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剑老师离开我们有10多天了 。
定剑老师是一名普通的大学教授，但他更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他用生命为实现与维护民众权利而不懈努力，他用生命全力推动国家进步，他一生所致力的是真正关系到我们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这些天来社会公众以各种形式的强大民意表达，充分展示了对他的高度肯定与敬意，其中也包含了我对定剑老师深深的崇敬。在没有认识定剑老师前，我是他的理论“粉丝”；自打结识定剑老师后，他的理论思考、实践探索乃至他的意志品格、心胸境界一次次地震撼着我。在他生前，追随着他的事业；在他离去后，为他未竟的事业继续奋斗，这是我们许多学界朋友的共同意愿。
在定剑老师身上，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品格与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的社会责任感融合一体，并贯穿于他全部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由此，他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理论研究上作出独特的贡献，被称为研究“中国人大制度第一人”，在他逝世后，许多人评价他将是进入中国宪政历史的历史性人物。我以为这样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 人民民主权利必须依靠宪法的有效实施。定剑老师认为，“宪法保障人权的规定，如自由、平等、人格尊严等，应视为全部法律秩序的基本价值或目标。”他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宪法是拿来用的”。他研究宪法不是书斋里的文本考据，而是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真问题：反对就业歧视、制止对居民土地房产的低价强征、呼吁对乙肝病毒携带者提供权利救济、努力促进村民自治、推进司法改革等等。定剑老师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始终紧紧系于解决当今中国社会公民尤其是弱势利益群体的权利保障和实现上：
2003年他身为局级官员，公开支持三位博士生为孙志刚事件而提出的违宪审查立法建议，在他和一批学者的鼎力推动下，尽管没能促成我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但全国人大也以废除旧法代之以新法而在保护人权上有了进展。他坚持不懈地为反对就业歧视而努力，清华大学李盾老师曾经回忆说，定剑老师邀请多个部门的诸多专家参与研究，共同完成了《中国就业歧视现状和反歧视对策》等100余万字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自2005年以来，他组织学生深入社会，在招聘会现场进行宣传，开展地方人大反歧视立法培训，和《法治周末》、《南方周末》等一起推进记者的反歧视报道培训，至2008年、2009年、2010年又持续进行大学生就业歧视现状和公务员招考中就业歧视现状调查。2010年9月，蔡定剑重病之中还主持召开了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妇儿工委、全国总工会、最高人民法院和大学、研究机构及民间组织参加的“推进就业机会平等经验和方法讨论会”。
定剑老师认为民众权利的实现不是谁恩赐的，而是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争取得来的。为此，他深入研究公民参与的理论与实践，并把推进研究与解决问题紧密结合。就在他去世前20 多天，他还拖着已经非常虚弱的病体，于10月26-27日发起并参加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废旧立新研讨会，他以超出常人的意志忍受着病患的巨大痛苦在会上做主题发言，积极倡导拆迁决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法治的实质是依法治国。宪法要能在实际生活中保障和实现人权，就必须使民众能管住公共权力。他曾经说到在党的十三大会议前后，他参与进行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地调研和理论研究，而那段经历使他更加致力于从中国实际出发推进宪政建设。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若得不到真正落实，只能称为“法制”，难成“法治”，而“法制”在古代即有。以实行宪政管住公共权力，这是定剑老师的一贯学术思想。多年来他做了多方面的努力。
