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眸:勃兰特是怎样跪下的

如题所述

维利·勃兰特的历史认识勃兰特曾说“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作为一名德国人和德国政治家,勃兰特不回避德国在二战中曾经犯下的罪行。勃兰特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法西斯德国在波兰的大屠杀,“从1939年9月遭受突然袭击时起,到恐怖令人战栗地结束时止,波兰一直担惊受怕,这是单纯的数字所无法表达的。波兰人民付出六百万人的牺牲———这一数字几乎包括它的全部犹太居民。在波兰的土地上,发生了大规模灭绝犹太儿童、妇女和男人的事件———仅在奥斯维辛就杀害近四百万人。”1970年12月,勃兰特访问了波兰,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在与波兰签署联邦德国与波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纲领性文件———《华沙条约》后,勃兰特在电视讲话里说,“象奥斯维辛这样一些名字还将长久地为两国人民所牢记,并将提醒人们,人世间是可能出现地狱的;我们曾亲临其境。然而正是这一经历迫使我们决心抓住未来的任务。逃避现实会制造危险的幻想。对这项条约、对和解、对和平的肯定,是对德国全部历史的信奉。”1973年6月,勃兰特访问了以色列,成为第一位访问以色列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以色列的亚德瓦谢姆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念《圣经》。勃兰特称“耶路撒冷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我最后一个重温过去的地方。……然而耶路撒冷却是最重要的一站,因为它完整地体现了我们黑暗的过去。它要我们承认作为德国人的责任。”勃兰特尊重人民,并与人民站在一起。在谈到战后是什么力量使自己从挪威回到德国时,勃兰特说:“不是祖国征服了我,而是人民,是经历了专制、战争和崩溃之后又试图在自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生活的人民。是的,是人民使我重新成为德国公民,是他们每个人那种惊人的工作热情,是他们那种完成任何工作的能力,是他们那种相互帮助的精神。”二战结束后,德国被大国一分为二,并且处于美苏两大阵营的最前沿。联邦德国建国后的阿登纳政府采取倒向西方阵营的做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西方的对抗局势。为了给联邦德国营造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勃兰特顺应民意,积极推动“新东方政策”,推动与东方国家的和解。勃兰特为此不惜牺牲个人尊严,做出了举世震惊的“华沙之跪”。勃兰特称“华沙之跪”也是要与人民在一起。“我下跪并不是因为我认罪,而是因为我想和我国人民在一起,也就是说和这样的人民在一起,他们当中也出现过犯有骇人听闻的罪行的人。那个举动不仅仅是针对波兰人的,而且也是针对德国人的。……因为许多人,甚至太多的人需要排除孤独感,需要共同承担这个重责。”勃兰特认为,虽然不能把罪过归于所有德国人尤其是战后的德国人,但并不说明德国人对那段历史毫无责任。尽管勃兰特称自己对那段历史“问心无愧”,“把罪过归咎于我国人民和我这一代人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对的。罪过只能由某个人去承担,绝不能让人民或下一代人去承担”。但是,勃兰特同样强调,自己和其他德国人对纳粹上台负有责任。“尽管我很早就离开德国,尽管我从来没有支持过希特勒,但用句委婉的话说,不能排除我应负一定的责任,或者称为连带责任。……我们应该自问:希特勒为什么能掌权?应该回答这个问题,这不仅因为有千百万人愚蠢地追随他,而且还因为其他的人都未能制止他。”作为政治家,勃兰特不仅自己能够正视历史,而且有勇气代表本国人民为历史负责,打开与东方国家的和解之门,其主要做法就是推行“新东方政策”。勃兰特说新东方政策的目的在于探索同东方达成“妥协和和解”。“新东方政策”的重要一环是缓和与波兰的关系。为此,1970年12月勃兰特访问了波兰。勃兰特称自己的华沙之行是不得不代表自己的同胞“去接受一次历史的考验”。勃兰特称自己对“华沙之跪”这个行动“并不感到差耻”,“在德国最近的历史的重负下,我做了当用语言无法表达时人们会做的事情;我以此来悼念千百万受害者”。谈到自己1973年6月的以色列之行,勃兰特称其以色列之行“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新德国的代表”。耶路撒冷之行“要我们承认作为德国人的责任。它告诉我们,我们过去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应该忘记或抹掉”。对于在亚德瓦谢姆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念《圣经》一事,勃兰特称“就像在华沙时一样,我对自己说不能仅仅面无表情或激动地献一个花圈完事。……我想有所表示,不愿意无动于衷。我反复地对自己说,应该有个举动,它对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有利,为未来打通一条道路。”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