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时，曾经先后两次颁布《分户令》这项律法，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商鞅首次颁布《分户令》，规定：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一户人家若超过2个以上男丁，而不分家立户的，就要加倍征收赋税。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商鞅再次颁布《分户令》，规定：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明确父子兄弟共同居住生活是违法行为，将被处以重刑，其妻子、儿女都会被贬为官奴供人驱使。在第二次颁布《分户令》时，商鞅正式颁布“禁止父子兄弟同宅居住”的规定。商鞅重新颁布这一项规定，原因就是第一次颁布的规定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为有漏洞，就使得世家大族有机可乘。他们只需多缴纳赋税。就可以按原有的生活方式继续生活。
因此，因第一部《分户令》有严重漏洞，因此变法并不彻底。因此九年后商鞅第二次颁布《分户令》。这次的规定清楚明了，直接将父子、兄弟同宅而居的行为，定性为违法行为，强制分家。
第一、抢夺人力资源
自西周开始，社会盛行大家庭宗族制，整个国家就是由一个个有血缘关系的宗族组成。族中一切都由族长掌控，他在宗族中有绝对权力。由此可见，族长在宗族内调配人员，分配财产，自给自足，俨然就成为了一个小社会。使得脱离了正常社会，族长在宗族内就是一方土皇帝，号令、赏罚皆由其出。
如果没有族长的同意，朝廷的政令根本无法得到有效执行。很多大家族藏匿青壮劳力，只为自己宗族出功出力，创造财富，为家族的昌盛所付出。国家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就是天大的事也没有自己宗族的事重要。使得国家发现建设、保家卫国没有足够的劳，整个国家的运作将会陷入停滞状态。
因此，商鞅这两项发令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这两项发令，剥夺宗族对人口的控制，通过分户人口都纳入朝廷的统治之下。让隐藏起来的人口彻底暴露在阳光下，由朝廷直接征调管理。
第二、增加赋役收入
众所周知，商鞅变法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富国强兵，要富国强兵，就需要有钱粮支撑。当时秦国的赋税主要来源就是，从每户征收赋税。而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按照土地面积来征收的。
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商鞅为什么重新完善分户法令，强制执行了。只有户数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才能得到提高。
比如曾经一户人家有3个儿子、3个弟弟，按照商鞅颁布的律法规定，秦国就会多出5户人家，那朝廷就能多征收5户的赋税。由此可见，在秦国全国彻底执行这项法令之后。秦国增加的财政收入，绝对是呈几何倍增长的。
第三、增加粮食产量
粮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家的战略物资，朝廷储备的粮食多少直接影响整个国家的稳定。特别是在连年征战的战国时代，粮食是否充裕，直接影响一场战争的走向。
商鞅正是因为深知这点，才强制执行分户。因为当时秦国实行的是授田制，土地归国家所有，由朝廷统一以“户”授田。每户可以分到一百亩土地。因此，商鞅强制分家之后，秦国户口随之增加，耕种的土地面积也随之增加。粮食产量也会大幅度提升。为秦国保障了充足的战略物资。
第四、增加兵源
秦国每次发生战争，都会按制度每户出一人参军打仗。因此，户口的多少直接关系到秦国的兵力和动员能力。因此，商鞅的分户法令增强了秦国的军事力量，因为随着户口的增加，秦国的兵力资源也变得充足起来。秦国的军事实力也更加强盛。
第五、移风易俗
古代统治者不仅要治理天下，更要教化万民。建立道德秩序，树立道德楷模。这样才更利于帝王对天下的统治，江山更加稳固。
秦国从陇西河谷的一个部族，不断攻打吞并周围的戎狄部落，才逐渐壮大起来。同时，秦国也吸纳的戎狄的文化风俗、生活习惯。和中原诸侯国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家庭中秦国是：
“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
父亲死后儿子娶后母，兄弟死后，活着的兄弟娶嫂子或者弟妹。如此无长幼之别，无男女之耻的行为，必定为中原诸侯国所厌恶，所不耻。秦国也必定不被中原各国所接纳。
而分户法令的实行，革除了秦国：“男女同室，无长幼之别，亦无男女之耻”的陋习。彻底摈弃戎狄风俗。向中原诸侯国学习和靠近。最终被中原诸侯国所接纳认可。为后来秦国统一天下，在文化习俗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六、稳固秦国的统治
分户法令的颁布和实施，从根本上分化瓦解了宗族的力量，稳定了国家的统治。
随着分户法令的执行，同宗同族之间一旦分户，随着血缘的稀薄，和长时间的不往来，他们之间的感情必定会越加淡薄。更加不会像以前一样团结一致，共同担当了。如此，就更加利于朝廷的有效管理和各项法令的颁布实施。使得秦国的统治根基越加稳固！
结语商鞅两次推行《分户令》。强制实施“禁止父子兄弟同宅居住”的意义，在于将以前力量强大、团结一致的宗族，转化成了一家两三代人的小家庭模式。使得朝廷政令畅通无阻，消除了朝廷隐患，为秦国提供了充足兵源，增强了秦国军事实力。增加了粮食赋税，充实了国库。更是移风易俗，为秦国富国强民大举东出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