首先，他高度关注基层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的实践发展与立法完善。 1987年定剑老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任职时专门为村民自治问题奔赴各地，直接向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调查，他们撰写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很大反响，直接促使《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顺利通过。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行后的情况表明，法律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定剑老师为此作出了大量的努力。2009年他由民革中央主办的中国新农村法制建设论坛上，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尽快制定专门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更好细化和完善选举程序。 2010年1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草案向社会公布并征集建议后，他与张千帆老师共同主办了一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学术研讨会，并提出了重要的修改建议。
其次，定剑老师认为管住公共权力的一个可行之策就是管住政府的钱袋子。人民要实现监督、制约，公共财政就要透明。定剑老师来在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后多方呼吁，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要重视推进政府公共财政预算透明问题，而且他发动和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地方人大的同志一起参与这项工作，并选择上海闵行区等地率先试点。同时，他多次拖着病体到各地开展读懂政府财政预算报表的知识培训。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勉强支撑着听取他的助手对12月初广东培训会议准备情况的汇报，并对工作提出要求。
第三，在人大制度框架里管住公共权力，就需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定剑老师高度支持地方对完善人大代表职权、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的改革探索。从关注人大代表的民主竞争选举、研究现行人大代表制度的缺陷到推动人大代表法的修订，定剑老师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与努力。他已经是病情非常严重，体力严重虚弱了，他还与张千帆老师共同主持了人大代表法修订的学术研讨会议，并且把各位学者的意见都进行了仔细收集整理，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 定剑老师一生致力于推进中国的民主宪政事业，他深知这是必须理性推进的艰难历史进程。一方面，他秉持理性思考的态度，反对片面激进的情绪化做法。他在不同场合都强调过，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在执政党既有领导之下，充分挖掘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制度在发展民主政治上的潜力，拓展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空间，通过改革完善人大制度，推进宪政建设。
在对民主政治的推进中，定剑老师更是不屈服于权力的威势，敢于直言真知灼见。为了推进民主宪政，定剑老师于2007年组织召开了“十七大与中国政治发展理论讨论会”； 2008年主持召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十年反思与前瞻研讨会”；2009年主持召开“中国宪政前景理论研讨会”。定剑老师是一个当之无愧推进中国走向宪政的研究者和行动者。 人们把定剑老师看做是一个对民主和宪政孜孜以求的学者，认为他身上最突出的品质是支配他一生的自由精神。我以为，定剑老师追求的并非是个人自己的小自由，而是社会民众权利实现与保障的大自由。他从小所经历的农家艰苦，使他深深体会到自由与权利对中国普通民众之宝贵之重要。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大家纷纷展示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定剑老师给大家展示的是一张斑驳破旧的照片，他说这是他的小学毕业照，也是他的第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伴随他一生，见证了他一生。当时我们一群中外朋友在一起，他动情地回忆起自己小时候6、7 岁就在稻田里干活的艰辛，讲他每天走很远的路去上学。他从没有忘记自己是底层出来的，他对底层民众始终有着深厚的犹如自己亲人般的感情。也正是这感情使他对宪政民主的研究，不是侧重于学究类的经典考据文本研究，而是始终带着深切的现实关怀，针对现实中的问题研究思考，因为宪政民主中现实问题的背后实质都关系到民众权利的保护与实现。
为了底层民众，任何一点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他都倾力亲为。定剑老师邀我一同去开个小会。这个会不是学术会议，而是他为改革遇到阻力的一个贫困乡镇寻求发展帮助而专门开的小会。发展要有资金有技术有项目，定剑老师是学者，这些方面的资源他一无所有。他与这个乡镇的干部素不相识，他本可以不管这个事。可是这个乡镇的干部慕名辗转找到了他，他就把乡镇的事背起来发动他的朋友们。为了让这个贫困乡镇的干部能到北京来，定剑老师甚至替他们解决了来京的全部路费和住宿开支。为了能开这个小会，定剑老师多次打电话向朋友们求助。
