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永远生活在村落、城巷和房子里;
有的人永远生活在村落、城巷和房子外;
还有些人，注定是一生都来回行走、徘徊在村落、城巷和房子的里边和外面。
二十周岁时，我因为当兵离家而第一次坐上了火车，见到了电视机，听说了中国女排，吃到了无限量的肉馅包子和饺子，知道了小说有长篇、中篇、短篇三种分法，并在一九七八年的军营里，抚摸、敬拜了中国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和《解放军文艺》的墨香和庄重。
并且还听说，北京那儿有家专门谈论文学的刊物叫《文艺报》。
翻过这个承载了过多历史重量的年头后，我在师图书馆一本书的封面上，看到了金发碧眼的女人费雯.丽，惊讶到被美带来的恐惧所慑获，站在那儿足有几分钟，木呆呆地不知道那时候我的人生正被书籍重击着。
我无法相信原来外国人长得是那样。
不能理解世界上竟然还有和我们长相完全不一样的人。
我把那印着《乱世佳人》中费雯.丽艳照的三部小说，带回到连队白棺材般的蚊帐里，用三个晚上看完了玛格丽特.米切尔上、中、下三卷本的《飘》，恍然间，明白之前我对阅读和故事的理解是多么偏颇和错谬——我一直以为全世界的小说都和我读过的红色经典、革命故事一样，可情况却完全不是那样。
于是我开始阅读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司汤达。
冉.阿让只要从《悲惨世界》的文字中走出来，我的手上就会出汗，感到不安和惊恐。
为了抵抗阅读带来的躁动和心跳，我需要不断地合上书页，把自己双手的关节捏得啪啦啪啦响。
读《包法利夫人》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严寒的冬天会半夜从床上爬起来，独自在军营的操场上，莫名地跑了一圈后，才又回去爬到床上接着将书一字一字地吞到肚里去。
是美国作家米切尔，把我带进了另外一个世界里。
她就像穿着随意、有些俗艳的使女，牵着我的手，将我领进了神圣、庄重的教堂一样。
这让我时时都记住那个深冬的寒夜间，天空皓白，村里酷冷，我家门外的流水声渐次成为冰的冻结声，刺骨地响在耳边和村落上空的静寂里。
那时候，一九七八年底，我要当兵了，必须在早晨鸡叫三遍后，到公社的大院坐上汽车至县城武装部的大院去集合。
于是我一夜未眠， 盯着窗外的冷月和宁静，直至听到村街上有了谁人的脚步声，才慌忙起床去站到父亲的床前边，望着他多病、瘦黄的枯脸说:“爹——我走了....”
而这时，父亲从被窝里伸出他枯黄如柴的手，把我的手捏在他手里，喘喘吁吁嘱托道:“走吧...走了就努力出息些!”
这是我二十周岁要离开家乡时，父亲对我说得最为平常、深重的一句话。
这句话的分量、力量如山脉托举着我的灰暗和未来，让我对青春的茫然仿佛走不出的荒野般，直到米切尔把我带往那些神圣的著作前，并帮我将扇完全不一样的大门推开一条露着光的缝。
我开始了真正意义的阅读和写作，并试着投稿和发表。
一九七九年发表的今已丢失的第一个短篇， 八元的稿酬，如今天的八十万元样，让人激动和兴奋。
我用两元买了糖和香烟送给连长、排长和战友们，另外六元钱，和三个月的津贴攒凑在一起，终于够了二十元，赶紧寄回家里让父亲买药吃。
及至后来几年在身为士兵的年月里，每年都有一二短篇发表，挣来的稿费从十几元涨到几十元，我都一一从邮局寄回到坐落在河南嵩县的田湖村，再由母亲或姐姐替父亲把钱送到镇上的药铺和医院里，直到我因为写作而提干，因为写作而结婚，并隐隐觉得自己有一天兴许会成为作家时，父亲觉得我真的出息了，有业有家了，他可以撒手人寰了，就在我刚结婚不久的日子里，用电报把我和妻子召回去，然后他就又是留恋又是毅然地和我及家人诀别了。
那时候，一九八四年冬，
我和妻子乘坐火车、汽车在一个午时赶回家，那个乡村的院落已经挤满了人，姐姐、哥哥、邻居、医生都在屋里、院里茫然地站着、蹲着或者低语着，待我快步踏进了那个院落时，几乎所有人的脸上都哀慌慌地松了一口气，同时从嘴里低声吐出了三个字:“回来了...”
不知是问我还是自语着，然后闪开一条道，让我急急到了父亲床前去。
那一刻屋里虽然有灯光，却又四壁昏暗，使父亲的脸色和那昏暗的灯光混在一起。
我快步急切地冲到父亲床前边，慌慌忙忙叫了声“爹......”
而父亲，那时依然躺在他十几年都躺着的那个床边上、看着我脸上露出热切惨淡的笑，用几乎难以让人听到的声音对我说:“回来了...吃饭去吧....”
这是父亲一生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就在这句话后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里，父亲就在我的怀里去世了，历尽了他辛劳、凡俗的一生，宛
若一枚叶子落下时， 如何用力和挣扎，那落叶的生成和旋转，都没有和别的落叶形成区别。
然在我，却在数十年里无法忘记当兵走时父亲对我说的那句话——“走了就努力出息些”，和在六年后，父亲在他人生尾末我又站在他的床前时，他用他平生最后的力气对我和这个世界说的最后句话: “回来了....吃饭去吧...”
