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道德经》算是对王治天下的一些建言，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大浪淘沙，各种思潮不断试验的结果下，只有法家真正起到了强国并一统天下的作用。不过也由于法家过于严酷，导致暴秦二世而亡，天下大乱。
所以西汉建立之后，统治阶级吸取了暴秦速亡的经验，选取了老子部分思想作为治国向导，即“无为而治”，让天下百姓修生养息，国力迅速发展，百姓安居乐业，是为“文景之治”。而这一指导思想，取法老子，更扯上黄帝这个远古偶像，称为“黄老之学”。很多人认为“黄老之学”就是老子的道家学派，所以才会有道家治国的说法。我们知道，先秦百家以老子道家为尊，花开百枝，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流派。在那个思潮澎湃的时代里，各种学说都在探讨国家、王权、人民之间的关系，提出各自的治理国家的办法。
这其中，老子对旧制度是完全失望的，批判甚至放弃努力；儒家则希望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维护不合时宜的旧制度；墨家与儒家针锋相对，反对宗族礼法的“血统政治”；法家则主张制度管理，忽略对人性和人情的关怀，严酷无情。这些学说各有闪光点，同时各自的思想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战国中期，以齐国学者为主的稷下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和探讨。这种理念整理成文，就是稷下学派的《管子》。
稷下学派的思想，就是“黄老之学”。老子是思想主流，黄帝不过是扯来作大旗的虎皮。其实“黄老之学”只是以老子思想作为指导，来对前期各种思想流派的缺陷来进行纠正，特别是针对法家。因为老子、儒家、墨家都没有进入政治决策高层，法家作为制度管理流派，在各个国家已经取得非凡成果，只是太过严苛，不适合拿到台面上来讲。老子的《道德经》，到底是“道经”在前，还是“德经”在前？这其中涉及道家内部流派之争。“道经”在前的学派，注重老子的哲学思想，被视为老子道学的真传，比如庄子；“德经”在前的学派，则注重老子思想的实用部分，这一学派后来发展为法家。
到汉武帝时期，为了和信任黄老之学的窦太后内斗，刘彻采用了经过董仲舒修改后的儒家学说作为政治理念。实际上董仲舒搞的“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之类的东西，已经和先秦儒家相去甚远，这完全是挂着儒家的牌子，对皇权进行神化，对阶级地位进行尊卑划分，这是适合汉武帝当时的执政需求的。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从此上位，统治者放弃了“黄老之学”。但这种放弃，只是一种政治姿态，骨子里依然延续着黄老学说。西汉就开始了“儒法并用”的手段，其本质是“儒表法里”。
千百年来，中国历史上王朝的统治手段都是如此，口里说是“儒家”，其实手下做的都是“法家”。这两种学说流派一明一暗，一刚一柔，上下左右，自圆其说。还要改良的“黄老之学”何用？跟老子的“道家”又哪里有一分钱关系？儒家”也不过落了个名声罢了，还得被骂成“伪君子”。
我们知道，先秦百家争鸣，尊崇老子道，各种流派层出不穷。在那个思想思潮高涨的时代，各种理论都在探索国家、君主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提出自己的治国方略。
其中，老子对旧制度彻底失望，批判甚至放弃努力；儒家希望自上而下进行改革，保持旧制度；墨家和儒家反对宗族礼仪的“宗族政治”；法家主张制度管理，无视对人性和人情的关怀，心狠手辣。
如果说儒家的思想中心是基于伦理秩序的“仁”，那么道家的思想中心就是自然。前者是通过人们自身严格的利己主义和道德说教来实现的，而后者则是基于人们原始心灵的渴望，这使得事物和自己的原始心灵想要契合。智慧与愚昧是相宜的，强弱相结合，物与我相忘，一句话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实际上，杨朱哲学和道家无为治，是西方人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换言之，中国过去实行自由主义。但经过长期的实践，终于证明，这些个人和自由主义不能更好地凝聚人心，把这么一个大国融入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社会，这只能靠儒家思想来实现；换言之，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在玩个人自由主义等东西。
有人认为，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一种崇尚良心的文化，而是一种追求财富和地位的文化。以周礼之名，就是维护社会秩序，说白了，就是规范社会底层不侵犯上层享有繁荣特权的制度。这种文化一方面使所有人都能遵守这一秩序，另一方面使所有人都能暗自决定积蓄力量，等待机会突破这一秩序，真正享受生活的财富和尊严。总之，中国文化缺乏起码的人格平等！正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周礼崇拜，加剧了这种不平等。
用道家思想治国。除非你一个皇帝能抵得上满朝文武。你能一挑五。不需要队友和小兵。你就能守住水晶。
安贫乐道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欲望随着人能力的提升而扩大。欲望才是人类进步的源泉。道家清心寡欲。比儒家更看不上奇巧淫技。甭失望它提高生产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