正是因为定剑老师始终把情感和理论研究与社会进步民众利益紧紧系在一起，所以他以博大宽宏的心胸团结一大批不同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问题。定剑老师对所有学者作出的贡献都给予高度评价，他曾经告诉我，他在研究公共财政预算监督问题时，对财政理论很不熟悉，是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老师帮助他解决了这个问题。许多学者都提到，尽管在研究中学者们各有不同见解，但定剑老师是博采众长、广泛采纳各种意见，因此许多学者都是因某个具体研究而与定剑老师认识，但从此结下了长期的友谊，形成了长久的合作。因此，他在社会学术界里是难得的有着很大亲和力和广泛号召力的人。宽沟会议上，定剑老师组织了国内法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历史学界、经济学界一大批最优秀的学者共同研讨宪政民主问题。
“立德、立言、立行是为不朽”，这是中国文人古来至今的不绝追求，只有把个人生命完全献给社会进步的人才能最终达至这样的境界。定剑老师做到了，人民在自己的心中为他竖起了丰碑。所以，在那个寒风凛冽的早晨，有1000多人自发地赶来为定剑老师送行，他们来自深圳、哈尔滨、郑州、天津、上海、四川山乡，为他送行的队伍缓缓前行绵延不绝，有维权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有维权的反对土地强征房屋强拆者、有不知名的与定剑老师素未谋面的网民、有来自黑龙江的想报考定剑老师的博士生而还没有来得及报名的学生……。所以，目前正在开展的感动中国人物的评选活动中，祖国各地的民众自发地在新浪网和中国网络电视台网站上为定剑老师投上自己的选票……
定剑老师远行了，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他的未竟事业，我们还活着的人当努力继承。我们唯一能告慰定剑老师在天英灵的，就是把定剑老师为之奋斗的事业继续推向前去。
“每一步追求都是为了自由”
蔡定剑的人生脉络并不复杂。1975年他是福建沿海的一名边防军人，1979年成为中国政法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复校后的第一批学生，1983年分配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1986年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2004年起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名学者。
“他说自己的每一步追求都是为了自由。”张乐伦说。蔡定剑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军队而选择离开，尽管那时几乎没有比军人更令人称羡的职业；他离开机关，“因为学校思想与研究空间更大”。
蔡定剑进入最高立法机构时，正值中国恢复民主法治。他在全国人大的前同事、现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蒋劲松说，当时已攻下北大法学硕士的蔡定剑，是“起点较高”的年轻人，担任研究室政治组组长，颇受重用。1987年，蔡定剑负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的调研工作。
曾任研究室主任的程湘清回忆说，虽然中国的第一部监督法直到2006年才出炉，但是，蔡定剑率政治组起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执法检查的若干规定》在1992年已获得通过。
这一年，36岁的蔡定剑出版了自己最重要的代表作《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成为人大系统和法学界知名的“学者型官员”。此前，从未有人对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做过系统论述。“在机关里，能踏实研究问题的人不是很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主任吴高胜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充分利用了得天独厚的条件。2002年，蔡获评“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
蔡定剑的名字吸引了更多的公众注意，是在2003年。他组织一些人大官员和学者所作的《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发表，直接介入民主政治最核心的议题。
当时，孙志刚案震惊全国，作为一名在职官员，他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观点，支持三位北大青年学者提出的违宪审查。
2003年最后一天，这位“学者型官员”正式告别全国人大，回到母校中国政法大学执教。妻子刘星红说，蔡定剑回归学术的想法，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末就有了。
“他比官员更理想，比学者更务实”
蔡定剑原本打算去北大，后因故未能如愿。后来，北大聘请他担任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
“他与纯粹学院派的学者不一样，他讲的道理往往是简单、直接的，他用的文字是明白、流畅的，而仔细读他写的东西，会发现都带有很深的感情。”时任北大法学院院长、现北大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03年9月的一天，乙肝病毒携带者浙大学生周一超因刺杀人事干部被判死刑，网友发起一项1611名公民的联署行动，要求对全国31个省份招考规定进行违宪审查。
