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王延中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系单大圣博士指出，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两者相互依存，并与药品生产流通、公共卫生等体系一起，共同为保障国民的健康负责。但是，在卫生服务管理（主要针对公立医院）和医疗保障管理（主要针对医保经办机构）中，政事不分、管办不分等问题突出，部门沟通协作不够、监管体系难以有效运作。在卫生与医疗保障分散管理的体制下，由于部门分工不同，无论是医保还是医疗服务提供，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医保管理部门主要关注基金平衡和医疗费用控制，缺乏为国民健康负责的动力。这种对基金结余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医疗保障的社保属性，也偏离了医疗保障发展的正确方向。卫生行政部门则习惯于将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医院的经济收益等同，违背了卫生事业维护和增进人民健康的根本宗旨。
这些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如何破解，依然是个难题。
从国际情况看，近些年来，主要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医疗保险制度对健康的促进，逐步将医疗保险发展为健康保障，目标逐渐从控制医疗费用转移到改善居民健康。相应地，这要求形成保障全民健康的大部门体制，统筹管理卫生、医疗保障及有关的健康事务。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分散管理的体制，客观上导致了部门利益的分割，形成政出多门、相互掣肘的局面，曾导致新医改方案迟迟不能出台，造成了效率损失。而各有关部门出台的政策又把本部门的权力和利益放在第一位考虑，往往偏离了医疗保障的目标。 同时由于部门权力利益的客观存在，业务管理交叉关联，在各负其责的名义下，很容易导致揽权卸责的后果，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导致业务部门及其下属单位的寻租甚至腐败。
我们认为，中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把国民健康保障提到战略高度，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建立一个高于部门层次的、常设的领导决策机构，以系统规划和整体设计各项卫生服务和健康保障制度的改革。在时机成熟时，可考虑把目前分头管理的卫生服务和医疗保障职能集中起来，组建统一负责卫生服务与医保管理的健康部（或健康委员会）。
这实际上是把卫生和医保等相关部门的分歧、冲突消化在一个全面负责百姓健康的大部门内部，是一种卫生领域的大部制。各业务部门仍保持相对独立性，在统一决策下各负其责，减少协调成本，提高决策效率。 一个部门统筹管理医疗保障和卫生服务后，也就理所当然成为统一负责国民健康的责任人，从而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这有利于宏观上统筹医疗服务供给和需求管理，平衡供需双方的关系，同时运用自身的专业优势，有效引导供需双方的行为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 在单一部门的技术支持下，医疗保障机构能够根据成本低、高效益的原则干预卫生服务体系，同时引导医疗服务体系走适宜技术路线，统筹各方力量集中研究卫生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跟踪国民健康状况，研究重大卫生问题、优先领域、干预重点及预期效果。 在一个部门内部，还能够打破医疗保障与卫生服务的分工局限，两大体系密切协作，从制度上和政策上对医疗保障基金支付和医疗服务运行的诸多风险点实行全程控制，有效抑制医疗机构的不合理行为。 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部门统管的格局下，医疗机构创收冲动和医保基金约束医疗机构的矛盾在内部消化，从而能够在满足医疗服务需求和控制医疗费用之间实现有效的平衡。
需要指出的是，由一个大的部门统筹卫生服务与医疗保障管理，虽然具有体制优势，但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缜密设计、渐进推进。既要着眼于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要为过渡到目标模式创造有利条件。 由于目前把所有与卫生和医保有关的职能划归到一个部门的难度较大，可考虑先建立一个由卫生、社保、财政、发改委、税务等有关部门组成的领导协调机制。这是一个近期可行的方案。 目前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正在深入推进，在国家和省一级均成立了由多个部门组成的医改领导小组，尽管该小组只是一种阶段性工作机制，但由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长期而艰巨，医改领导小组应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未来，在适当的时候，宜将国家和省的医改领导小组机制常规化，将其职能改造为负责统筹协调本行政区与健康相关各类事务，形成一个统管百姓健康和福祉的大的部门或委员会。这是整合医保和医疗卫生服务的长期目标。 实际上，该委员会的职能还可以往外拓展，包括公共卫生服务的财政筹资、组织和提供、医疗服务市场的监管、药品和医疗器械-耗材市场的监管、医疗服务的筹资（三险一助）与付费制度（包括医药价格）的监管、国有医疗卫生资产管理等。 北京时间8月10日深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宣布，全球进入“流感大流行后期”，这意味着“正常监测显示大多数国家的流感活动水平已恢复到季节性流感水平”。
甲型H1N1流感从去年4月由墨西哥爆发至今已1年零4月，世界卫生组织解除六级警戒，也意味着人类已经适应与甲流病毒共存。