这样的两句话，是中国百姓任何人都最常说的两句话，平常到如将汗熟的衣服脱下或者穿上样，值不得深刻地考量和纠缠。
可是我，却总也忘不掉这样两句话。
就是到今天，父亲死去的三十四年后，这两句话也还楔子一样楔在我头脑里。
我总是把这两句话联系起来想，将前一句话理解为父亲让我出去到世界上闯荡和奋斗，将后一句话理解为闯荡累了就回家吃饭、歇息和补养。
如同相信这间房子最后会繁行成为一片村庄般，我相信树会结果子，果子会腐烂、死亡或者生成新果树。
这个一切都是那个一切的重复和重演。
无论是你一生都守在一块土地上， 还是你必须离开土地闯到哪儿去，命定的事情是不能抗违的。
我们所能改变的，都是在命定范围内，一切的成败都必须在生死轮回中。
我从不去想超越命定的事。
接受命定是我唯一应对世界的方法和主张。
父亲让我“走了就努力出息些”，我就为这个“出息"开始勤奋和努力。
米切尔把另外一个世界给我了，我就在那另外一个世界里思考和触碰，写作和读书，挣稿费和立事业，然后累了就回到那个村落和土地上，同母亲、哥哥、姐姐们说说话，为邻居、村人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然后息缓过来了，就从那个村落再往远处走，到累了再回那个村里、家里住几天。
我相信，徘徊在村落和远途的来回间，是上天给我安排好的行程和反复，如同公共汽车总是在条线路上往复一模样。
我知道我被世俗所束缚，但我从没有能力一味地对抗命运和命定。
我知道我一生的努力中，都伴随着狭隘、奴性和无力， 可也很少回家休息后就不再出门去远行，哪怕一生都如公共汽车往复在别人安排好的线路上。
一九八五年，我的儿子出生后，母亲从乡村家里到古城开封为我带孩子。
刚好那年我的第一个中篇发表在今已停刊的《昆仑》杂志上，不到四万字，有将近八百元的巨额稿酬。
为这八百元，我们全家喜得如又超生了一个孩子般;
为庆贺这稿酬，一家人走进餐馆狠狠吃了一顿饭，还又买了一台十八英寸的电视机。
自一九七九年发表第一个短篇起，到一九八五年发表第一个中篇止，六年的努力和辛劳，我和妻子都知道其中的苦甘和酸辛。
而母亲，则拿着那厚厚的一本杂志并翻着属于我的二十来页的铅字说:“写这么 一点儿就挣八百块钱啊，这比农民种地强多了——这样看，你可以一辈子就把这事做下去!”
我也觉得这确实比农民种地强得多，不需风雨，有名有利，异常值得一辈子终生不渝地做下去，而且父亲让我走了就努力出息些，母亲又让我终生写下去，我哪有停止读书和写作的来自家和土地上的理由呢。
那么也就接着读，接着写。
在后来中国文学的黄金岁月里，由我编剧的正能量的连续剧，连续三年都播在中央一套的黄金时间段，那稿费比小说来得快得多，也多得多，于是每月我都给母亲寄去她认为每天吃顿肉也花不完的钱，过着每年春节镇长乃至县长和县委书记都会到家里拜年的风光好日子，使得我们整个村的人，都以为我离开村庄真的出息了，有了名声了，连县长都到我家坐坐并请我吃饭了。
这样儿， 如一间房子不仅变成了一个村，而且转眼又成了一座城市样，那些年月我家的精神和风光，真是酷冬过后的春日般，连房檐和树枝上麻雀的叫声都和人家不一样。
可事情到了一九九四年，我还如往日一样写作着，却因为一部中篇的麻烦和纠缠，使我在部队写 了半年检讨书，加之常年写作，日日枯坐，夜夜握笔，最后闹到腰病、颈椎病同时发作，每天只能躺在病床上，连吃饭也得要人端着送到手里边。
这期间，母亲、哥哥、姐姐都从家里赶到部队去看我，见我不能走坐还躺在一家残联工厂为我特制的活动架子下，身子敞开，头面朝天，悬着胳膊在半空的活动板上写作时，母亲便又说:“你为写作疯了吗? 要把一个好人写成坏人、残人吗?”
哥哥则看着那躺椅和甲板评论道:“何苦呢...好好活着这比你写东西重要得多!”
而我的姐们，则都说了一模一样的话:“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好了，你用不着这样躺着还天天写让人不喜欢的东西呀。”
然后是一家人的沉默和无言，一家人劝我要么不要写，要么实在想写了，就写他人喜欢的比如还写中央台播的电视连续剧。
今天回忆那时他们说的话，我理解那不仅仅是他们说的话，而是一个村落和一片土地的声音和灵悟，是我命运走向岔道后，扳道工的体悟和纠正。
而那时，我不能理解来自土地的声音和精神，只是为了让他们放心回家去，就一连连地点着头，如写作检讨般的认真和虔诚，直到他们都离开北京，回到了只属于他们的土地上，我又开始躺在残联为我特制的椅架下，继续写作《日光流年》那本书。
直到《日光流年》后，写了《坚硬如水》和《受活》，并因为写了《受活》而转业，因为转业又精神放松写了另外两本更令人恼火的小说后，我们县的一个领导在那年春节时，通过电话对我正式宣布说:
“我说连科呀，现在我对你说句实话吧一你其实是我们县最不受欢迎的人!”
听了这句话，我轰隆一下顿悟到， 我和那块土地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变故，就像一头耕牛在不知不觉间脱缰，重重踩在了每天侍奉它的把式身上一样，他们已经觉得我不是那块土地的儿子了。
他们认为那块土地的儿子不该是我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