乙肝患者维权网站“肝胆相照”版主“小谷子”给当时的官员蔡定剑打电话，得到了他的鼓励和支持：“公民的口袋不能随意搜查，公民的身体怎能随意搜查？”蔡认为，体检、党团员身份要求甚至“干部年轻化”口号，都可能涉及歧视，而这些人们往往意识不到。
2004年6月，蔡定剑担任所长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宣布成立，当天同时启动了“反就业歧视国际法律合作”项目，至今仍在继续。
在每年评比中，宪政研究所的“横向课题”总列前茅。实际上自创立起，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一度只有一个固定的研究人员——蔡定剑自己。2008年1月起，刘小楠加入，成为蔡最稳定的工作伙伴。
宪法研究所课题繁多，但最主要集中在反就业歧视推进、公共预算改革和公众参与三大议题。刘小楠说，蔡的一个未完成的设想是，希望组织师生，一个人专攻一项公民宪法权利，再结集成书。“他认为，国内宪法学者对国家权力研究得多，但对公民权利研究得少。”
蔡定剑希望，通过一个个具体项目，推进解决实际的制度问题。他一直关注宪法司法化和私法化。“他有一个重要的理念是宪法是拿来用的，他一生努力的立足点，就是如何把宪法变得更有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说。
2013年1月，蔡定剑抱病联名20位专家学者呼吁取消高考中的乙肝歧视，一个月后，各地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取消乙肝检测。紧接着，他又将《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发往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家法室副主任武增说，他们收到了蔡的法律草案。“他认定一个目标，就一直坚持。”她说，虽然一些法律进入立法程序尚需时日，但蔡的执著令她感动。“他比官员更理想，比学者更务实。”
武增说，因为蔡定剑在立法听证方面的项目推动，这项制度得以在全国许多地方陆续推广开来。
上海市闵行区人大财经委主任顾宏平称“蔡定剑是个伟大的人”。2007年起，蔡联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一起，在宪政学者孙潮担任一把手的上海闵行区进行公共预算改革。设计者的创想，让顾宏平眼前一亮，比如，设财政预算初审听证会与人大代表修正案两道“关卡”，保证了监督终可真正落实。
2013年6月，蔡定剑仍坚持飞往上海，讨论改革推进事宜。
“每个人都是改革的推动者”
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蔡定剑，总是“朝气蓬勃的样子”。此次病重，他不让客人到病床前探视，坚持梳理整齐，坐到客厅沙发上接待。刘小楠说，“他爱美”，喜欢旅游和拍照。之所以经常选择香山饭店开会，是因为那里风景优美，饭店则是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在中国大陆仅有的几个作品之一。
蔡定剑是公认的完美主义者，他的儿子蔡克蒙认为他是一位严父。学生很难得到他的高分，而工作伙伴和助手，则已习惯他的认真性格和从未有当面的表扬。
“他几乎没有对什么事情很满意，”刘小楠说，“每一步每个细节都要跟他报告。”几乎每次会议，蔡看过会场之后都要重新摆放。去世前几天，他还突然问起广州培训的用车问题，尽管此前他已正式委托四川大学教授周伟代为主持。
蔡还喜欢较真。比如，他明知空姐餐车里没有桃汁，依然说“我要桃汁”，并要求看意见簿。“不是故意为难，他觉得航空公司应该为旅客提供多样化服务。”他的外语并不好，却在美国为一个劣质电话卡打起小额诉讼官司。到新加坡旅游，他又把强制购物的导游给告上了法庭。
“小额诉讼怎么执行，法学院是不会教的。”蔡的律师妻子刘星红说。蔡曾撰文认为，治安法庭、小额诉讼是国外行之有效的经验。
较真也是蔡定剑的学术和工作态度。在合作闵行改革时，他曾就财政问题与财科所的专家辩论过。他也不止一次就新闻报道问题与熟悉的记者辩论，“但是第二次采访他时，他好像已经忘了。”一位法治记者说。
“比较笨，比较拙，不会讨巧。”刘星红的外甥女吴薇这样评价姨父。然而无论人大机关前同事或是学界同行，都认为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总能把不同的人凝聚起来”。
作为立法机关官员，吴高胜和武增经常参加蔡定剑组织的研讨会。武增说，蔡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人”。“他的人品正直，很有正气，”吴高胜评价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民主法治”。
每年全国“两会”前，蔡定剑总会召集专家记者谈预算。12月4日普法日，蔡会在高校作普法讲座。“每个人都是改革的推动者。”他说。
去年底，蔡定剑主持召开“中国宪政前景论坛”，论坛发言被集结成书，题为《走向宪政》。11月19日，书的另外一位编撰者、中国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带着样书到医院，此时，蔡已拿不动书，放在胸膛反复抚摸。
2013年11月23日下午，在中国政法大学为蔡定剑举办的追思会上，他的同事王人博说，“研究宪政的人有，以宪政为业的人有，但像蔡老师这样，像一位虔诚的教徒，以宪政为自己的信仰和信念的，只有他一位。”
蔡定剑23岁的儿子蔡克蒙在父亲的影响下成了“宪政爱好者”。他在北大法学院念完本科后留学法国。在追思会上，他说，“如果有一天我到父亲陵前扫墓，我希望我能烧给他一张选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