“在大流行期间这一病毒没有突变为某种更致命的形式。没有出现对奥司他韦的广泛耐药性。”陈冯富珍称，这一次，我们纯属运气好。
但在与病毒经历诸多斗争后，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亦取得巨大进步。“甲流的防控，从卫生部和国家层面都比较开放，这与SARS防控形成了鲜明对比。”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管轶说。
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对此次甲型流感的防控表示认可，他说，此次对甲流的防控采取“外堵、内防”的手段，外堵，是在各机场设立检疫处，极大地降低了病毒传播的风险；内防，是在国内创造环境，改变公众的行为，降低了甲流的传染机会。
黄认为，这种大健康的模式不仅仅是应用在甲流的防控中，也需要推广到我国医疗体系的各方面。
他提醒，中国目前有2亿6千万的慢性病患者，而且还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增加，如果单纯只是为了提供有病能医的环境，那么医疗系统光是看病就来不及。政府应该提供的是一个“维护、促进百姓健康”的医疗系统。
“任何流行性感冒都具有一定的危险，这就意味着不能忽视常态措施，公众需要培养健康的习惯，进行流感疫苗接种、提高健康素养，不能仅仅以病毒、细菌作为防控的对象。”黄建始说。
接到世卫组织通报，中国卫生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研究进一步调整现行的甲流感防控措施，进一步修改完善相关应急预案。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做客新华网，谈大健康产业发展问题。在访谈中张伯礼表示，我们应该制定国家的大健康发展战略。
张伯礼说，我们应该制定国家的大健康发展的战略。大战略里面应该加强全民族的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同时健康的一些理念应该进入到学生课本里，要在各种媒体广泛宣传，让大家知道只要改变生活方式就可以健康。同时在相关医疗卫生体制上，在一些医药工业部署上，甚至在一些健康产业的积极培育上下功夫，做出规划。同时在医疗保险制度上也应该配合，这样的话，如果全民族都有健康的生活理念，也是全民族文明程度的极大的提升，对我们国家来说也是功德无量的事。同时也可以培育一个大的健康新产业，这是靠高科技推动相关产业发展的。最近调查结果也可以看出，中药保健品、中药保健食品也在发展很快，同时包括药妆方面基本都是加的中医药，对中药的关注越来越高了。包括中药的农药，中药的兽药，培育这种大健康产业非常的重要。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天士力集团董事长闫希军提出，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正日趋成为人们健康的一大隐患，应该普及大健康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他希望，在未来国家通过立法等手段帮助百姓提高健康水平。
闫希军认为：“到条件成熟了，我们国家就应该立法《中国全民健康法》。只要有法，不利于健康的因素就会有人管，比如餐馆超量用油煮菜，比如将来在《全民健康法》里面都会对哪些东西能吃有规定。我们的健康管理要从尽早谋划，成为政府职能的一部分，然后全社会都来给予关注。我们企业的力量是有限的，要有人呼吁这个问题，然后我们有众多的人一块来呼吁，那就会引起国家的重视。因为我们现在是跟着疾病“跑”，拦截疾病是对的，但是面对全世界都搞不好的问题，面对我们13亿多人口的未来，我们怎么管？我们就是要尽早从管理入手，把聚集到卫生部门的事情释放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上。这就是要普及一种‘大健康’教育，一个是要教科书上的学习，再一个是各系统都要去关注，比如现在的公司、工厂、公司的老板只关心员工干活，当员工有病了，动不了的话才去过问，再严重了就补助一点，但是补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要把聚集起来的问题释放到社会各个方面，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所以我觉得要普及大健康教育。” 2009以来，迁安市掀起开展“健康唐山，幸福人民”行动，迁安被确定为该项行动全市试点单位后，迁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把此项行动作为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加快建设科学发展示范市的重要举措，牢固树立“大健康”理念，构筑“大健康”格局，使广大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迁安市不断完善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投资6．5亿元新建迁安市人民医院。强化镇乡卫生院标准化建设，成为首批河北省标准化、规范化镇乡卫生院示范县（市）。完成40所农村卫生室新建、改造任务，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本着有效合理利用医疗卫生资源、倾向高危人群的原则，探索建立了对45岁以上居民“一次体检、一个档案、一个计划”的“三个一”管理模式，对体检中检出的高血压、高血脂、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等慢性疾病进行规范管理和免费干预，使广大群众受益匪浅。深入开展了健康教育“进家庭、进校园、进医院、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活动，群众关注健康、重视健康的意识明显增强。完善了全市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覆盖率达到100%。加大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力度，常年坚持每天32个农产品样品取样检测工作，市场取样检测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9%以上。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深入开展了钢铁企业烧结脱硫等攻坚行动，使迁安市环境面貌明显改善。
