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是文学上「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时代，我们说的“建安风骨”就是这一时期的文人特质，曹植作为建安七子之一是其重要代表。
内容上，建安时期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这都在曹植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形式上，三曹完成了由乐府诗向文人诗的过渡，并且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史上的正统地位，其中，曹植的探索范围尤为广阔，在七言诗发展上作出重大贡献。建安时期诗歌逐渐与音乐分离，因此在诗歌声韵上，曹氏父子也作出了承前启后的典范作用，比如曹植的许多诗歌声色和美，读来朗朗上口：“绿萝缘玉树，光曜粲相辉。下有两真人，举翅翻高飞。我心何踊跃，思欲攀云追。”后人评价“平仄妥帖”、“八音朗唱”。
思想气质上，司马门事件是曹植一生的转折点，从前期优裕富足到后期的悲凄晚年，他作品中渗透了丰富的忧患意识，到相比其父曹操“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的苍莽悲怆的忧虑，曹植的的忧患意识表现出一种从天下之忧向个体“本我”之忧的转变，其人格体现出儒道互补的特质，更加细腻敦厚，更富个性，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气度与精致并存。
在建安文学中，“三曹”为诗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具有鲜明的文学个性。
曹植的诗，应该要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限，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为歌唱他的理想抱负，有着乐观向上的精神和浪漫的情调。比较典型的是《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后期的诗歌，表达的是由理想与现实所激起的悲愤
比如自己和朋友受到的迫害《野田黄雀行》
比如自比思妇、弃妇表白心迹《浮萍篇》、《美女篇》《种葛篇》、《杂诗》
比如述志诗，依然是《杂诗》：
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
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
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比如游仙诗，这个就比较多了《仙人篇》、《五游咏》、《远游篇》、《升天行》
还有辞赋、散文，《洛神赋》是建安时期抒情小赋的代表作品。
关于三曹与五言诗的关系，首先，曹操的诗歌是继承了汉乐府的特点，现存二十馀首，无论是内容和写作方法都与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一脉相承，他的乐府诗主要描写的诗本人的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
曹丕，现存诗四十首，他的诗更加致力于个人情感的抒发，在语言艺术上，曹丕的诗风格清丽，音韵和谐，在艺术形式上，他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都有。
曹植，在三曹中，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人。他的诗歌现存九十馀首，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既继承了《诗经》、《楚辞》、乐府的风格，又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关于评价
钟嵘《诗品》说：”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谢灵运评价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曹植的诗歌受到后人推崇，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文采富艳，二是因为他对五言诗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三是他的不幸身世引起后世文人的认同。
五言诗在曹植手里可以说是真正的发扬光大，曹植之于五古，正如杜甫之于七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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