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户发了
安徽凤阳的十八户农民把地分了不久，城里的个体经济开始萌芽，并且得到迅速发展。最初，从事这一经济形式的主体，多是劳教释放人员和城市待业青年，做的都是零敲碎打的小买卖，所以，他们常常遭到人们的白眼。不过，从“个体户”到“万元户”的称谓转变，有史以来第一次动摇了那些国家正式职工对于自己体面职业的信心。
兼职赚了
与广州最早出现靠体力或关系兼第二份工的“炒更者”有所不同，“长三角”那些凭借自己的专业技术，在本职工作之外拿高薪的“星期六工程师”，可能是促成国家出台一系列允许国家公职人员兼职政策的关键因素。兼职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的人才观念，此外，因为兼职，中国人的休息时间越来越少了。
下海疯了
以前，人们对“好工作”与“坏工作”的区分原则，跟收入的多少没有多大关系。当人们意识到收入是考核工作价值极为重要的标准时，下海经商做“倒爷”便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风起云涌，个人开公司之风大热于天下，创业的观念开始融入很多中国人的个人理想。虽说大发的人不如想象的多，但人们彻底修改以往对于职业的评价，经商被视为最好的职业，商人成为时代英雄。
工资浮动了
铁板一块的工资，在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分切成相对固定的基本工资、职务津贴和浮动效益工资等几块。工资结构的变化，至少让人们明白两个道理：每个工作者的能力是有差别的，能者自然多得；干多干少是不一样的，多劳者当然多得。平均主义观念得以动摇，竞争观念得以强化，大锅饭不砸自破。尤其是当浮动效益工资超出基本工资时，内地人的工作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起来。
告别单位了
单位对于内地人不容置疑的重要性，因为停薪留职的出现，开始弱化，进而瓦解。这一曾在有限范围内实行的弹性制度，反映了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中的务实、谨慎和尴尬状态。尽管如此，从停薪留职到后来的聘任制，内地人艰难地完成了由“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身份转变。调换一个工作单位，不再是由一个生死攸关的公章决定，人们对于工作开始有了更多选择权，随后实行的公务员制度改革，更使中国的劳动人事制度趋于完善。
铁饭碗砸了
以前，一旦获得工作，便可以高枕无忧地把一份工作守到退休。后来，人们发现，工作有了还可能丢，丢了还可以再找。对于社会主流人群而言，失业不再是天大的不幸。弱势人群失业后，政府会营造新机制，使之再就业。辞职、应聘、跳槽……人才市场、职业中介，作为一个行业，方兴未艾。
不包分配了
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改革，加速了人才作为一种社会资源的市场化进程。双向互动选择的必然结果是，大学生成为内地职场第一批高素质的自由人。只要你有能力，工作是可以挑选的；作为一个被挑选者，你必须面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和竞争的考验。在获得自由的同时，相应承担更大的压力，中国人的职业意识更加职业化。
外企进来了
外企的进入，对于普通白领而言，是实现稳定高收入的最佳机会，外企是提升他们职业素质、专业视野的绝佳渠道，是拓展其人际关系、提高其身价的新途径，是获取身份优越感的重要条件。外企影响力的日益增大，使白领身份具有更多的国际化色彩。
MBA火了
作为一种舶来的教育模式，MBA让很多人明白，这是一张与其它文凭不同的文凭，它是职场中少有的可以直达企业管理层的快车票，又是重新编织高级人际关系网的重要资源。如果说本科教育使一个大学生变成职业人，MBA则使他精英化。尽管MBA今天有点过剩、有点注水，至少大家希望它是真的。
自由职业者出现了
自由职业者将自己从被动的雇佣关系中解放出来，以一个独立的供货人身份，把工作中的各种关系还原到最简单的地步，自己成为彻头彻尾的工作游击队员。自由职业者对自己的能力有着充分的自信，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不休息，也可以不工作，他们把工作和生活的距离拉近到几乎为零的程度，自由职业者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再也没有人逼着你退休了。
追问想问一下，未婚先孕在八十年代算大事么？会招人白眼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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