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商帮
福建商帮以海商为主。它初兴于晋唐，经过宋元时代的发展，明清时期发展到顶峰。
福建背山面海，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唐末，陆上“丝绸之路”衰败，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除了广州，福建泉州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由宋末至元，泉州地位甚至超过广州，被誉为当时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
明朝，政府实行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民间片板寸货不得入海，走私商贩遂逐渐兴起。由于与欧洲海商海盗的竞争，更由于要应对来自背后，也就是中国政府的高压与严禁，所以福建商帮也意味着武装商帮。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很不满意，中国政府规定他们十年一贡，每次船不得超两艘、人员不得超二百，虽然他们经常找各种借口超限上贡，但远远满足不了正常的贸易频率，于是中日商人互相结合，不让做生意，就给你们骚扰，政府不问清红皂白一律称他们为海寇、海盗甚至倭寇，于是中国诞生了戚继光等抗倭名将。其实，如前所述，他们大都不是什么寇，无非是争取贸易自由的商人而已。所以倭冠在东南沿海此起彼伏，浙东消停了，福建起，福建消停了，广东起。嘉靖四十三年（1564），倭患大致消除。在一些官员的建言下，隆庆元年（1567）政府终于开关，准许商民前往东西二洋贸易互市。虽然规定商人下海必得向政府申请引票，且在船只数目、贸易地点、人员货物等方面都有限制，对日本倭奴更是严格禁绝，但毕竟由非法的地下状态走向了公开的正常贸易，所以福建商帮大大发展，而且发展出了专门针对日本的犯禁商帮，如著名的郑芝龙集团（郑芝龙甚至娶日本女人为妻）。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接受了明朝政府的招抚，并借这种优势吞并了其它商团，建立了海上郑氏王国，福建乃至东南沿海各省所有海舶船只，没有郑氏令旗，不得私下往来，每过一船得交保护费，每年收入达千万。可惜好景不长，江山易主，满清入关，郑芝龙之子郑成功反清，后退守台湾，政府执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福建商业遭遇沉重打击。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统一台湾，郑氏余脉不存。康熙二十三年（1684），福建泉州衙口人靖海侯施琅等群请开放海禁，为朝廷所采纳，并在厦门设立海关，福建商业元气渐渐恢复，厦门也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性的对外贸易港口。只不过，过去的时光不再来，东南海上王国已被西欧各国的东印度贸易公司所掌控，福建商帮再也恢复不了明朝时期的荣光了。特别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优势渐渐不再存在，伴随着这种逆差蜂涌进中国的，还有一种新的走私品：鸦片。于是福建商帮里多出了一个群体，鸦片走私商。
（七）洞庭商帮
洞庭商帮是成形于太湖中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的商人集团。洞庭东西山位于今苏州市西南，原是太湖中面积最大的两座岛屿，由于泥沙淤积，东山的东北现在已与陆地相连。东洞庭一名莫厘山，一名胥母山，因在洞庭山之东，故明时始称东洞庭。西山古称林屋山，又称包山、禹迹山。
当时的洞庭两山处于太湖之中，对外交通全靠水路，老弱妇幼皆善操舟弄戈，加上太湖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明朝谚语云“太湖熟天下足”，除了粮食作物外，其它物产也高度商品化，所以洞庭百姓占有先天的商业优势。明时，洞庭商帮兴起。冯梦龙《醒世恒言》中说：洞庭“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因此当时也有“钻天洞庭遍地徽”的谚语，可见势力之盛。洞庭商帮活动的主要区域有：第一运河沿线，这个区域又可以分为两块，即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以南地区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北方地区。第二，长江沿线，此乃洞庭商帮最为活跃的一个地区。第三，通商口岸上海重镇。鸦片战争之后，在长江沿线与运河沿线活跃的洞庭商帮就开始转战上海了，特别是太平天国之乱加重了这种转战。他们或者充当外国银行和洋行的买办，或者自己开办钱庄和银行，当然也经营自己的老本行丝经和丝绸业，同时经营洋纱洋布业，甚至开办工业企业，开始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换。
（八）江右商帮
古时，“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所以明清时期多将江西称为江右，江西商人，则被称为“江右商”或“江右商帮”。
两宋时期，江西就是经济发达地区了。但是经济发展也会伴随一些弊病，一是人口增长过快，二是官家赋税严重。所以明朝时期江西人口外流严重，其中一部分转而成了商人，所以江右商帮的特点是人数众多，操业甚广，活动地区广泛，资本分散，渗透性极强但竞争力较弱，小商下贾极多。时人曾拿徽商与江右商做过比较，说：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也说明了江右商帮多从小本买卖起步的特点。
江右商帮经营的行业有：粮食业、茶叶、瓷器业、布业、纸业、木材业、烟靛业、盐业、典当业、书业、杂货业等。
鸦片战争后，江右商帮优势不再，走向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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