵的好感引起的那个女人对卡门情欲的戏谑，而卡门的高傲岂能默不作声地忍受被戏谑尤其是被女人戏谑这种事情发生？
只有当“启蒙”后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发生了，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生灵才能有“被侮辱和被损害”之类关于社会与自我关系的主体性意识。在古代社会尤其是等级制下，“龙生龙，风生风，老鼠儿子会打洞”就是生命存在的必然，贵族是天生的，平民也只有接受不能改变的命运，这是与正义相符的。在柏拉图用言辞编织的理想国家中，“金银铜铁说”——有的人天生灵魂属金，有的人天生灵魂属银，还有人天生灵魂属铜铁——是正义的基础，而所谓正义就是每个人按照灵魂的属性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事实上存在的奴隶制与正义的标准正相符合。这种关于正义的理论在现代人看来无疑不仅是反动的，还是腐朽的，不值一哂的，因为，在现代，如果正义不与平等相关就不是正义的，正义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平等。
霍布斯要求把一个可欲和可能的稳固政治秩序建立在一切人都分享的情绪——虚荣和怕死——的基础之上，卢梭则在追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时认为自爱与同情才是人类社会中最根本的情感，尼采一边喊着“卢梭再次解放了女人”诅咒包括女人在内的一切卑微者的被解放，一边用权力意志理论解放了所有人的勃勃情欲，直到弗洛伊德，他把在古典政治哲学中占据最为低级地位甚至仅是假设性存在的欲望尤其是性欲看作最为真实、最为稳固的人性。似乎只有在低俗却稳固的基础之上，一切人的平等才变得可能？
卡门灵魂中的毒草
卡门本来就天资卓越、野性难驯，社会的侮辱和损害只能加深她对社会本就根深蒂固的反感和怨恨。不错，越是卑微的生灵，心中就可能埋藏越深的怨恨，尤其当似乎显得无辜地 被社会践踏在脚下时，一旦不能很好对待自我存在的命运，灵魂中就会长满狠毒的野草。
卡门向所有男人平等分配自己的欲望——这种欲望很难说是情欲，甚至说是纯粹的性欲都显得牵强，虽然有理由认为这个吉普赛女郎肉欲强烈，但不如说这种欲望就是对金钱的欲望。资本家追求的无非就是赚钱，根本无关乎自由、平等和博爱等缥缈的价值，卡门想要的也不过是通过平等地接受男人的欲望而得到“天生的平等派”金钱，这是她从小到大为了生存下来养成的一种最为本能的习惯。在这里，你会看到，卡门并非像她自己想象中那么“自由”——她生而有肉身，为了满足肉身的基本需要（比如吃饭），她向社会有所企求，而同样正是她的肉身通过满足男人的需要（对卡门的性欲，或者抽象的性欲）来满足了自己的基本需要。这种交易不过就是“卖淫”。
但仅仅这样评价卡门就太流于浮表了。卡门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不甘于被动接受这种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命运，如果她在幼年无法反抗它，那么只会使她在成年后更强烈地反抗它。她似乎是被男人玩弄的，但她会认为是她在玩弄男人。她很擅长于挑逗和诱惑，那时她表现得真够下贱却也实在让男人无法抗拒，当男人向她或者说向被她挑拨出的情欲屈服时，她是一个战胜者，男人似乎可以玩弄她了，而她心里则会暗暗嘲笑：究竟是谁更为卑贱下流？她甚至干脆把蔑视摆在脸上——当被逮捕审讯时，她漫不经心地哼起小调，当她像引诱任何一个男人一样引诱豪塞时，她又哼起一段更为节奏更为热烈、野性的小调。她似乎早已把自己的命运置之度外，而肉身在她看来不过是一个已经堕落到底、无以挽救的臭皮囊，只等最后毁灭时机的到来了。