持续深入的“健康迁安，幸福人民”行动，促进了迁安市医疗服务模式、群众生活方式、群众就医观念、群众居住环境的极大转变，“大健康”格局初步形成。 当今医学界，单因单病的生物医学传统模式逐渐力不从心，已向多因多病的“生物-社会-心理-环境”大健康模式转变，一个人的健康不是光靠医生、药品决定的，更需要自我管理，不能仅靠病有所医。大健康模式应运而生。它研究的不是病因，而是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其核心是个人健康管理，科学地排除或减少健康危险因素，达到保护和促进健康的目的。
福建省政协委员、福建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林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构建和谐社会需要通过政府、医疗机构等的推动，帮助人们建立大健康的概念。”林玲表示，政府机构应该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医疗机构要把营造正确健康观念的氛围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促进医学从单纯的生物医学向社会、心理、医学的多元方向转变；公民个体要转变观念，促进自身的行为革命。
在2010年北京医学大会上，金大鹏会长在大会报告中指出，医改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难题”，各国的医药卫生体制都面临挑战，都在进行相应的探索改革，目的都是力求达到公平与效率的更好结合及可持续发展。我们的卫生系统工作者要正确处理医疗与预防的关系，树立“大健康”、“大卫生”、“大医学”观，做医学模式转变的实践者和模范。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逐步关注，很多人已经认识到疾病预防是促进健康的有效手段，而疾病的预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现在预防医学发展的一个重大变迁，就是向社会预防发展。事实早已证明，许多疾病只有通过广泛的健康教育、公平合理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以及社会多部门的合作等社会措施，才能达到减少疾病和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保障人人健康的目的。金大鹏会长表示，今天的中国，今天的北京，同样进入了生活方式的时代，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威胁中国人民特别是北京市民健康的重大疾病，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如果不能真正扼制住影响国民健康的不良生活方式中的危险因素；如果医学模式不能自觉地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如果我们的医学卫生事业的发展不能树立“大健康”、“大卫生”、“大医学”观；如果我们不知道、不借鉴、不汲取、不研究发达国家卫生事业发展中的问题，那么，就一定会出现影响人民健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持续需要医疗服务的人群，将会像“井喷”一样不断快速增加，会给无数家庭、社会医疗保障系统带来难以承受的巨大负担。 中国人民大学健康管理学院院长 陈元平认为基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健康水平以及医疗政策的改变，未来的健康产业发展更要关注生命全过程监控。随着国家人口的年龄结构、健康水平以及医疗政策的改变，发展战略也将随之改变。行业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首先，行业发展的内容发生变化。在新的医疗改革后，健康产业发展的重心转向城市与农村并重，而我国居民的健康指标已经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因此，发展的内容会由单纯的疾病诊治转向对生命健康的管理。
然后，国家对健康产业的投入加大，行业产值将急剧上升。按照国家相关计划，到2020年，我国健康产业的产值要达到gdp的10%，产值约4万亿元，是目前的产值400亿元的100倍，这是发展健康产业的最大优势。
最后，健康产业优势呈现更加明显。一方面是市场大，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亚健康人群超过7亿人，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1.53亿，包括各类传染病在内，每年医院门诊量超过30亿人次，这样的市场需求是相当大的;另一方面是研发成本低，一项统计显示，我国新药研发成本比欧美低40%-60%;同时，有高素质的人才作为保障，每年全国要培养近10万从业人员，加上国际化程度加快、健康产业与全球产业链的对接，健康产业的发展条件在中国得天独厚。
所以对于直销行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机遇。但是直销企业的管理需要创新。在新医改的影响下，直销企业同样面临行业的洗牌。如果一个企业的产品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就很有可能被淘汰掉，所以企业需要更加注重营销团队的建设，培养一支精干高效的团队。在矛盾重重的市场环境下，后会议营销应运而生，它将给企业带来新的机遇和空间。后会议营销其实是在会议营销基础上，企业进一步保证自身产品质量，保证销售过程中给顾客产生超值的销售服务质量的营销模式。在后会议营销的过程中，有意增加事件营销、知识营销、服务营销、体验营销和数据库营销的引导，通过传媒指示、企业形象宣传向导来引导消费者;同时，不断提升售前、售后的服务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