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市场”是指人类自由交换所需品过程的一个概论。但物物交换的过程并不可能完全按
自然规律的供求关系去进行，或多或少会出现人为干扰因素。
如果按自然规律的供求关系去交换物品，会出现供不应求的东西价格昂贵，供过于求的东西价格低廉，这也是市场的另外一个理解。因此，政府在过往的市场干预手段中，一般出现在物价调控与制定市场竞争规则。如限制一些领域及行业参与生产供应的企业数量，避免造成供过于求。也会支持扶持更多高端领域的科技及文艺产业发展起来，以达到供求关系更为平衡合理的社会环境，同时也有利于管治。
但由于体制的发展历史原因，在我国较为早期出现过
计划经济代替
市场经济的模式。也就是说，最早期出现在新中国的“市场”并非指物物交换的经济模式，而是指政府企业生产物品的数量配额与民众的获取方式。由生产力决定需求，是较为早期的国内经济模式。而这种模式，一般只会出现在如超跑、飞机、航空、科学、艺术品等高端供应领域。在民生物品供应领域（泛指衣食住行）出现的，有
前苏联的社会模式。
所以，讨论国内的“市场”模式不能脱离演变过程及历史基础与管理传承的影响。后来，
邓小平上台后，主导的改革开放，则是指政府放开民生领域生产支配权，改由市场需求引导生产力发展。这个时期的政府干预市场主要是指国有体系的改革，但主要生产力还是在政府企业，只是改成根据市场需求去设置生产力。
后期，民营及外资企业的壮大，导致了市场竞争的出现。这个时候的政府干预主要是平衡国有企业与民营及外资之间的比例及发展差异。
到了今天，历史的发展模式还是较为根深蒂固影响着国内的市场发展模式的。国有体系的企业雇用着大量人口，牵涉到数以亿计人口的生存环境。民营、外资又带来较为活跃的竞争模式和优胜劣汰的机制，可以说目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下，两者的存在都是缺一不可的。但国有和民营如果参与到同一个行业的市场竞争，政府该如何定夺，一个是亲生儿（自己家的东西），一个是妃子（主要产生税收）。
除了以上的国有与民营共同形成的竞争市场外，地区之间的市场竞争也是需要更高级别的政府体系去平衡的。地方政府和
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外乎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纯粹的理念管治在脱离了经济利益与权力利益后，是不现实的。所以，如何确保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合理竞争及平衡发展，又成了中央政府的新形态干预市场需求手段。
行业竞争、地缘经济竞争、国有与民营之间的竞争，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从未停止过的中国“市场模式”。在这个情况下，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一般出现在政策制定、税收倾斜、政企分离、军警企分离，等更适合健康市场发展的调整。只要有政府企业的一天，都不可能真正把市场脱离于政治主导，也就是说政府不是干预，而是主导市场，不要搞混了概念。
例子一：京东自营与第三方卖家之间的竞争，京东的身份是主导，而非干预。
例子二：苹果os 系统，苹果自身开发的系统及apps与第三方apps之间的关系，苹果是主导，而非干预。
例子三：国有媒体的节目，媒体自有节目及人员与其他第三方参与到节目内容的，国有媒体是主导，而非干预。如《超级男女声》《Net仔Net女》
《中国好声音》等大型选秀节目最为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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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一：淘宝与第三方卖家之间，淘宝是干预与管理，淘宝不参与市场竞争。淘宝的“国企”是
天猫，相对独立。
例子二：足球场上的裁判与球队关系，裁判是管理与干预，裁判不参与球队竞争。
例子三：商业市场的媒体和艺人之间，商业媒体是管理与干预，艺人是内容，媒体不参与艺人间竞争。
也就是说，界定政府对市场是主导作用还是干预作用，最重要的是中一个依据点就是政府有否参与该类市场经济竞争，是裁判还是球员。有的话是主导，没的话是干预。产生的效应不在一个比较级别，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