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家族刻意抹黑的嫌疑，但也生动地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古人能在史书中留下记载，最有可能出于两种原因——要么做出过重大贡献、被人传诵；要么坏事做绝、遗臭万年。
出于传递正能量的需要，我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所了解的历史人物，大多是那些在维护社会秩序、推动时代进步、保家卫国、惠及他人等方面有所贡献的王侯将相、仁人志士，但这并不意味真实的历史就只有积极的一面。要以史为鉴，就不能对古时某些时代人性的丑恶、制度的缺陷避而不谈；正确的历史观，应该是既要彰显靓丽的一面，也不能遮掩丑恶的疮疤。
在原汁原味的史书中，基于“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出发点，史官从不忌讳记载那些臭名昭著的反面人物。其中不乏那些心理极端扭曲、手段极度残忍、突破人类良知的恶魔，比如十六国时期的帝王石虎、符生等，把人当口粮的乱世枭雄朱粲、秦宗权等，搬弄权柄、残害忠良、因私害公的奸臣/宦官李林甫、杨国忠、刘瑾等……
但若论谁对历史发展带来了最恶劣的影响，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毫无疑问排名第一。
往上追溯至周王朝时期，中原华夏农耕文明与周边游牧政权的博弈就成了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课题。中原政权普遍发挥农耕民族的特长，依托崇山峻岭、大江大河等险要地势修筑城垒、城墙等固定建筑，迟滞、阻隔马背上民族的机动性优势。
在战国时期，国土靠北的秦、赵、燕在开疆拓土后纷纷选择修建城墙，就是出于这一战略考虑。秦始皇统一之后又将赵国、燕国的长城连接，形成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军事屏障，历来都是中原统一王朝最重要的北部防线。燕国修建的长城，大致处于现在的北京、天津、山西与河北的北部，后来就被称为燕云十六州（又称幽云十六州）。
在其后的朝代更迭中，无论王朝姓甚名谁，对外的防御思路基本没有改变过（信奉主动进攻的唐朝前期是例外）。源自北方的强悍敌人，如匈奴、柔然、突厥等，都曾吃过中原防御体系的亏，大多时间被牢牢阻挡在长城以北，只能在草原上撒欢。
到了晚唐时期，趁着中原军阀混战的契机，曾经一度弱小而分裂的契丹族，在耶律阿保机横空出世后，一跃成了北方草原的新霸主。
后梁、后唐时期，契丹多次尝试南下，但面对掌控着幽云十六州的中原政权，强悍的耶律阿保机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依托崇山峻岭修建的城、墙结合防御体系，成了契丹人绕不过的噩梦。
而改变上千年对峙格局的，正是石敬瑭。身为后唐对抗契丹的骨干，他为了对抗后唐皇帝李从珂、自己取而代之，不惜向自己的敌人自称“儿皇帝”，最搞笑的是，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比石敬瑭还小了十来岁。
如果只在辈分上吃点亏，那倒也没啥，石敬瑭为了让耶律德光铁了心支持自己，开出了一个对方绝对无法拒绝的条件：割让幽云十六州。
史书称，耶律德光得知后大喜过望，毫不迟疑地组织起全部精锐南下。不久后，石敬瑭攻入洛阳，李从珂自焚，后唐灭亡。
石敬瑭，由此成了第一个被游牧政权册封的中原皇帝，也是彻底改变了农耕、游牧地缘战略格局的始作俑者。燕云十六州易手400多年，后果不仅仅是让中原传统安全屏障丢失，更让北方游牧民族拥有了传统的农耕资源，马背上的机动性与汉文明先进技术的结合，培养了远比匈奴、突厥可怕的新威胁。这也是自宋代开始，中原王朝失去以往压倒性优势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