这里触及的问题很多。卡门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走在堕落的不归路吗？她为什么在反抗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命运同时，又甘愿沉沦到底而非进一步地走向悔罪和新生的道路？不知有多少观众在“哀其不幸”的同时“怒其不争”，但这仍不能阻止我们对卡门这个人物形象的喜爱——如果不是喜爱，至少也谈不上是厌恶。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弄清这第二个令人深思的地方之前，还是让我们先看看“卡门对豪塞的教育”。
青年军官豪塞
考夫曼在影片《鹅毛笔》中塑造的青年教士形象令人难忘。情色文学作家马奇斯与洗衣女仆温丝蕾的悲惨命运都与他有难以分割的微妙关系，他虽然不是享有威权的伪善主教那样的主谋，却也不是置身事外的无辜者，他身不由己地助长了悲惨事件的发生，而他本人原是同样并非完全出于自愿的袒护者。根本原因在于他的矛盾性格，他已经不像传统教义要求的那样完全禁绝情欲了，虽然他一直没有过分跨越教规的界限，但他毕竟已经是一个爱者——他爱着温丝蕾，而他同时也因温丝蕾爱着他而成为一个被爱着。但由于他不是对时代特征有着先知般洞识的情欲书写者，也不是受到先知的书写热情启蒙后的情欲觉醒者，加上他难以摆脱传统教义关于为人正道的规定而对情欲采取坚决抑制态度，即便如此美好的情事仍以悲剧形式结尾。
豪塞不是一个青年教士，而是一个青年军官。在司汤达的《红与黑》展示的大时代中，一个底层出身的年轻人攀爬社会阶梯的最佳途径有两条，进入军队（红）与加入教会（黑）。豪塞恰恰属于那个时代。既然在拿破仑的军队里，一个农民子弟可以仅凭战功成为一个将军，那么，像豪塞那样有天才和能力的年轻人当上中尉有什么好奇怪的，而且，他还很有希望荣升上尉。但幸也不幸，他遇到了卡门——说幸，因为卡门使他从此摆脱在军队中步步升爬却仍循规蹈矩的凡庸人生；说不幸，因为他必须因违背当时社会的礼法和正道而付出代价。
豪塞在遇到卡门之前是个什么样子的男人呢？他安分守己，忠于职守，是个够格而且前途无量的军人，但由于已经不是战争年代，连当年曾参与抵抗拿破仑军队入侵时立了战功的老战士都落草为寇了，年轻人在军队中不过像其他行当一样按照国家的既有规范，在岁月的流逝中成为一个尽管有地位却并非不可替代的平凡人物。《鹅毛笔》中的青年教士按照传统的道路走下去很可能成为一个主教，而豪塞同样很可能成为一个将军，但因为女人的出现和作用，他们的人生道路都发生了改变。同时，由于没有女人的世界是不完整的世界，可以说，他们的生命因与女人的情爱变得更为丰富、完整了，相反，循规蹈矩、不敢逾越礼俗规范一步的人生恰恰是单调、残缺的。可是，我们的豪塞在遇到卡门之前跟那个教士一样对女人没有经验，他要向充满生命热情和无羁野性的卡门学习什么是整全的人生。另外，值得一说的是，豪塞是个虔诚的教徒，但宗教同样没有让他感到在世生命的完整。
“这真是你第一次吗”
但卡门起初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会爱上豪塞，因为她没有想到豪塞是如此优异的一个男人，她之所以诱惑豪塞不过为了达到逃跑的目的，豪塞在她看来不过是一个像其他充满欲望的男人一样可以利用和蔑视的工具。也就是说，卡门已经被生活塑造成一个对男人存有偏见的女人，她对男人和世界的理解一样是残缺不全的，因此，她在“教化”豪塞的过程中也在接受着豪塞的“教化”，虽然她被“教化”的结果一直没有令豪塞感到满意。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情爱战争，只要是真诚的，就从来都是相互作用与影响的，因此可以说，情爱是人类拥有的一所教人认识整全世界的大学。
