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起来，核心的内容有3点。
1.文理不分科，实行3+3模式。
2.英语一年二考，增加听力。
3.二本三本合并，有的全部合并。
下面分不分谈一谈这，3点考试，改革方案。
这些政策大都会有一些正向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对他寄予的期望是对教育环境有一个改变的话，那么在看这些政策之前需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教育现在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需要怎样的改变。
实际上我们教育太多太多的问题需要改变，包括职业教育、教育经费、选拔体系、师资队伍建设、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贫困地区教育……然要说教育领域，争论时间最长，战线最广，争议最多的一个方面，恐怕就是所谓的应试教育。
但是反观我们的改革，我们宣传要在2020年形成一个中国特色的高考体系。嗯，我们舆论的理解就是高考要改革了，因为在以前我们说，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好像错就错在考试身上，错在高考指挥棒。那么我们对指挥棒进行的一个改革，那么是否意味着应试教育的局面可以得到突破呢？
答案是否定的。
综合素质不是“列为”考核范围就成了。
应试教育不是高考模式选择的，而是众人合成之势。
应试教育这个词，几乎是和素质教育这个词同时提出。最早见到素质教育是在1993年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所谓应试教育就是为了应对考试，而进行的一种教育。这种教育呢，由于他非常注重结果，有很强的功利性，给老师学生和家长都带来了不小的痛苦。所以人们说，高考指挥棒有问题，制度有问题。
但是，真的仅仅是制度的问题吗？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把制度改了，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吗？
实际上了解历史的话，你会知道高考之所以成为指挥棒不是制度的设计者把它摆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而是众人的需求和经验，共同把高考捧上了神坛。
高考在1978年前后恢复，1979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由此腾飞。在那个年代里，第一批获得大学文凭，甚至是大专文凭的人从农村走向了城市，摆脱了贫穷走向了富裕。这一段历史给我们的社会观念烙上了一个深深的印记，就是知识改变命运，或者更准确一点，学历改变命运。这个观念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80年代末，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一家只能有一个孩子，家长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风险之中。只有一个鸡蛋，当然要放在最稳妥的那个篮子里。再加上社会经济处于上升阶段，大多数家庭生活物质保障处于危险边缘。于是我们的宝贝蛋蛋们都去挤了那个走高考争学历的篮子。娃们不仅要上学，还要上好学上名校，所以高考的战斗，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打响。
所以应试背后，实际上是无数家庭对于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最终促成了这样的一个竞争趋势。这种局面并不是制度的设计者设计出来的。在国情相似的印度，和经济发展阶段相似的台湾，以及经济腾飞阶段的韩国，这种局面和中国非常相似。但是我们有中国特色，因为我们一家只有一个孩子，会加剧这样的竞争。另外我们的人口密度和强烈的文化观念，是这些国家不能比的。
教育在国家机器里，主要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就是所谓的教育本身的功能，培养人格，传授知识手艺，提升道德修养，丰富精神世界，把他造成一个独立之人。另一个功能是关乎经济地位分配的功能，通过对一个人能力的培养以及考核，对他进行不同的社会分工，以便对经济地位进行安排。但是因为，人们对后者的需求非常强烈，我们的育人的功能，会缺失，甚至会做出相反的事情。这样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
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僧多粥少的问题，人多饼小的问题。那么好，我们把饼烙大，粥煮多，就万事大吉了吗？恰恰相反。实际上并不是需求的扩张；人们对于经济地位改变的需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近几年甚至有萎缩的趋势；反而我们的教育“供给”正在进行史无前例地扩张。
90年代末有一个银行家向教育部提出一个意见，叫做教育产业化。从本世纪初开始，我们国家就正在进行积极的教育扩张。高考录取率从百分之二三十猛涨到70%，大学生规模扩张了数倍。表面上，这象征着我们国家文化事业的进步和公民素养的提升。然而这正是一个天大的饼大无害论。教育扩张导致的结果随着而来的就是文凭和学历的贬值。
如果以后应试教育有所缓解，一定不是这次改革的作用，这次改革对于应试教育来讲不得要领，小打小闹。如果你说改革就是要慢慢来的话，那么这个改革确实来的挺慢的。
教育这粥喝着人们郁闷，不是粥馊了，也不是粥多粥少能解决的问题，问题在于太多人以为这粥营养价值高都来抢，米饭面条又不靠谱。所以改革的话，一个是支持米饭面条，另一个是放开做饭权力，让做饭的专心做饭。加点芝麻小葱，对于缓解抢粥困局，恐是杯水车薪。