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此前各节，按方法类别和工作空域，对20世纪我国物探的方法发展、技术进步分别作了回顾。众所周知，物探工作的水平和效果，不仅取决于各单一方法的技术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若干物探方法的合理组合，以及物探和地质、化探、遥感、探矿工程等有关学科工种的有机配合。这种组合和配合，又需随具体任务要求、目标特点、地质地理环境及其他主客观条件而异，其运用在我国也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它也是我国物探方法发展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金属矿领域物探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三宝（磁法、自然电场法和电阻率法）齐放”到80、90年代的“模式找矿”“优化组合”，就是这种发展进步的一个侧影。实际上，我国物探在其发展初期已及时对这方面以充分重视。和国外相比，在各领域的这些有效综合应用正是我国物探技术的一个优势方面。对此，本书第三章将按各应用领域分别作具体论述。
作为本章的结尾，这里仅在此前各节基础上，对20世纪我国物探技术进步历程，作一综合性概略回顾。我们认为，这个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有不同特点的阶段。
1.1949年以前——启蒙初创
1930年至新中国成立的十余年中，我国几位物探学科先行者和物探事业创始人从西方国家带回了有关技术和少量仪器，在几处油田和金属矿上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除后期的重磁普查项目外，其他基本上都是工作量很少的实验性工作，试验或使用过七种简单的物探方法。这是我国对物探由不知到有知，从全无到初有的启蒙时期，它为新中国成立后物探的快步发展作了重要思想和技术准备。
2.1949年至1959年——快步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物探即被作为一类重要勘查新技术在我国获得优先发展。当时国家向原苏联学习的方针政策和一批来华原苏联物探专家的直接指导帮助，为我国一批初出茅庐的物探工作者较快掌握多种重要物探方法技术提供了有利条件。短短数年中，已经有涉及全部七大类的三十余种物探方法（按本书附件二的分类方案，后同）在我国勘查工作中使用，其中包括属于当时国际先进技术的航空磁力和航空伽马测量。在主要是学习、掌握、使用的同时，我国物探工作者也开始了某些有关研究工作，并取得一些初步成果或进展。
仪器是物探技术的关键组成部分。我国这段时期除购得很少西方仪器外，主要是从原苏联及某些东欧国家引进了它们生产的多种物探仪器设备，有些达到相当大数量。与此同时，也积极组织力量，仿制并批量生产了其中某些型号，并开始设计生产自己型号仪器。这一时期我国参与仿制和研制物探仪器的工厂和科研单位已有十个左右，其中包括石油、铀矿和地质部门初建的三个专业工厂。按本书附件三的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我国共生产了仿制型号及自己型号的野外用物探仪器约三十种。这些引进的和国产的仪器设备，为这段时期我国物探队伍大发展提供了基本物质保证。
总的说，这段时期我国物探工作者主要还是在努力掌握更多的基本物探方法技术。虽然就事业发展而言这也属技术进步，但在技术层次上主要还是面的扩展，尚非质的提高。
3.1960年至1978年——全面提高
众所周知，这一时期是我国的多事之秋，也是我国物探事业一段起伏曲折的历程，特别是队伍建设和勘查工作发展方面。技术进步也受到一定影响和干扰。
20世纪60年代初来华帮助工作原苏联专家的撤回，使我国年轻的物探队伍失去了可贵的技术外援。但另一方面，它促使我们进一步加强了自己在物探方法技术研究开发方面的力度，同时也使我们摆脱了“一面倒”学习原苏联的局限，加强了从西方国家引进物探技术的工作。实际上，整个这段时期，我国物探工作者在强调“自力更生”精神的同时，完全没有“闭目塞听”，而是更广泛关注国外物探技术发展动态，千方百计收集介绍国外有关技术资料。我们还通过各种渠道，陆续引进了西方国家多种比较先进的物探仪器设备，其中包括模拟磁带地震仪、多种电磁仪、船上重力仪等等。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际政治环境有所改善，更及时引进了一些数字化物探仪器设备及大型计算机。这些技术和仪器设备的引进，对我国物探技术进步起了重要作用。
通过这段时期的艰苦努力，我国物探技术有了明显和全面的提高。
其表现之一是掌握使用的方法种类显著增多。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已达到九十余种，为20世纪50年代末的三倍。表现之二是许多方法在技术层次上有重要进步，其中包括高精度重力技术，短导线激发极化技术，模拟磁带、数字磁带和多次叠加地震技术，初步配套的全自动测井技术等等。在地面物探技术发展提高的同时，航空、海洋、地下物探技术也有较大发展。数据采集和处理反演的数字化也有了良好开端。
我国物探仪器设备研制生产力量和水平大幅度增强。地质、石油、煤炭、铀矿等部门建立和发展了一批物探仪器骨干工厂，总数达十五个。有三十余个物探科研、教学、勘查单位及非本专业工厂从事或参与了物探仪器的研究、开发和生产。按本书附件三的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国产各种型号的野外用物探仪器（不包括配套设备）已有二百五十余种。值得自豪的是，这段时期我国野外物探工作大量使用的新增仪器设备，基本上完全立足于国内。
但是，毕竟这一时期我国物探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还不理想，技术进步速度还不快。这时却正是在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的基础上国外物探技术快速升级换代的时期。结果是相对于同期国际先进水平，我国物探技术仍有较大差距，某些方面的差距甚至还有所增大。
4.1979年至2000年——走向现代化
改革开放为中国物探技术进步提供了空前有利环境。我国物探工作者不失时机迅速加大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最新仪器设备的力度。一些新的措施，如引进国外先进仪器设备制造技术或全套生产线，聘请外国知名物探企业来华提供服务、合办工厂公司或合作承担勘查项目等。通过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开发，大大加快了我国物探技术进步的速度，同时也显著加强了我国自己的研究创新能力，取得了许多适合我国特点具有自己特色的技术成果。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国家经济体制转轨和地质工作体制调整过程中，我国某些领域某些方面的物探工作遇到较大困难。在方法技术方面，则始终保持了快速前进的势头。
这段时期，我国在用的物探方法大幅增多，新增方法达八十种左右。更重要的是，新增方法技术起点高，原有方法技术也大多进一步更新升级。
我国由十余个大中型国营专业工厂主导物探仪器设备生产的旧格局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这段时期，出现了上百个不同性质单位，包括国营、民营，中型、小型，专业、非专业企业及科研、教学、勘查等事业单位参与物探仪器设备研制生产的新局面。其中大多数单位仪器研制生产能力规模小、水平高，产品转型灵活升级换代快，更适合现代物探技术发展需要。按本书附件三的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我国新研制生产的野外用物探仪器型号超过八百种，占建国以来国产物探仪器型号总数的四分之三。新增国产仪器大多实现了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
通过这一时期的发展，就我国主要专业科研教学单位及主力勘查单位生产企业所掌握物探技术而言，总体上已接近或达到现代国际先进水平。少数方法尚有较大差距，有些大型多功能高性能物探仪器尚需引进，有自主知识产权商品化应用软件系统研制尚较薄弱。更主要的是，不同部门、地区、单位发展很不平衡，不少基层单位技术水平低，仪器设备陈旧。
还应强调，虽然在若干具体方法技术方面我国物探有自己的创新性进展或成果，有的已达国际领先水平，但时至今日我国物探方法发展技术进步总体上还只是走过了一个跟踪、模仿、开发的历程，缺少重大的原始性创新。这固然和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背景有关，但也有管理上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对此，本书第四章将有简要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