卡门称豪塞为“傻瓜”——他因为受诱惑放她逃跑而失职，被降级为一个普通士兵，这在社会常规看来绝对是一个得不偿失的愚蠢行为。如果说卡门最初叫他“傻瓜”时不过是嘲笑他罪有应得，自作自受，而她卡门则置身事外，隔岸观火，那么，“傻瓜”在后来便带有几分心疼的意蕴了。事实上，当卡门因去军队表演舞蹈看到豪塞站在门口的可怜样儿后，也许就动了恻隐之心，毕竟豪塞对她的爱欲让她有所感觉，而他放她逃跑时的矛盾心态更体现出他的认真。
终于，她似乎为了补偿豪塞因为放她逃跑而被降级的损失而邀他享受她的肉身。她脱衣服的动作熟练、干脆，毫不拖泥带水，豪塞则局促不安，甚至有些羞涩。她盖住了圣母像——圣母像在剧中起着重要作用，并贯穿始终——然后反讽式地说，还是不要圣母看见为好。她骑在他的身上，问了他好几遍“这真是你第一次吗”，他默不作声，只是感受，仿佛是她在占有他，蹂躏他。他知道，从此他离不开她了，而且只想要她。悲剧一旦开始，就只有继续下去了。
肉身性的私己情爱
卡门“启蒙”了豪塞的“情欲”，令他在没有她的床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有纯粹的精神性的爱，比如爱耶稣，爱理念，但那种爱不属于人世，有肉身性存在的人所能获得的真正属人的情爱不能没有肉身性，豪塞在幻想与卡门做爱中体会着自己的肉身性存在，这种存在让他感到与以往爱圣母的自己根本不同。正是这种脱不开肉身性的情爱让他无力拒绝卡门的任何请求——他放她的走私犯朋友过关，也正是这种脱不开肉身性的情爱让他体会了各种感情，包括思念和嫉妒等——思念促使他千方百计地寻找卡门，嫉妒使他毫不犹豫地杀死那个与卡门鬼混的中尉。
肉身性是私有制的，它对一切对个体肉身的公共管制感到不快，并可以疯狂地不惜牺牲自身来抵抗管制，当然，肉身性也可以被国有化，但国有化的肉身必然会失去自己的一切性格，使肉身沦为抽象的符号而不再成其为有血色的肉身。因此，脱不开肉身性存在的情爱说到底还是私己性的，情爱伦理与公共伦理或者说国家伦理不可避免出现矛盾与冲突。当被豪塞杀死的中尉与妓女鬼混时，实际上亵渎了国家伦理的尊严，因为一个军人代表的不仅是自己，他的肉身也是属于国家并尤其应该准备为国家奉献的。而豪塞杀死中尉的行为，是拿纯然我属的情爱伦理触犯了国家伦理，因为杀人本身是超越私人性的，而该不该杀人尤其不应该由私人进行判定和执行。
正是情爱伦理与国家伦理的这种内在冲突将导致豪塞的悲剧命运，但也正是这种冲突使豪塞在悲剧的展开中得以展示自己的性格，从而让卡门真正爱恋他，并对他说“我只爱你一个”。
如果没有社会与国家的俗常法规，私人情爱不就逍遥自在了？但根本上，豪塞不是被国家伦理，而是被对卡门的情欲逼上梁山，落草为寇，与国家伦理的外在规范相比，个体存在内在的在世性情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更为巨大。卡门燃烧起豪塞对她的生命热情，但能否熄灭它就不是她能控制的了，很奇怪，甚至连豪塞都不能控制它，他感到受到它的驱动而不能自主。爱一个人似乎是主动的，但本质上却是被动的。这种爱使豪塞杀死了中尉，也要杀死卡门的丈夫。
江湖正义、国家正义和情爱伦理
我们无法知道卡门在那么多年里是怎么与她的丈夫共同度过的，但只要看看他在出狱后怎样在包括豪塞在内的众人面前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地对待她的，就可以想象卡门命运的悲惨程度了。他丑陋而笨拙，愚蠢却狂妄，对待卡门宛若一个工具，可以用来发泄自己的性欲，也可以用来勾引别的男人达到自己的其他目的，毫无一丝爱怜之意，甚至也没有一点像是为人所有的情感。
无疑，卡门长期生活在恐惧与怨恨之中。一个女人即便再聪明狡猾也无法摆脱巨大力量的控制，作为一个弱者，她既然无法改变命运强加的不公，就只有顺服和习惯于这种不公。但可怕的是，她很可能因此失去对“何谓正义”、“何谓公道”的基本判断力，这将是对正道最具瓦解性的力量。一个人遭遇不幸，他可以抱怨，可以诅咒，但按一般意见来看，他不应过于放大自己的不幸，更不应无视公共生活得以可能的共同道德标准。否则，他的命运必然是悲惨的。卡门是这样，豪塞也是这样。
实际上，土匪和走私犯的的生存已经在国家正义之外，他们不承认既有的律法和伦理秩序，游走其外，和私己性情爱伦理一样作为一种瓦解性力量出现。如果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正义出现危机，这种江湖正义就很可能以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并最终取而代之，但其前提是它必须有赢得人心的力量和优势。但卡门的丈夫是那种无道的匪贼，加上国家正义的强大，其灭亡是迟早之事。但由于豪赛的出现，他被迫陷入卡门与豪赛交织的情爱伦理的网络之中。
严格讲，卡门与她的丈夫之间没有什么情爱可言。可以把这种关系视为卡门与那些仅仅觊觎她美妙肉身的男人之间关系的浓缩和代表，他们都是作为没有灵魂的生物出现，因此也说不上构成属人的伦理关系。这种关系本质上就是强者对弱者的欺凌和霸道，如果国家正义允许它的出现并对其无所作为、无能为力，说明国家正义已经出现危机，势必将不再能服贴人心了。而卡门与豪赛之间情爱伦理关系的形成起初离不开肉身性的促发，但它一旦稳固、韧化，又势必将在国家伦理的或强固或薄弱的伦理之网下打开一片疏离的空间，如果国家伦理本身已经陷入昏暗不明的境地，这片空间也就可能让人感到光亮的存在。但卡门与豪赛是否制造了光亮的存在仍是一个疑问，这不仅因为他们置身的国家伦理不够昏昧，更因为这种情爱伦理关系极其复杂。
悲剧性的生命力量
在匪贼居住的山洞里，卡门当着众人的面与豪赛做爱，豪赛愣愣地，肯定对这种不同凡响的刺激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卡门坐在他身上，平淡地说：“你怎么了？别让我一个人瞎使劲啊！”连伙伴也对此感到瞠目结舌，但他惊讶的显然不是当众做爱行为本身，他应该见惯了卡门与她丈夫的作为，他感到惊讶的是卡门对豪塞不可遏制的生命热情或者说情欲，它看起来似乎就是人们常言的爱情？后来，这个伙伴于豪塞在卡门的帮助下杀死她丈夫时更加确证了自己的想法。要知道，他就是那个曾经参加过西班牙抵抗拿破仑入侵战争然后落草为寇的人，他是个上了年纪、有充足生活经验的智者，熟悉国家正义、江湖正义以及情爱伦理之间的复杂纠葛。
豪塞对卡门的丈夫的嫉恨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强烈的感情不仅是男人之间的争风吃醋，更是豪塞看到自己心爱之人被当作物品糟蹋后萌生的对不义的愤怒。要是卡门不是豪塞所爱之人，或许这种愤恨之情不会那么强烈，但豪塞偏偏感到卡门应该只属于他一人，彼此连接的生命情线加上无法避免的占有欲使卡门不能心平气和地忍耐下去。尤其当他本人就在旁边像那个年老的伙伴看着自己跟卡门做爱一样看着卡门跟她丈夫做爱时，说那种感觉就像万箭穿心、痛不欲生也不为过。于是，豪塞要么去死，要么不许任何人占有卡门，这种意向在他杀死中尉时已经初步显现，在他杀死卡门丈夫时就更为明显了。
卡门在双方决斗时紧张豪塞的生死存亡，或许这就是“爱”了，正是这种紧张让卡门蒙住自己丈夫的头以助豪塞杀死他。谋杀亲夫？卡门与“丈夫”的夫妻关系很可能根本没有得到国家法律规范的认可，之所以说是她“丈夫”不过是名义上的，这个称谓不过要表明，“这是我的，谁也不许碰，除非得到老子的许可”。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第二部分开篇说：“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如果说国家正义的奠基者是“大盗”，江湖正义的奠基者就是“小盗”，而情爱伦理在理想上是摆脱这两种不义的“正义”的束缚、获取自由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个体与整体之间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和谐的境界只是一种理想状态。
豪塞的杀人行为在表面上是杀人，但事实上是对社会不义的抗争，为卡门与自己争取自由的行为。卡门以为自己面对命运是狂放无羁的，但她事实上已经向命运妥协。她与中尉的欢愉只是为了钱或许也是因为摆脱不了纠缠，与山贼的夫妻关系也是不得已的，但她只有屈从。虽然看起来她是乐意那种生活方式的，但实质上她只是无力反抗而已，只有当她不经意燃烧了豪塞的生命热情，当她看到豪塞体内蕴含的巨大力量，她才在惊异中被激发起与之共鸣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豪塞既是卡门的学生，也是卡门的老师。但这种力量对豪塞的生命而言太过私人性了，以至在与国家正义的冲突达到一定程度时只有悲剧发生；这种力量对卡门的生命而言又过于迟到和久违，她无法彻底摆脱久已呼吸其中的生活方式和早被其形塑成了的自我，等待她的也只有悲剧。
自我践行的自由技艺
于连·索莱尔在《红与黑》中扮演的悲剧角色与豪塞有所相似。他们生活在一个时代，都是下层农民出身，但都资质卓越，都有大好前程，却又都受到情爱的牵缠，最后都被判死刑，最主要的是，他们都是那种充满生命热情和生命力量的男人。但两人的不同之处或许更为微妙和更值得注意。
于连野心勃勃，一心想往社会上层爬，但当他获得攀爬的阶梯时却看到自己想要的并非仅仅是飞黄腾达，有两个女人——德·莱纳夫人和玛蒂尔德——出现在他的生命中，并帮助他认识真实的自己。德·莱纳夫人使他见识到什么是自然淳朴的天性，什么是高贵卓越的灵魂，什么是揪人心肠的爱情，但他开始并没懂得珍惜如此可贵的礼物——他起初只是抱着征服贵族夫人的目的，仅仅是征服，企图以此证明自身的不凡。只有当他见识到所谓真正的“贵族社会”里的爱情裹挟的各种偏见和荒谬，他才知昨日之是与今日之非。但即使是这种醒悟也须他付出贵重的代价，包括生命，他的和他珍爱之人的。事实上，即使在他催马回到教堂射杀德·莱纳夫人之前，他仍做着飞黄腾达的美梦。如果没有他人的陷害，他与玛蒂尔德婚后的生活如何，我们并不能得知，但从他充满冲动和激情的生命看来，他与当时整个上层社会的习俗是格格不入的，即使勉力融入其中也摆脱不了致命的疏离感。只有当德·莱纳夫人这个一直深情地爱着他却被他射杀的女人，在幸而未死后对他的宽容和赦免才使他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孽和她的高贵之所在。《红与黑》固然是悲剧，他最后还是死了，但于连之死与豪塞之死的意义不同，就像他们各自遇到的德·莱纳夫人与卡门是两种不同的女人一样。
如果说《红与黑》有意刻画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的话，那么《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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